王缵绪（1885-1960）字治易，四川西充人。幼年受业于举人，考取秀才。1908年考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与刘湘、杨森同窗。毕业后从事军政40年，1928年任四川盐运使兼四川盐运缉私局长；1929年即创办重庆私立巴蜀学校；1932年任（刘湘部）北路总指挥、第三路总指挥，经多年奋战抨击并消除军阀混战，统一四川，利于了国计民生；1936年国民政府授予中将军衔；1937年任川康军事整理委员会委员；同年任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1938年（抗战初期）担任四川省政府主席；1939年底，他恳请辞职，重返抗日前线，因战功彪炳，1940年加任陆军上将军衔；1942年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1944年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1945年任陪都卫戍司令部总司令；同年当选为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1947年任重庆卫戍总司令；1948年当选制宪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代表，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武汉行营副主任、重庆行辕副主任、西南行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等诸多军政要职。自国共内战，他拒绝去台，于1949年12月25日，王缵绪率军起义，四川和平解放。1960年他在“反右运动”持不同观点，因揭露与声讨而赍志以殁，终年75岁。
——曾担任抗战初期的四川省主席王缵绪
1937年，卢沟桥事变。王缵绪担任川康军事整理委员会委员，他携长子王泽濬，统领第44军（编入第二十三集团军）开赴抗日前线，由川鄂大道出发东下，向宜昌集中，增援平汉铁路沿线。因战事需要，44军从第二十三集团军中抽出，与67军合编为第二十九集团军，王缵绪任该集团军总司令。
1938年1月20日，刘湘病逝。围绕谁接任四川省主席一职的问题，在中央政府与四川军政之间，四川军政与川系各派系之间展开了非常激烈而复杂的斗争。1月22日，国府任张群代四川省政府主席，遭到四川军政及各派系的强烈反对，并要求"收回成命"，并且在成渝两地组织示威游行，贴标语，散发传单，情势趋于紧张。1月25日，蒋急电召回正在前线作战的王缵绪飞汉商议政务；3月6日，王缵绪、钟体乾、邓汉祥、王陵基等联名电呈蒋委员长，表示坚持抗战决心。3月22日，蒋再次召抗战前线总指挥王缵绪；4月1日，王缵绪在汉口致电所属晓谕民族大义：“今日之势，我辈若舍去出兵抗战之一途，不惟国家民族无以生存，即吾川省格与乎小小团体，亦将难保。且现在后方军人，必深负亡国之罪，纵不被国人唾骂，亦无面目以见抗日诸将士。绪已抱定决心，不问一切机构，专以集团军名义率部抗敌。即使七千万人拥我为主席，我亦不屑为，弃之若敝履。惟望兄等迅将本集团军各军师旅部队，调集相当地区，加紧整顿训练，积极准备出师。如有不明大义，偷生畏劳之官佐，务望诸兄切实开导，俾知公忠体国，为民前锋，大者远者，切勿瞻前顾后，国家幸甚，团体幸甚！”（注：原文载《商务日报》1938年4月3日）
