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任抗战初的四川省主席王缵绪简历
王缵绪上将（1885-1960）字治易，四川西充人，受业于举人，考取秀才。1906年考入四川陆军弁目学堂后转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炮科（与刘湘、杨森 、鲜英同窗）。毕业后他从事军政40年，先后任过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军长、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抗战初期担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同时任四川省保安司令兼任四川肃清私存烟土督办公署督办。继任第六战区和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武汉行营主任、重庆卫戍总司令、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西南第一路游击战总司令、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制宪国民代表大会和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诸多军政要职。
他虽任国民党军政要职，却为抗日奋战八年，自1937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王缵绪将军指挥二十九集团军驰骋沙场，先后率军参加了武汉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湖滨战役、鄂西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等重大战役。据史料统计由王缵绪指挥的（大小作战共计2300多次。共打死打伤日本官兵4万余人。第二十九集团军所辖44军和67军共6万6千余官兵，加上补充壮丁4万5千余人，集团军仅存不到2万人，伤亡失散不计其数）。他所率领的十万大军仅靠的是“川造步枪”和无法御寒的单衣，凭借一腔爱国热血，同日本侵略者坚持了长达八年的抗战，为中华民族独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王缵绪在国共内战时期，曾率军起义，为和平解放做出贡献。新中国成立他将创办的巴蜀学校和毕生最珍贵的收藏全部捐献国家。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文物遗产。
王缵绪的刀，此刀手柄正面刻有：军政部四川省军管区军管总队第二期军业纪念
手柄背面刻有：兼总队长王瓒绪赠
王缵绪从事军政经历记载：
1908年王缵绪在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后，任新军第十七镇三十三混成协见习排长，后升任连长。
1911年王缵绪参加辛亥革命。在“保路同志军”中，任四川陆军第二师二团一营营长。
1913年王缵绪任第一师军官传习所所长。
1919年王缵绪任二师第六团团长，兼任川南安抚使。
1920年川滇大战爆发，刘湘将王缵绪团划归杨森。杨森任川军第九师师长，王缵绪为该师十八旅旅长，兼任川南道尹。在任道尹期间，他“兴水利、重交通、改良监狱、奖励留学”；还聘请卢作孚为道尹公署第三科（教育）科长，聘恽代英到川南师范学校任教等。他极力推行的革新运动遭到了地方封建势力强烈反对 ：
1922年7月21日四川省议会发“快邮代电”抨击：“该道尹即在下川南伪造种种团体、种种印刷物，以为一己辩护，足证该道尹实能奉行野心家、阴谋家之政策……”，并“已咨请省公署撤任查办”。王缵绪的新政遭遇阻力，卢作孚、恽代英亦相继辞离。王缵绪弃道尹，携款到汉口买得“汉阳造”步枪2400支、重机枪6挺和一批子弹，运往夔府（今奉节）。在夔府，他与王泽濬（他的长子）广招兵马，很快汇集近3000人，建立2个团、一个营，王缵绪谓之“夔府成军”。
1924年2月9日杨森部攻入成都，王缵绪任成都市政公所督办。就任后，他极力创办徒弟补习学校，实施义务教育令各商店学徒入学；着手扩宽春熙路，将城内大街建设汽车站、公共厕所，修建了少城公园和公共体育场等。正因，他为民众贡献业绩昭著，民众自发的曾在少城公园内为他设有碑文铭记。（注：今人民公园，在文革期碑文已被砸掉）
1925年北伐呼声初起，杨森主张联合滇军袁祖铭攻打刘湘，以期武力统一四川，任王缵绪北路总指挥，由遂宁向合川、重庆出击。
此前，四川省议会向全川将领发出“息兵御侮”通电，请求川军将领“勿以目前之地位为可久，勿以操戈同室为得计……，移内争之兵力，作外交之后盾……”。王缵绪知杨森之举必碍北伐之促成，乃于7月在遂宁发出通电致双方各军，主张停战协商川局。杨森全线发生动摇，各部向乐山、宜宾撤退，试图入滇。唯官兵闻云南贫瘠，杨森无奈只身乘船出川，赴汉口投靠鄂军夏斗寅。