4月11日，蒋召集何应钦、贺国光、王缵绪、唐式遵、王陵基等到京和谈；4月26日，行政院会议决议王缵绪代理四川省主席。4月27日，王缵绪致电蒋委员长：“顷见报载行政院议会决定，由职兼代川省主席，闻命之下，不胜惶悚。窃以职份属军人，应以抗战卫国为职志，日前在汉晋谒钧座，即竭诚请缨，并积极整编所部，已开赴前线，效命疆场，何图恩命忽颁，令兼省政。以川政务之繁，与后防关系之重，自惟无材，何能胜任，况又抗战前方，岂能兼营并鹜，仰恳钧座，收回成命。否则庸总司令式遵亦在斯选，不如令主川政，职在前方必能多负责任，一转动问，而内外兼顾，必臻妥当云云。王缵绪。”（注：原文载1938年4月28日《济川公报》三版）。
5月3日，蒋委员长致电王缵绪：“成都王主席治易兄，感电悉，情殷抗战，具见忠怀，至深嘉佩。惟此次决定川中军政人选，以此最为相宜。吾兄向以中央意志为意志，应即遵令就职，勿再谦辞。”
5月8日，国府通电就任王缵绪为四川省政府代主席职。8月1日，王缵绪正式任四川省政府主席、任四川省保安司令兼任四川肃清私存烟土督办公署督办。
1938年初，抗战局势最为紧张，全国部份省市已遭沦陷。此时，四川省确定为全国抗战的大后方，时任四川省主席王缵绪不负国民重任承担于此，他不遗余力治理各项工作。不仅要征兵供粮支援前线，还要接纳汹涌而至来自沦陷区的难民，更要确保后方政局稳定。这时四川民众担负加重，各种矛盾激化，群体冲突事件时有发生。王缵绪体念民苦，对群体事件采取"理喻式和平方法"予以化解。例如：当年"新都实验县乡民，受地方哥老及土豪劣绅之鼓动，集合团丁围城反抗，附近各县团丁亦纷往参加。当即，王缵绪取消了实验县名义，撤换县长，事件始获和平解决"。随后，"中江事件又起，乡民二千余人，包围县城。王缵绪严厉追查事件起因，其结果是县政人员征兵征粮舞弊，引起民众公愤。于是，他亲自宣慰处理，亦幸获解"。在此，王缵绪以"国难当头，号召与带动所有公务员洁身自好，力除浮华，为民表率，并通令昭示"：要求各级公务人员"凡因新职以及因公来省者，对于长官或同僚，概不准应酬，不准借婚丧庆寿大摆宴席，收受礼物；对卸任人员，当地士绅民众发起送万民伞或送功德碑等类事件，应设法制止，决不迁就" （注：通令原文载1938年6月17日成都《新新新闻》十版）。
王缵绪自担任省主席起，推行了一系列新政：一、裁撤骈冗机关，节省公帑；二、整理财政，彻底清查过去账目，严惩贪污；三、减征田赋，决定二十七年度（1938年）减为一年二征，二十八年度（1939年）减为一年一征；四、地方附加亦将严为规定，俾得减轻人民负担。（一是改一年四征为两征，减轻农民负担；二是肉税附加，用于补充教育经费；三是查核减免乡村的壮丁费、草鞋费、军服费等；四是查办贪污积案，裁减贪污官吏。）他还亲自手书制定《县长守则》、《兵役科干部守则》、《常备队干部守则》；并对县长提出六条要求，一、巡查认真，督促彻底宣传；二、随时到常备队点名，严查空旷，慰问疾苦；三、随时慰问贫苦壮丁家属；四、依期欢迎欢送出征壮丁；五、彻底实行壮丁优待；六、严厉查办舞弊人员。王缵绪推出的禁烟宗旨是：肃清私土，绝毒禁种。
此后，王缵绪便着力清理川省历史旧账。在全川财政整理委员会议上，王缵绪说：“……个人认为刘航琛任内支付各款，凡有甫公（刘湘）亲笔条令，数目吻合者，全川民众均应感于甫公为民为国之苦心，将其承认；若既无亲笔条令，及无其他可靠证据，即应彻底清查，究明真相，以便依法追赔。……此举全在铲除川省历年来财政上种种积弊，使之趋入正轨，以表现公开财政，昭示大信之精神，决不至如过去之敷衍了事。”同时，王缵绪大力整顿吏治并通令全省："各县区长、联保主任，均系秉承政府推行政令，直接领导人民之公务员，尤宜奉公守法，为民除弊兴利。乃近查各县区长、联保主任，自恃地位，对人民生命财产生杀予夺，为所欲为，以致怨声载道，若不制止，其何以正法纪而树风声。今特令各专员县长，转饬各区长、联保主任，务须奉公守法，对违法者并应切实检举，从严惩办。" 为此，王缵绪还亲自到各县视察，除考察吏治、兵役、保甲、禁烟及地方建设外，对民间疾苦亦极关怀，走访入伍士兵家属，并资助慰劳金。此时，武汉失守，国民政府迁都至重庆（来不及建都）。王缵绪将自已的居所贡献出来，作为中央政府抗战驻所。（现今：重庆抗战遗址，王缵绪旧居，已是国家保护建筑文物。）
1938年8月11日，时任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致信王缵绪，信中写道："治易仁兄足下：戎马倥偬，疏于问候，良用疚歉。此次驱敌寇于河滨，乘机拜谒诸长官，报告华北战绩，借此作书，聊申萦念之殷，并致意于川中父老兄弟。抗战军兴，吾川对国家民族，殊多贡献。省中健儿在南北各战场与全国友军携手并进，以头颅捍卫国土，以鲜血换取民族的独立和自由，为川人增加许多光辉。西望故土，殊令人兴奋鼓舞。……在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的任务中，今后四川将肩负更重大之责任。吾兄领袖群伦，深信必能巩固并扩大统一战线，组织人民，动员物资，遵照抗战建国纲领与蒋委员长之历次指示，为抗战建国大业而奋斗到底。"
9月，参政员张澜为征调壮丁问题致函行营及省府，请求改善办法。23日，王缵绪复函张澜：“……征调壮丁为目前第一要政，而办理不善，亦为丛弊之尤，前线后方，胥受影响，审思竟夕，焦灼莫名。承示五项，洵为扼要之图，一四两项当嘱主管厅遵办，二项亦当悬为厉禁，随时调查严究，三项迭经通电饬知，五项亦由军管区司令部与民厅议有切实办法，不日见诸实施。先生体国恤民，盖虑所及，罔不切合实际。绪虽不敏，尤当敬谨遵行，期无陨越，尚乞释念为叩。” 10月，王缵绪聘请社会人士分四路到全省各县指导监督兵役办理情况，“胡文澜负责东路，张表方（澜）负责北路，邵明叔负责南路，周奉池负责西路，以改善兵役”。
抗战初期，日本侵占了大半个中国，四川也将处于极度无序的状态。就在全川军政强烈推崇王缵绪任职之后，是在他的各项川政推行之下，全省川政及各项工作将进入正轨；同时架起一座保证前线而坚实地“输血线”，不断为前线提供物资的需要；而王缵绪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建设了多处武器制造厂，曾为前线招集与训练送往前线20万士兵，提前完成与推进了抗建工作。正因王缵绪在推行新政和处理积案中撤了大批的贪官，严重触犯川系实力派的既得利益；不免也触及到权势群体。原川系实力派本以为王缵绪当了省主席，还指望能得到好处，多次合伙到省政府拜见省主席，哪知王缵绪严肃地告诉他们："当军人就该上前线，你们在后方干什么？保安团长我已撤了五个去前线抗日。你们不去抗日，还向我要功。我呈报委员长撤你们的职！"事后由此引发了联名呈蒋"反王主川"之事。
1939年8月，正值全国抗战进入战略攻势的关键时期。此时，王缵绪以国难为重，为使大后方各项工作能继续沿着他所经营的正常运行与安定，主动向蒋请求辞去省主席职务，要求重返抗战前线指挥作战。经他再三恳求，9月19日，国府公布："四川省主席王缵绪，恳请辞退主席职务，志切抗战，请缨出川，英勇卫国，殊堪嘉尚。应准王缵绪率部驰赴前线，悉力御敌。他出征期间，四川省主席职务，由委员长蒋中正兼任，贺国光兼任四川省政府秘书长。"