9月23日，北京临时政府任王缵绪为陆军第十六师师长，驻防资中、内江、隆昌、荣昌等地。王缵绪在资中继续推行新文化教育和交通建设。在重龙山脚下东岳庙内设立一所县立小学，实行新式教育；接着又将北门外农业学校改为职业学校，在校内设了民生工厂，学生半工半读，让贫家子弟能够入学；次年，他报请省政府将资州中学升格为“四川省立第六中学”，并在上海购置了大量新式教学用具，曾聘周能泮担任校长，自己担任校方董事长，他的参谋何坚吾，荣光典也到该校兼课。还聘有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大学的毕业生及留美、日、英的回国学生担任教师。培育出众多人才，如：范长江、曹荻秋、廖昂等均毕业于此校。当时四川省立重点中学共六所，省一中在成都，省二中在绵阳，省三中在江安，省四中在南充，省五中在酉阳，资中为省六中。此后，王缵绪又将“劝学所”更名为“教育局”，对全县学校无论公办私设，全由教育局统一管理。又将县政府的西仓房让出来，取名为“通俗图书馆”，藏书一万多册，其中有许多进步读物。当时正值北伐战争胜利时期，深受青年学生和民众的喜爱。还有一些思想激进的师生们，成立了“反孔同盟会”，组织游行、散发传单，要“打倒孔家店！”此事引起很多人强烈反对，纷纷请求王师长“严厉打击”，把为首“闹事”者抓起来，“杀鸡儆猴”。王缵绪一向爱民，他并未采取强硬手段，只是叫县政府出了禁止布告，仍难以平息。这件事一直闹了十多天，后来竟发展到了要把资中文庙捣毁的程度，王缵绪立刻派兵对文庙严加保护。如果没有他当年的明智之举，这“国保”级的文化遗产就毁于一旦了。
当时，重龙山的文物盛多，他将重龙山扩建成重龙山公园，将苏东坡题写的“唤鱼池”刻在公园岩石壁上；还修建了听泉楼和江天阁，在永庆寺大殿中安放了十六尊铜佛，大殿两边厢房陈列图书和珍稀动物，并在山上种植了花草树木，如今重龙山上那些高大挺拔的楠木和香樟树就是当年他和士兵栽种下的。
当年川军中，很多乱世枭雄都喜欢体育，如杨森、范绍增、蓝田玉、马德洪等，王缵绪也不例外。他在资中先后修建了三个体育场，第一个建在荷花池边的“公共体育场”，那儿原是重龙山脚下的坡地，他与士兵一起平整出一个大广场，设有足球场一个，蓝球场两个、排球场两个，网球场一个，200米跑道一条。运动场建好后他举行了规模盛大的运动会，在会上发表了讲话还亲自颁奖，一时盛况空前。第二个体育场建在省六中，建好后，在这里召开了第一次全县学生大会，成立了全县学生联合会，选出了省六中学生唐光勋为学生主席，王缵绪以驻军首长的身份参加了大会。第三个体育场建在君子泉，现还保留着“球场”二字。完工后，他招集武林高手，举办了两次比武大赛，擂主是他的镖师陈伯侠，第二次是成都国术馆武师陈兆奎。擂台赛的第一次金章得主是唐辉，被王缵绪委任资中自卫队队长；第二次是肖克明，被王缵绪委任师部国术训练教官。通过这两次擂台比武打活动，大大地推动了民间的尚武之风，从此涌现了无数名武术健将。
另外，王缵绪在资中川主宫设立了“资（中）内（江）马路局”，自任总办。请留学过法国学习土木工程的何庆延为坐办，集得股款20万元，征调民工修筑武陵井至银山镇路段，第二年又修筑资中至资阳碑记沟路段，全长60公里，宽约5米，泥碎石公路。剪彩那天，王缵绪全身戎装，坐在正中，两边是议事会、参事会议长等头面人物。汽车从银山镇出发，行到武陵井的时候，锣鼓声、鞭炮声，欢声如雷，在人海中王缵绪向围观群众频频挥手，喊着：“乡亲们好！”。这个场景热闹非凡记载下了成渝公路第一次通车典礼，这仅是王缵绪颇为得意的工程之一；另外还有两个工程，一是用驻军护商款对西门外大堤进行了培修，减少了洪灾；另一个是督办马路局附设了一个蒙溪河浚导处，对蒙溪河进行疏浚，这是农民百姓最为受益的大好事。总之王缵绪以陆军第十六师师长的身份驻守资中近三年时间，所处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岁月，这位师长却乱中求治，大搞文化建设和交通及公共建设，因为这些业绩昭著，很受民众爱戴，曾在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为他设下碑文铭记。
1926年8月21日，王缵绪与十三将领发出通电赞同讨伐吴佩孚。11月27日，蒋介石任命刘湘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自此川军归附国民政府。王缵绪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第四师师长，次年任第五师师长。
1927年10月22日，王缵绪会同鲜英等22人发起对川北旱灾给予赈济。“虽以恭桑之谊勉竭绵薄，略谋赈济，而杯水车薪，终苦无所裨益。”
1928年第二十一军奉命裁军，王缵绪改任第二十一军第二师师长，移驻重庆。
1929年王缵绪担任（刘湘部）北路总指挥与第三路总指挥兼任四川盐运使，及国民政府行政院军政部所属陆海空军抚恤委员会委员（委员长为冯玉祥）。
1929年，王缵绪先生曾在重庆创办《巴蜀日报》社，发刊日期1929年11月21日。每天出版两大张，除新闻外，还有副刊。“消息内容力求翔实敏活，持论一本公平直正”，报社总编辑黄绶（元贲），主笔王国源、江子愚、罗一龙，经理郭松年。该报出版四年零三个月后停刊。