10月1日，王缵绪将电令全川134县县长，指示后方防务工作要点，以三事相训勉：（一）各级地方军事政治训练机关，应即加紧训练整理，等待整编补充；（二）积极训练民众，开发生产，加强军队联系，以增厚抗战力量；（三）坚定必胜信念，毋为流言所惑，照常执行政令，以奠后防，籍固前线。以上三项政务要切实遵行，电复为要，主席王缵绪省印。（注：原文摘自1939年10月2日成都《新新新闻》十版）。
10月底，王缵绪与蒋移交工作完毕，继任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重返前线指挥作战。
——王缵绪辞官 抗战八年
1939年11月初，王缵绪率部出川，月底到达第二十九集团军驻守地湖北省境内，其部属分别驻扎在宜城、襄阳、樊城、桐柏、大洪山一带。
王缵绪到达前线，即观察各处地形，搭建营房、构筑防御工事，严厉整顿军纪，勉励官兵说：“莫要开口说四川，我们是中国人，努力抗战不单为四川，中华民族独立的金字塔，靠我们用骨肉去砌成。”全体官兵情绪高涨，深受鼓舞。
此前，武汉失守，国民政府迁都至重庆。冈村宁次“调集精锐军队第三、第十三、第十五、第十六等师团和第四骑兵旅团，约十万人，重炮二百余门，战车数百辆，以步、骑、炮、空合力向湖北宜城、襄阳、樊城、桐柏、大洪山一线发动攻势，企图占领四川。
为防日军进攻四川，我军第五战区根据军事委员会部署，制定了“保卫国府中枢门户和待机反攻武汉的两大任务，长久保持桐柏、大洪山一线，以攻为守，打击日军”的作战方针。在具体兵力部署中，由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担任湖北宜城地区的襄阳、樊城、桐柏、大洪山南麓、京（山）钟（祥）公路、襄河两岸守备的重要作战任务，置重点兵力于汉（阳）宜（城）公路方面，随时向武汉外围及平汉路出击，并要求“竭力增强襄河东岸部队，以纵深配备，坚决阻止敌之北上；掩护我左翼兵团之右翼防务的重要的军事任务”。
1939年初冬，王缵绪在湖北驻地，发动第二十九集团军对日军作战的“冬季”攻势，并结合地形布署了作战计划，指挥第二十九集团军以第四十四军第一五0师为攻击部队，第一四九师为掩护部队，第六十七军为总预备部队。完成全部战略部署后，王缵绪指挥第二十九集团军主动发起向日军进攻，部队自襄河东岸南下，以强有力的突击方式夜袭钟祥、洋梓日军重要据点，迅速占领了钟祥以北的汪家河、王家钟及王家店的日军重要据点。这一战，王缵绪采取了夜战袭击及绕攻等战术，歼灭日军近万人。就此，日军视以大洪山一线为眼中钉，决意将其拔掉。
1940年初，日军13师团，继续派飞机增援，调集军队联合兵力猛烈反攻，对第二十九集团军形成包围合击之势。日军开动30门火炮、8架飞机同时向我军阵地强烈地轰击扫射，日军13师团，在20多辆坦克的掩护下发动起猛烈攻击，妄图重新占领了王家店。这时，一场你死我活的争夺大战就此展开，王缵绪身先士卒，率领第二十九集团军英勇决战，以血肉之躯与敌人的坦克相搏斗。全体官兵在总司令的率领之下，他们全然不顾头上的日机采取低空扫射，而冒死奋力回击，就在强大的日军军事配合之下，第二十九军的将士们勇敢攀登日军坦克之上，用手榴弹向坦克车里投掷，吓得坦克车后面的日军，一时不敢轻举妄动。于是，日军攻克不前，就兵分两路，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之下，分别向我大洪山东西两面夹攻。致使第二十九集团军在驻守区域的一、二防线内与日军连续激战了十余昼夜，战斗的火力始终相持不下，双方伤亡均为惨重。这时，总司令王缵绪机智地运用战术，指挥第一六二师向南面的猴儿寨出击，截击日军腰背，使日军三面受击，从而成功地阻止了日军进攻。
1940年2月，为了严防守备桐柏、大洪山一线，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运筹帷幄的布置好军事计划：以第四十四军守备跑马寨、牯牛岭、青峰山、王家岭、三阳店之线，军部位于袁家台；第六十七军在张家集、长岗店地区整顿待命，军部位于竹林港；从而形成了全力阻止日军北进之势。
3月，王缵绪率领第二十九集团军推进鄂中京钟公路大洪山，执行该区重要的攻防作战。这时，日军又发动更为猖狂的进攻，他们北犯襄阳、双沟，西犯随县、枣阳，严重地威胁到第二十九集团军总部驻地（张家集一带）。威武强悍的王缵绪率主力部队直接向日军奋勇出击，在汪家店、彭家岭、张家集一带，又遭遇一场极为惨烈地毒气相加的血肉之战，至7日晨将日军击溃，固守下大洪山西北要隘。随后，王缵绪亲冒矢石，又率精锐之师向日军猛烈攻击，断敌归路，一举歼灭日军5000余人，驮马数千匹。随后，日军不断增援，死力反扑，又经激战8日之久，终未得逞。
4月初，日军因久攻不下，就兵分三路再次向第二十九集团军驻守军事阵地进犯。一路从汉口沿汉枣公路西，直犯随县、枣阳和双沟，另一路从钟祥沿襄河东岸北进，直犯张家集、襄阳和双沟；其一路是数十万日军从钟祥开始，由北南下，先向第二十九集团军防守的三乐河、长寿店，跑马寨猛攻；另一路日军骑兵千余人马和便衣队七八百人从长寿店北上袭击；第三路日军由牌坊河、张家集向东突击；企图围攻扫荡。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早布置好军事计划，以有利地形将日寇牵引到峡谷之中，集中主力进攻，杀得日军遗尸数千，军心动摇，仓皇溃逃。
1940年5月，因王缵绪总司令指挥作战屡建奇功，国民政府晋升任王缵绪总司令为陆军上将军衔。
5月8日，日军加强对第二十九集团军的攻击，南面以精锐骑兵自钟祥沿襄河北窜，攻入枣阳，北路则自信阳西进，攻陷桐柏、唐河，拟与南路会师枣阳，形成对桐柏、大洪山一带地区对我军作大包围。王缵绪指挥第二十九集团军发起反攻，经激战三天三夜，克复枣阳，迫使日军退却，但仍顽固死守随县。这时，由于我军没有重武器，无法攻坚，相继在大洪山一带激战经旬，共大小作战二十余次，但王缵绪所率领的第二十九集团军，艰难的阻止了日军正面突破。5月中旬，日军第四十师团再次以攻击大洪山为目的，步、骑、炮、空联合，左右各以8000多兵力由隋县经三阳店南下。总司令王缵绪则早已将所属军队在客店坡、板凳岭、杨林河等处布阵。此时，日军从信阳、随县、钟祥三地同时发动对枣阳及襄河东西两岸的强势攻战，以重兵围攻我军重要防线，调以强大的军事力量经过数日的攻击和轰炸之后，击破第五战区中央兵团的军事戒备区。迫使其它集团军部队被迫退至鄂北的汉水、唐白河一带整顿。只有王缵绪率领的第二十九集团军奋力抵抗日军，顽强固守阵地。此次战事极为惨烈，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命令张自忠仅有两团部队渡河援助，不幸在宜城南瓜店遭日军重击，致使部队伤亡殆尽，张自忠在战场上以身殉职。在这危急时刻，李宗仁电嘱王缵绪总司令集中主力，从大洪山北上尾击日军。王缵绪即令其长子、第四十四军军长王泽濬中将率第六十七军的第一六一师，出板桥向日军攻击。王泽濬与将士们怀着愤怒与仇恨的心情，经过一悉搏击之后，终于收复宜城南瓜店，为张自忠和牺牲的战士复仇，并在战场上寻找到他们的尸体。