1929年，王缵绪开始创建巴蜀学校，他以十万银元买下重庆嘉陵江南畔的张家花园（占地100多顷）作为巴蜀学校校址。在此，王缵绪先生将破旧园林创建成符合他所要求的全新式教育环境，确是一个浩大工程。于是，王缵绪先生从规划与设计、购料到施工都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与心血。
1931年9月14日，重庆《新蜀报》刊载消息称：“此闻王缵绪军长，鉴于本市贫苦儿童，苦无读书机会，以致基本教育失掉，将来难成良民。特为救济贫苦儿童失学，辅助社会教育，已购置新市场旧址张家花园地方，创办巴蜀学校，来年春季开学。”
当时，王缵绪已任（刘湘部）北路总指挥与第三路总指挥兼任四川盐运使，及国民政府行政院军政部所属陆海空军抚恤委员会委员（委员长为冯玉祥）。就在他担任军政数职的同时，依然不忘以教兴国的远大目标。在此期间，他不但投入筹建巴蜀学校，还创办了重庆《巴蜀日报》社。正是因为他涉事筹备与创建巴蜀学校耗时过长，曾受到刘湘的指责，要求他专心军政。于是，就发生了被众人都无法理解之事，王缵绪公开发表辞军职。附：原文，曾载1929年5月18日重庆《大中华日报》、《巴蜀日报》。
“重庆军长刘钧鉴，窃职厕身戎武，智力交瘁，育公育私，皆无所谓，既干国之未能，复治身之乏术，追惟往事，良用疚心。辛亥革命，方幸旧物光复，洪宪讨平，复应帝国绝迹，从此永无割据恶习，然后遂我初腹，游学欧洲。乃国事屡变，迄无宁日，川省内争，因之益烈，率子弟以攻父母，激兄弟而为寇贼；城乡荼毒之惨，箕豆相煎之酷，频年耳不忍闻。加以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募兵拉夫，壮丁几尽，百物为之昂贵，人工因而飞涨；百孔千疮，万事废弛，学校等于虚设，政治已人麻醉，有消耗而无生产，见军队不见人民，人人痛恨军阀，学生挺而走险。故……乘我弱点，骋其野心，以买吾国学子，以为前驱而作奴，于是……，流毒环宇，空穴来风，实由万恶军阀造成。去岁北伐成功，国府统一，以为民国彻底，民庆来苏。今乃浙桂交哄，朱缨陈兵，直鲁之风烟四起，滇黔之战云密布。吾川正以兵多为患，民不聊生，内弭重灾，外问国事，此其时矣。深信钧座苦心，提师东下，安内攘外，以顺舆情。孰意川人鼠目，长于内争，时至不行，徒残同类，大难方长，伊于胡底，谁实为之，至于此极。夫血战终身，虽军人方尽职责，然“非争国防与外交，牺牲者究何所为，长此屠刀在手，自杀宁有已时？故全国多一军人，即全国添一乱机，川军多一退伍，即川境增一良民。缵绪不幸，误人军籍，当此军阀末路，忍再作茧自缚？年逾不惑，时弗再来，觉悟嫌迟，改过宜勇，曾经迭次陈情，因防移迁循，未蒙钧座鉴察。殊知时潮起伏，川省特多，俟河之清，事不可能。今部队已改编就绪，保用允称得人，且近接绾毂，游刃匪袭，所有第二师长职，拟恳以副师长潘文华升任，所遗副师长职，拟恳以叁谋长王士升任。俾职暂卸仔肩，游学欧美，此日鸿飞虽远，仍在覆载之中，他日虎帐需人，再作涓埃之报，是否有当，伏候巽裁，临电悱恻，不知所云。职王缵绪叩灰。”（注：1、故……乘我弱点、2、于是……，因字迹不清所致。）
事发后，王缵绪辞职报告未获军内批准，但刘湘对其决心投身教育行动，为之改变了以往干预态度。于是，王缵绪为缓和一场风波，将在巴蜀校园，特指一园取名为“湘院”，仅代表安慰刘湘能够理解而已。
1932年8月，一个规模宏大的巴蜀学校终于建成。8月2日，王缵绪向全社会公开发表《巴蜀宣言》，其内容介绍了他的教育理念与教学纲领以及他的办学宗旨。他强调说：“开启民智、教育救国”，以通过办教育达到挽救国家，改变民族的命运。
彼时的中国人民，贫穷、愚昧、落后、挨打；彼时的巴国渝都，生灵涂炭，狼藉到处，伤痕成片；彼时王缵绪将军悟以教育挽救中华的希冀，创办了巴蜀学校；他决心以一个全新的教育环境，开创新式教学制度，实现他的育人理想。如何使学校完成这个目标，构建一个契合理想的教学制度，是这位创始人早已完成的课题；曾在《巴蜀宣言》详尽表达。他所提倡以“手脑并用，身心互通”的方针设置课程，让学生不拘于书本知识，能发声，能做事，能立身；以“儿童本位”为教育原则，尊重自然，尊重学生；以“教养兼施”的教育模式，培养学生独立自主能力，并教育学生立德立言立行，以“公正诚朴”为校训，在他所创建的纯粹校园环境中完成好知识及人格塑造。
王缵绪所发表的《巴蜀宣言》是具有先进的理念及纲领，它包涵了教育理论为指导。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犹如一支“异军突起”的号角，立刻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和赞赏。便陆续聚集大批的教育人才，加入到巴蜀学校的教育中来。（注：《巴蜀宣言》在校史18-22页）
1933年巴蜀学校正式开学，就意味着巴蜀学校之开办已处在国运极其危恶的时代背景之下负重前行，伴随着无数的苦难、灾难与劫难。读校史便知，王缵绪先生完全以个人的经济实力，支撑着巴蜀学校这片天地，为之苦心孤诣、为之扩招名师、为之遮风挡雨、为之援助资金，可从未遇到“雪中送炭”。相反，在建校之初，就遭遇到刘湘的指责，不惜辞军职以明志。