6月6日，日军将两路兵力在双沟会师，迅速组成几个梯团南下。由于，军长王泽濬则率第四十四军官兵，勇猛尾击日军三个师后，便遭到日军强烈的反击。此时，王泽濬不得不向父亲王缵绪坚守的大洪山一带撤退。这时，日军第八师团长谷川指挥两个师团从四面猛烈围攻大洪山，并派日机狂轰烂炸。王缵绪所率领的第二十九集团军顽强的挣扎在大洪山西麓、南麓一线，与日军艰难地激战二十余日，击伤日军第40师团长天谷直次郎，击毙日军将校级军官即有十余人。此战役双方伤亡均为惨重，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督战负伤，原有八万多官兵经日军三次进攻围剿尚余五万多人，所驻守要隘面临危机。此后，王缵绪强忍痛疼，带着重伤还苦心谋划战略，以对付日军强大的军事力量。他采取了机敏的游击战术，利用复杂有利的地形，在山区之中与日军周旋，搞得日军抓不到攻击目标，一会是东面遭到我军袭击，一会是西面又被我军偷袭，王缵绪以此作战方式达到了绞杀日军的目的，将死死地拖住日军不放。尔后，王缵绪还以数十次指挥部属对日军进行主动出击，偷袭日军主力，最终顽强坚守在大洪山一线，拒阻日军北进。
1941年秋，日军又以飞机大炮掩护，企图夺取大洪山南麓的青峰山。当争夺青峰山开战之后，整个青峰山上枪炮雷鸣，硝烟四起，王缵绪仍然是与日军斗智斗勇，在不断的击战之中，青峰山处于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就这样，王缵绪所率二十九集团军坚持奋战了一年零四个月，拖住了日军西进，粉碎日军作战计划，最终将日军全部歼灭在青峰山峡谷之中，取得了重大胜利。
王缵绪将军因此扬名天下，被称为“大洪山老王推磨”而轰动全国。
1942年7月，第二十九集团军奉命调往第六战区，该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而王缵绪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此时，第二十九集团军由河南内乡出发，经老河口、兴山、长阳等地，一直到达湖南桃源、安乡集结，担负洞庭湖以西长江以南湘鄂地区守备任务。这个任务视为四川与华中联络要道，松滋河一度成为川、湘、鄂之间的重要航运线，同时也是保卫陪都重庆的江防主阵地。
1943年，日军将安乡等洞庭湖西岸地区作为主要进攻方向。第六战区所属第二十九集团军将担负洞庭湖以西一带的防御部队，部署在安乡、公安、松滋至宜都以东的洋溪、枝城，构成面对长江的防御线。上述防守部队在长江南岸的水网、湖荡地带，依靠诸多的河堤、高地，筑成步兵、炮兵的野战工事。1月中旬，王缵绪所率领的第二十九集团军在安乡与日军将展开了大规模运动战。由于日军集中兵力连续进攻第二十九集团军的军事沿江防线，第六战区又未能抽调部队策应，因而第二十九集团军在伤亡过重的情况之下无力遏止日军的攻势。两军相战到7日后，由日军第17旅团及第3师团一部攻占安乡。王缵绪所率第二十九集团军退守在石碑要塞、宜都等地英勇抗敌，经反复争夺，血战竟日后第二十九集团军部队将收复一度被日军侵占的地方，由王缵绪所率领的军队继续驻守安乡。
2月，日军三万余人从岳阳、沙市、宜昌出兵，一路向第二十九集团军守地进犯。陈诚下令：“坚守阵地，不许出击”。15日佛晓，日军轻易攻破第六战区前沿指挥部“松滋要塞”，迫使第二十九集团军第六十七军之一部在百里洲被动迎敌。王缵绪得知此讯，火速率独立第一团在安乡指挥官兵作战，在日机的强烈轰炸之中，他不幸身负重伤，仍然不顾伤势指挥作战。2月底，经过激烈对战之后，我军阵地失而复得。
3月，不甘失败的日军，全面向沙市以南的滨湖各县进犯。王缵绪作为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继续指挥军队与日军对战，两军长期形成拉锯战。这时，王缵绪命令其长子王泽濬率部阻截了日军后援，最终战胜了日军，固守下洞庭湖西岸和南岸两个据点。
4月，王缵绪因伤情过重，不得不退下火线送往成都求医。第二十九集团军奉陈诚之命停止攻击并退出防地将进行石牌要塞保卫战。这时，日军得以进至汉寿县境，大肆烧杀，无恶不作。
1943年5月，我军发动了石牌要塞保卫战。这是鄂西会战最关键性一战。当时，日军计划以重兵攻击，妄想打通宜昌以下之长江水运，占领石牌要塞，西进重庆。当时，受伤尚未痊愈的王缵绪对石牌要塞的防守局势极为关注，这关系到整个陪都安危。在未得医生的许可之下，他火速赶到前线。他根据多年作战经验，熟读敌情，作已布局，以第四十四军主力守备津、澧，一部在渡口以北对（洞庭）湖警戒，以强劲阻截。同时命令第一六二师死守鳌山地区，指挥第一五0师主力扼守新洲亘澧县之线，其余军队布置于夹堤、白羊堤地区，以强劲阻截。这时他还调动第一六一师由羌口开始向鳌山转进，援助阻截。另外，王缵绪鉴于日军较有可能向鄂北进攻，为此他还提前布置军队防守于江防及汉宜公路，竭力抵拒进犯之敌，我军主力进出于汉宜公路附近很很的直击敌背。日军由襄花公路进攻鄂北地区时，我军主力又以大洪山、桐柏两山为依托迎击了敌人。
1943年，王缵绪的长孙王复加，正在成都攻读高三毕业的最后一学期。这时，王缵绪被送回成都治伤，当伤势未愈再次赴往前线，王缵绪又携他的长孙奔赴战场。一路上，他的长孙因不能升学而闹情绪，王缵绪严厉对长孙说：“中华民族现已走到存亡关头，凡是国民，无论老幼，都应竭其所能，尽其所有，来挽救国家危机；上学的事，以后可以再上，当即你必须和我到抗日的战场上，只有保住我们国族命脉，才能安心地学习；因为，你已学懂几国外文，眼前国家是需要你做出贡献的时候，你要像你的父亲王泽濬一样与我并肩作战，共同捍卫国家，振兴民族。”就这样他一路教训，便到了前线，王缵绪安排长孙王复加接受了三个月的培训之后，派他去了军部军医处，管理药品和医疗器械，并按处方给伤病员施药。军医处长也正是他的姑父熊觉梦的堂弟，在实地操作中对他指导有加，很快学会皮下肌肉和静脉注射。当时，前线很少有阿司匹林、奎宁那样的成药制剂，大多数是粉剂，要在天平上调整砝码量取，再分包或调成水剂、酊剂给药。这些事情也正好是他在化学实验课上操作过，只要有英文基础，认识拉丁文药名对王复加来说，一点不难。从此，他的长孙王复加投入到前线最为紧张的抢救工作。
6月3日，王缵绪又从新安排了作战部属，布置袭击队，发现敌之运输补给部队立即猛烈强袭，并于夜间破坏公路，造成日军运输补给断绝的情况之下，彻底阻击日军败退。而王缵绪率军先后攻克了安乡、新安、王家厂、暖水街，进迫于公安及磨盘洲之一线。尔后，王缵绪发动整个集团军围追阻截，迫使日军第四十师团约数千人，分别向石首、藕池口、公安逃窜。最终，大部分日军被我军歼灭。
6月7日晚，王缵绪又乘胜挥师东进，连克宜都、枝江、洋溪、松滋、磨盘洲、申津渡等重要城镇。14日晚，他率大军攻下公安县城。