王缵绪先生曾先后投入巨资创建巴蜀学校及购置新型教学器材，以高薪聘用符合其教育理念的校长及著名人士叶圣陶、卫楚材、卢作孚、何鲁等人主持教务；此校自创办开始就完全秉承王缵绪先生的教育革新理念，学校各项大事均由校长报准确定之后方可实施；校长仅在遵循本校宗旨将“儿童中心论”、“生活即教育”等理论，指导融入到学校教育的各个方面和全部教学过程当中。
据校史记载：“巴蜀学校自开办18年以来，学校所有经费完全由校董事长王缵绪一人承担，除去支付现金之外，18年来他将新建的临街铺面三十七套房屋长期出租以供养学校正常开支。从未收取学校的分文费用。为了弥补抗战期间学校办学经费的困难，王缵绪先生再次捐充个人房产支付办学经费。1938年初，王缵绪从抗战前线返川就任四川省主席时期，巴蜀学校校董王缵绪两次立下字据“将自有房产捐充学校”，作为办学经费。1938年7月1日，王缵绪亲笔书写证明书，“缵绪私建（史料的：一览表上）将各处房地产，每年所收租金悉数捐充巴蜀学校日常所用，并特此申办由学校与租户直接订约征收，籍明确权力永久。此证 王缵绪谨据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七月一日”。另外，校董王缵绪为了学校教师队稳定和提高，将招聘名教人数逐年增加。当时学校仅教师人数就达到42人，由于抗战期间物价上涨，国民经济处于危机，教师生活因此受到影响。校董王缵绪坚持以较高标准发放教师薪俸。全校教师薪俸每月支出约150万元，而一学期学费总收入130万元。仅支付教师一个月的薪俸尚差20万元，为保证教师与学生的生活安定，仅靠校董王缵绪个人筹划金费完全支付。尤其是在日军强攻四川之时，王缵绪以第29集团军总司令率军出川抗战前夕，社会上其它学校早已关闭，巴蜀学校也面临难以为维继。为此，周校长上报为减轻学校经济负担的建意措施，被校董王缵绪将以回绝，并不惜再次变卖家产决非改变他主张的教学方针与“教养兼施”的制度。”（解：“教养兼施”含义即教又养）。
抗战初期，王缵绪接任四川省政府主席之际，已将是大半个中国已被沦陷的危机之时，此时他引中央入川。于是，重庆成为中国“战时首都”，不言而誉就成为全国政治军事的文化中心，四川也将是抗战的大后方，作为省主席的他，肩负着国家民族的重任是何等艰难，由他领导的四川民众为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起着至关重要作用。为此，四川随之引申到战争日益残酷，生活环境面临艰难的特殊时期。王缵绪代表国府指定巴蜀学校为“战时学校”，他坚定不移地让自已的巴蜀学校在抗战中为国家与民族承担了义不容辞的职责与义务。
王缵绪先生作为私立学校的董事长在国难时期，将巴蜀学校变成为“战时学校”并收容了大批战区流落儿童及抗战军人子女免费入学。他在保证学校正常开课的同时，还将学校成为了整个抗战时期的抗日宣传活动的文化中心。他特意安置第二十九集团军的警卫连驻校加强护卫，并接纳众多著名学者和政治家，如：周恩来、黄炎培、宗白华、马寅初、章乃器、老舍、郭沫若、邵力子、邹韬奋、沈钧儒、陈立夫、罗隆基、潘公展、齐燕铭、田汉、翁文灏、潘序伦、胡风等，先后在巴蜀校园开展各项抗日活动与重要演讲。抗战之初，巴蜀学校为教育学生报孝祖国，将中国已被沦陷于日本侵略者的省区命名各班级，提示师生不忘收复失地之志，第一班为辽宁级、第二班为吉林级、第三班为黑龙江级、、、、等，另外还开设了童子军班。对即将毕业的学生，校董事长王缵绪还亲自题赠“毋忘国耻”，铭刻在巴蜀学校毕业纪念品（墨盒）上，使其发挥了深刻的教育作用。
巴蜀学校在国难危亡时期，将成为了全国民众的“战时学校”，为之经历了生死攸关的考验，同时也承受着战争带来的巨大创伤，但巴蜀学校始终顽强地坚守着持教办学。在最为坚苦的环境之下，校董王缵绪不遗余力的苦苦维系，数次变卖家产，援援不断地支撑着教学经费，以支持教育团队方可将巴蜀学校的辉煌成就发杨光大，创办下教学成果。
在战火极为残酷的时刻，巴蜀学校既要坚持廷续办学，又为保存有生力量，在日寇强势轰炸之下，经校董王缵绪决定，将小学部保留原地继续办学，中学部迁往西充（王缵绪老家）创建学校继续办学。据统计：学校耗巨资转移物资有500多套校具、2万余册图书、2000多件教学用具（钢琴、显微器、动植物标本、实验仪器）等，满满装了16艘大木船，从重庆嘉陵江运达南充，靠人力搬运到西充。
1939年9月巴蜀学校（西充）完成了搬迁和重建，9月正式开课。此举，王缵绪先生又为家乡学子开辟了教育新天地，所创的巴蜀学校西充分校，成为西充地区首创办的第一所中学校，很快也取得了惊人的办学成绩，受到当地民众敬慕与赞扬。
在整个抗战之中，重庆作为战时陪都屡遭轰炸，中央政府无处办公。作为省政府主席的王缵绪，将巴蜀中学部迁入西充之后，又将学校两处校舍免费安置中央政府就地办公，为国家解决困难。再则，巴蜀学校已举世共知被誉为全国民众的抗日活动中心地位，所带给巴蜀学校身处险境。据校史记载，日机九次炸毁校产达到一千多亿（银元）。但巴蜀学校从未停止办学，主动为国家承担职责，完成了“战时学校”的任务及义务。
在最为残酷的战火之中，巴蜀学校的董事长王缵绪坚守着自已的理想，广开交流之路，接受各校人士与外籍学者、社会各界名流来校参观与交流。而首当其充的巴蜀学校董事长王缵绪先生，指挥与引导着自已组建的教育团队，仅用四年的办学时间，使其教育实践很快赢得社会各界普遍关注；巴蜀学校所取得实际办学成果，为之声名鹊起，地位斐然。
1935年5月教育部派陈礼江视察全省教育工作后，特指定巴蜀学校为全川示范学校。1936年学校遵教育部令，选派巴蜀学校师生参加英国伦敦举办的国际教育博览会，因成绩突出，获得奖励。同年，四川省教育厅及教育部特定巴蜀学校语文实验注意符号的教育方法和本校使用的词组实验法为标准法，普级各校使用。1937年10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肯定王缵绪办学成果，专程到巴蜀学校亲自颁赐“成绩斐然”金字牌匾。至今悬挂在巴蜀中学。
1942年，校长周勖成与正在抗日前线指挥作战的校董事长王缵绪通电商定，将巴蜀学校迁回重庆张家花园，保留西充巴蜀学校为分校继续开办。于是周勖成辞去西充学校校长职务协部份教师返回重庆。王缵绪将全部教学设备留在西充，继续促进西充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他电令侄女王君素（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接任巴蜀学校校长职务。自王君素任职期间，王缵绪不遗佘力地支持她继续筹资扩建学校，并申报经验证通过了四川省教育厅的批准，增办了高中。
据校史载：1943年6月6日，巴蜀学校第一个周年校庆活动是在战火中隆重举行。当年，以王缵绪个人声望及地位与他那坚定持教兴国的教育信念，吸引并感染着社会各界人士，所引发了近百军政要员及社会名流高度赞誉及肯定，纷纷以亲笔题词作诗赞许王缵绪先生以教兴国，而创办下了这所成功的巴蜀学校。因媒体版面受限，重庆《大公报》仅登载下26位人员的题诗及词，如：国家主席林森、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司法院院长居正、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社会部部长谷正纲、粮食部部长徐堪、交通部部长曾养甫、农林部部长沈鸿烈、中宣部部长王世杰、军委会第三处处长陈果夫、国民教育辅导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朱经农、法规委员会委员余井塘、重庆卫戍司令部总司令刘峙、赈济委员会委员长许世英、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杨公达、社会事业专门委员会专任委员张一尘、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厅长郭沫若、财政部金融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顾翊群、重庆市教育局局长雷啸岑、重庆市社会局局长包华国、重庆市临时参议会参议员温少鹤、重庆大学理学院院长何鲁、重庆市临时参议会副议长李奎安、重庆巨商汤壶峤以及黄炎培和郭松年先生。与此同时，孔祥熙、何应钦等人带头出资并发起为王缵绪先生持教精神集资活动，修建王缵绪先生兴学纪念堂，以志景仰。后来，是校董王缵绪执意将这笔巨款用在了日寇炸毁学校的修复工程，未能实现众人所愿。可想而知，作为一个学校而言，会有如此的百官重视，在中国历史上纯属绝有，非同寻常。这无疑是体现了王缵绪先生爱国情怀与他那忧国忧民的民族精神之外，当属巴蜀学校办学成功。
（注：1、国家主席林森曾在1937年已特为巴蜀学校题赠“成绩斐然”诗句，在十年校庆当天再次题词赞许巴蜀学校，仅一个月后林森主席因病去世，作为当时这份题词尤显珍贵。2、所有军政要员诗赋内容校史载入。）
1945年抗战结束后，校董王缵绪从前线返川之后，更加快了巴蜀学校的发展。1946年巴蜀学校添办高中和幼稚园，完成学校全面的基础教育体系。1945年西充分校也增办了高中，成为当地创建的第一所完全体系的学校（现：西充中学）。在此期间，王缵绪已着手创办巴蜀商学院，便吸引了有识之士的拥簇，方才迎来“锦上添花”。巴蜀学校董事长王缵绪将这些成员组建成董事会，其名誉校董：曾子唯、陈怀先、赵资生、康心如、周宜甫、李奎安、王兰楫、黄之贲、汤壶研、陈丽生、连雅各、魏诩丞、杨赞卿、何说岩、唐棣之、季叔平、杨芳龄、曾纪瑞、曾吉芝。事后，国共内战再起，导致巴蜀商学院未办成功。
巴蜀学校始终是在王缵绪的指导与支持下，以高标准的教育团队，经过整整18年的不懈努力，曾在这所规模宏大的教学新环境中，施展了王缵绪先生的教育理念及教育方法，成功地完成了他的新教育理论的实践，使巴蜀学校发展成为集幼、小、中、高的完整教育体系。早在民国时期，巴蜀学校就在教育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称之为中华名校。为当今的巴蜀中学奠定了坚实基础。
巴蜀学校自诞生伊始，王缵绪先生在担任巴蜀学校董事长职务整整十八年中，他付出了最大的能力，竭尽全力为贫苦人开学路入不敷出。