7月中旬，王缵绪奉命移防湘西，接汤恩伯的防，防守沅江和澧水，防日本人从越南打进广西或从缅甸打进云南。这便是纵深防御。时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王缵绪携子孙三代，并带领部队从镇平径邓县进入湖北老河口，渡过汉水沿其支流南河西岸到保康，沿途都是荒山野岭与栈道，未有经过任何城镇和村落，一路都是风餐露宿，连绵阴雨，道路泥泞难行。又经数日才到达驻地－－澧县以东的津市镇，是洞庭湖上澧水的入口处。这里与河南内乡、镇平大不相同，这里的驻地环境及为恶劣，部队分散在各处的村寨之中，这些村寨住着同姓同宗的人，当时军队受训驻地是内乡庞营，家家户户都姓庞，而军医处驻地在镇平，又全是崔姓人家。就在这样紧张的野营之中，王缵绪还经常要求长孙王复加书写战地通讯寄到《新新新闻》、《津市日报》等媒体，进行发表。
10月，日军纠集九个师团和大批伪军向常德、桃源进犯。新任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令余程万部死守常德。这时，王缵绪得知军情即奋不顾身奔赴战场，亲自指挥军队向北面的滨湖各县抵抗，争取时间以待六、九两战区主力驰援。随后，王缵绪亲临作战现场与集团军所属第四十四军军长王泽濬共同与日军鏖战数日，取得胜利，并缴获了大量武器。不料另一路日军强渡澧水上游，直奔常德，迫使第四十四军被隔断于常德以东和以西（两）地区之间，然后又集中主力猛烈攻打军部所地桃源。王缵绪将率部分军队坚守在沅水以南的郑家驿。这时又向他传来战报，第二十九军所属一五0师师长许国璋身负重伤,自戕殉国。王缵绪为失去爱将，悲痛欲绝。
11月1日，日军则组成强大火网掩护渡河，王泽濬率第四十四军据河堤阻击。12月3日，余程万又将失守常德，就在这危及时刻，第六、第九两战区增援部队陆续赶到，与王缵绪率领的集团军南北进攻，最终在太浮山地区彻底击败日军，占领了常德。接着，王缵绪又火速率军追击桃源敌后，与王泽濬第四十四军合力追击日军至藕池口，迫使日军退守到滋口一线。我军也奉命集结澧县待命。此时，王缵绪率领的第二十九集团军已经历多次战役，兵力基本耗尽。
1944年2月，在南岳军事会议上，王缵绪提出撤消第二十九集团军总部和第6六十七军建制，保留第四十四军。经军委会批准，第四十四军仍由王缵绪长子王泽濬继续担任军长，辖一四九、一五0、一六一、一六二四个师，调归第九战区指挥。此后，王泽濬军长将第二十九集团军余部带到湖南宁乡进行了改编，辖一四九、一五0、一六一师，以及后调师一四九师。王缵绪调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并担任国民政府陪都卫戍总司令。
1944年5月，日军再发起对长衡攻势。6月7日，日军第三师团开到古港附近。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王缵绪下令指派军长王泽濬率第四十四军展开攻势，奋力击败了古港东门市的日军驻地，获缴甚多。此时，日军大量派兵支援，我军第四十四军与第六十八师团、一一六师团喋血奋战了七昼夜，于14日退出浏阳。
1945年初，日军由茶陵、安阳南进，军长王泽濬奉王缵绪之命赴茶陵南北地区迎敌。此役由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王缵绪直接指挥，在父子将军配合之下奋战阻截，7月日军陷落茶陵，8月又陷落衡阳，一直到桂林，彻底击败了日军，最终迎得胜利。直到日本宣布投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