巴蜀学校创始人兼董事长王缵绪先生，付出了一生最大的智慧和心血，可谓是教育先贤。多年来他为之劳顿、为之苦思、为之付出，将“以教兴国”的宏愿，最终实现。
1950年12月12日，王缵绪将重庆巴蜀学校和西充中学捐献给国家。
邓小平为此发表过重要的指示“不许更名，只许办好，不许办坏”。
1932年8月，“二刘大战”（刘湘对刘文辉）爆发，此次大战是四川军阀480多次战争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其结果是在王缵绪任刘湘部北路总指挥下，助刘湘统一了四川。
1934年2月，中央军事委员会整饬军政，将全国军队重新编制，王缵绪任第二十一军第二师师长，辖第四、五、六三旅，驻防合川。同年10月至次年5月，王缵绪先后担任第五路副总指挥兼第一纵队司令和第六路总指挥。
1935年10月，行政院任命王缵绪为44军军长，辖三师、十六团，又十一独立营，军部设绵竹。驻守水口场、夹门关、清江堰一线。
1936年2月25日，国民政府授予王缵绪陆军中将。次年6月28日，王缵绪任川康军事整理委员会委员。
1937年 3月2日，王缵绪亲笔致函建设厅长卢作孚，要求他“设法为敝县安置泥石工五千人，移民就食，以工代赈”，可见他热爱乡民。解放前，西充地瘠民贫，“民食艰难，饿殍日多，草根树皮掘食殆尽”。王缵绪“每接乡讯，深恻于怀。凡有西充人上门求他，都予以“打点”。特别是灾荒年，每到部队开饭时，总有不少人找来说自己是西充人。王将军曾说：“是西充人就拿碗添饭。”有时人多了碗不够，他说“没得碗就用瓢。”在西充，“拿碗添饭”这句话百姓流传至今。王将军平时说话幽默风趣，外号“笑和尚”，他“私德很好，关心百姓、爱护官兵、烟酒赌不沾，自奉亦简”。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王缵绪率第44军（编入第二十三集团军）开赴前线，由川鄂大道出发东下，向宜昌集中，增援平汉铁路沿线。因战事需要，44军从第二十三集团军中抽出，与67军合编为第二十九集团军，王缵绪任该集团军总司令。
1938年1月20日，时任四川省主席刘湘因病去世，围绕谁接任四川省主席职位问题，在中央政府与四川军政各派系之间展开了非常激烈而复杂的斗争。1月22日，国民政府任命张群为四川省主席，遭到四川军政的强烈反对。1月23日，留川部队以161师师长许绍宗领衔，六个师长、五个独立旅旅长一同联名电呈中央，要求“收回成命”，并在成渝两地组织示威游行，贴标语、散传单、发代电……双方相持不下，情形趋于紧张。蒋介石电召王缵绪、邓锡侯、王陵基、潘文华、唐式遵等到汉口，与中央方面的何应钦、贺国光会谈，双方达成妥协：以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代理四川省主席，该集团军留川的一个军开赴鄂东北对日作战（另一个军已经开往鄂西北前线）；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潘文华兼川康绥靖副主任，所部56军暂时留川（另一个军在皖南前线）；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限日编成部队，即赴江西前线。
4月26日，行政院决议王缵绪代理四川省主席。次日，王缵绪致电蒋委员长，恳请收回代主川政成命。5月3日，蒋致电王缵绪：“成都王主席治易兄，感电悉，情殷抗战，具见忠怀，至深嘉佩。惟此次决定川中军政人选，以此最为相宜。吾兄应即遵令就职，勿再谦辞。” 不久，国民政府正式任命王缵绪为四川省政府主席，同时但任四川省保安司令兼任四川肃清私存烟土督办公署督办。
这时，抗战局势日趋紧张，四川民众出兵出钱担负亦日益加重，各种矛盾激化，群体冲突事件时有发生。王主席体念民苦，对群体事件采取“理喻式和平方法”予以化解。当年，“新都实验县乡民，受地方哥老及土豪劣绅之鼓动，集合团丁围城反抗，附近各县团丁，亦纷往参加。省府取消其实验县名义，撤换县长，事件始获和平解决”。王主席以“国难当中，所有公务员应洁身自好，力除浮华，为民表率，通令昭示”。要求各级公务人员“凡因新职以及因公来省者，对于长官或同僚，概不准应酬；不准借婚丧庆寿大摆宴席，收受礼物；在卸任人员，当地士绅民众发起挽留或送万民伞，或送功德碑等类事件，应设法制止，决不可迁就”。当年，“中江事件又起，乡民二千余人，包围县城。追查事件起因，为县政人员征兵征谷舞弊，引起民众公愤。王主席派人宣慰处理，亦幸获解”。事发后，《新民报》发表时评：“……王主席公开承认，此次中江的事变，主要原因是政治不修明。承认自己的错误，要担负所有责任。基于这点体现了王主席的精神，颇具有政治家的风范。……事变和盘托出，与全川父老及全国人士共见，这确然值得我们寄以深切的同情和欣慰！”
王缵绪自担任省主席起，在全川推行一系列新政：一、裁撤骈冗机关，节省公帑；二、整理财政，彻底清查过去账目，严惩贪污；三、减征田赋，决定二十七年度（1938年）减为一年二征，二十八年度（1939年）减为一年一征；四、地方附加亦将严为规定，俾得减轻人民负担。与此同时，王缵绪亲自手书制定《县长守则》、《兵役科干部守则》、《常备队干部守则》。对县长提出六条要求。禁烟宗旨：肃清私土，绝毒禁种。
王缵绪主席便着力清理川省历史旧账。在全川财政整理委员会议上，王主席曾说：“……个人认为刘航琛任内支付各款，凡有甫公（刘湘）亲笔条令，数目吻合者，全川民众均应感于甫公为民为国之苦心，将其承认；若既无亲笔条令，及无其他可靠证据，即应彻底清查，究明真相，以便依法追赔。……此举全在铲除川省历年来财政上种种积弊，使之趋入正轨，以表现公开财政，昭示大信之精神，决不至如过去之敷衍了事。”
王缵绪主席大力整顿吏治并通令全省：“各县区长、联保主任，均系秉承政府推行政令，直接领导人民之公务员，尤宜奉公守法，为民除弊兴利。乃近查各县区长、联保主任，自恃地位，对人民生命财产生杀予夺，为所欲为，以致怨声载道，若不严予制止，其何以正法纪而树风声。今特令各专员县长，转饬各区长、联保主任，务须奉公守法，对违法者并应切实检举，从严惩办。” 王主席亲自到各县视察，除考察吏治、兵役、保甲、禁烟及地方建设外，对民间疾苦亦极关怀，尽量安排时间拜访入营士兵的家属，并给予慰劳金。
当年有媒体报道说：“王缵绪主席短短一年零五个月时间里，因减征减少1400多万粮款收入，另外还偿还了一亿多的债款；交卸时，尚存余了1000余万的现款。这组数字，就是他在担任四川省主席的政绩。”他的这种作法在今天看仍给人以教诲和启迪。
王缵绪主席在大力推行新政时，处理积案中撤了大批贪污官吏，触犯一些地方实力派的利益，认为王缵绪当了省主席，还指望能够得到好处，合伙到省政府去拜见。哪知王主席严肃地告诉他们说：“现在拍捧不行了，你们不要再来这一套。当军人的就该上前线，在后方干什么？保安团长我已经撤了五个去打日本。你们不去打日本，我呈报委员长撤你们职！”于是三个师长联合他人发动七师长倒王运动：正值全国抗战转入战略攻势的关键时期，前方的战斗异常艰苦激烈。川军师长彭焕章、陈兰亭、谢德堪、刘元塘、刘树成、周成虎、杨晒轩七人呈电蒋反王主川。这时国难当头，王主席顾全大局，以免后方内战，主动恳请辞去四川省主席职务，要求出川抗战。5日后，国民政府公布：“四川省主席王缵绪，恳辞主席职务，志切抗战，请缨出川，英勇卫国，殊堪嘉尚，王缵绪应准率部驰赴前方，悉力御敌。出征期间，四川省主席职务，委员长蒋中正兼任，任贺国光兼任四川省政府秘书长。” 随后，王缵绪电呈蒋介石并通电全国声讨汪精卫。
1938年8月11日，时任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致信王缵绪，信中写道：“治易仁兄足下：戎马倥偬，疏于问候，良用疚歉。此次驱敌寇于河滨，乘机拜谒诸长官，报告华北战绩，借此作书，聊申萦念之殷，并致意于川中父老兄弟。抗战军兴，吾川对国家民族，殊多贡献。省中健儿在南北各战场与全国友军携手并进，以头颅捍卫国土，以鲜血换取民族的独立和自由，为川人增加许多光辉。西望故土，殊令人兴奋鼓舞不置。……在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的任务中，今后四川将肩负更重大之责任。吾兄领袖群伦，深信必能巩固并扩大统一战线，组织人民，动员物资，遵照抗战建国纲领与蒋委员长之历次指示，为抗战建国大业而奋斗到底。”
王缵绪致电所属：“今日之势，我辈若舍去出兵抗战之一途，不惟国家民族无以生存，即吾川省格与乎小小团体，亦将难保。且现在后方军人，必深负亡国之罪，纵不被国人唾骂，亦无面目以见抗日诸将士。绪已抱定坚决之决心，不问一切机构，专以集团军名义，率部出川抗敌。即使七千万人拥我为主席，我亦不屑为，弃之若敝履。惟望兄等迅将本集团军各军师旅部队，调集相当地区，加紧整顿训练，积极准备出师。……切勿瞻前顾后，国家幸甚，团体幸甚！”
王缵绪将部分保安部队编成4个独立旅，划归二十九集团军节制。整装待发，出川抗日。临行前他电令全川各县长，指示后方防务工作要点，以三事相训勉：（一）各级地方军事政治训练机关，应即加紧训练整理，等待编整补充；（二）积极训练民众，开发生产，加强军队联系，以增厚抗战力量；（三）坚定必胜信念，毋为流言所惑，照常执行政令，以奠后防，籍固前线。
1939年11月初，王缵绪率部离蓉出川，经艰苦跋涉，月底到达第二十九集团军驻守地——湖北省境内，其部属分别驻扎在宜城、襄阳、樊城、桐柏、大洪山一带。
王缵绪到达前线，即亲自赶赴前线阵地，一方面仔细观察各处地形，一方面安排下属官兵开展搭建营房和构筑防御工事，同时还严厉整顿军纪，振奋官兵精神。他几次三番地积极动员并勉励大家说：“莫要开口只说四川，我们是中国人，努力抗战不单为四川，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第二十九集团军是信崇三民主义，是国家的骨干，民族的灵魂，决不是私人的武力。我们要配做一个军人，连营便是我们的家，抗战是我们的目标，不畏难，不怕苦，既流汗，又流血，精诚团结，民族独立的金字塔，靠我们用骨肉去砌成。要达到这个目的，非一洗过去的苟且偷生、自私自利、虚伪奸巧、因循腐败等种种恶习不可”。（注：原文摘自1940年3月8日成都《新新新闻》五版）。全体官兵听了情绪高涨，无不深受鼓舞。
此前，武汉失守，国民政府迁都至重庆。为防日军进攻四川，第二十九集团军所属第五战区决以华中作为防守重点，其战略是：“死守大洪山、桐柏山两重要据点，并随时向武汉外围及平汉路出击”。日军视大洪山、桐柏中国守军为眼中钉，决意将其拔掉。因此，日军统帅冈村宁次“调集精锐军队第三、第十三、第十五、第十六等师团和第四骑兵旅团，约十万人，重炮二百余门，战车数百辆，以步、骑、炮、空合力向湖北宜城地区、襄阳、樊城、桐柏、大洪山一线发动侵略攻势。企图占领第二十九集团军驻守的军事驻地大洪山一带。一则对我军不断出击平汉路的威胁得以解除，再则伺机进攻占四川领土。”
为使日军计划破灭，中国军队第五战区根据军事委员会部署，制定了“保卫国府中枢门户和待机反攻武汉的两大任务，长久保持桐柏、大洪山一线，以攻为守，打击日军”的作战方针。在具体兵力部署中，由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担任湖北宜城地区的襄阳、樊城、桐柏、大洪山南麓、京（山）钟（祥）公路、襄河两岸守备的重要作战任务，置重点兵力于汉（阳）宜（城）公路方面，并要求“竭力增强襄河东岸部队，以纵深配备，坚决阻止敌之北上；掩护我左翼兵团之右翼防务的重要的军事任务”。
1939年初冬，王缵绪在湖北驻地，发动第二十九集团军对日军作战的“冬季”攻势，并结合地形布署了作战计划，指挥第二十九集团军以第四十四军第一五0师为攻击部队，第一四九师为掩护部队，第六十七军为总预备部队。他告诫了全体官兵长期驻守湖北宜城地区、襄阳、樊城、桐柏、大洪山一线的重要性，他要求部属尽忠职守，奋勇杀敌。
完成全部战略部署后，王缵绪指挥第二十九集团军主动发起向日军进攻。部队自襄河东岸南下，以强有力的突击方式夜袭钟祥、洋梓日军重要据点，迅速占领了钟祥以北的汪家河、王家钟及王家店的日军重要据点。这一战，王缵绪采取了夜战袭击及绕攻等战术，歼灭日军近万人。至此已形成敌我双方对峙状态，一直延续到次年战斗仍未结束。
1940年初，日军13师团，继续派飞机增援，调集军队联合兵力猛烈反攻，对第二十九集团军形成包围合击之势。日军开动30门火炮、8架飞机同时向我军阵地强烈地轰击扫射，日军13师团，在20多辆坦克的掩护下发动起猛烈攻击，妄图重新占领了王家店。这时，一场你死我活的争夺大战就此展开，王缵绪身先士卒，率领第二十九集团军英勇决战，以血肉之躯与敌人的坦克相搏斗。全体官兵全然不顾头上的飞机低空扫射，奋力回击，勇敢攀登日军坦克之上，用手榴弹向坦克车里投掷，吓得坦克车后面的日军，一时不敢轻举妄动。于是，日军攻克不前，就兵分两路，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之下，分别向我大洪山东西两面夹攻。致使第二十九集团军在驻守区域的一、二防线内与日军连续激战了十余昼夜，战斗的火力始终相持不下，双方伤亡均为惨重。这时，王缵绪机智地运用机动战和游击战的战术，亲自指挥第一六二师向南面的猴儿寨出击，截击日军腰背，致使日军三面遭受严重打击，从而成功地阻止了日军再次向我第二线阵地的进攻。尽管这场战斗实力相差悬殊，但王缵绪那种敢打必胜的精神，敢于与敌人较量。
1940年2月初，为了严防守备桐柏、大洪山一线，王缵绪运筹帷幄，为第二十九集团军重新布置了军事计划：以第四十四军守备跑马寨、牯牛岭、青峰山、王家岭、三阳店之线，军部位于袁家台；第六十七军在张家集、长岗店地区整顿待命，军部位于竹林港。从而形成了全力阻止日军北进之势。
3月初，王缵绪率领第二十九集团军推进鄂中京钟公路大洪山，执行该区重要的攻防作战。日军集中步、骑、炮、空联合之力，发起更为猖狂的进攻，他们北犯襄阳、双沟，西犯随县、枣阳，严重地威胁到第二十九集团军总部驻地（张家集一带）。威武强悍的王缵绪率主力部队直接向进犯日军奋勇出击，在汪家店、彭家岭、张家集一带，又进行了一场极为强烈地毒气相加的血肉之战，于7日晨将日军击溃，固守下大洪山西北要隘。随后，王缵绪亲冒矢石，又率精锐之师向日军猛烈攻击，断敌归路，一举歼灭日军5000余人，驮马数千匹。日军虽不断增援，死力反扑，经激战8日之久，终未得逞。
4月初，日军对我军阵地久攻不下，就兵分两路再次向我军进犯。他们一路从汉口沿汉枣公路西，直犯随县、枣阳和双沟，另一路从钟祥沿襄河东岸北进，直犯张家集、襄阳和双沟。一路数万日军从钟祥开始，由北南下，先向我军防守的三乐河、长寿店，跑马寨猛攻；另一路骑兵千余人马和便衣队七八百人自长寿店北上袭击；第三路日军由牌坊河、张家集向东突击；企图三路齐发，对我军围攻扫荡。王缵绪在危机时刻，运用有利地形，将敌寇吸引到峡谷之中，勇敢指挥部属追击，尔后集中主力进攻，给以日军重创。此役，日军遗尸数千，军心动摇，仓皇溃逃。
1940年5月8日，因王缵绪总司令指挥作战屡建奇功，国民政府晋升任王缵绪为陆军上将军衔。
5月初，日军又加强对我军两翼的攻击，南面以精锐骑兵自钟祥沿襄河北窜，攻入枣阳，北路则自信阳西进，攻陷桐柏、唐河，拟与南路会师枣阳，形成对桐柏、大洪山一带地区对我军作大包围。王缵绪率部于15日发动起总反攻，经激战三天三夜，克复枣阳，乘势追击，迫使日军开始总退却，但仍顽固死守随县。这时，因我军没有重武器，无法直接攻坚，乃与日军胶着于大洪山一线，相继在大洪山一带激战经旬，共大小作战二十余次，艰难的阻止了日军的正面突破。
5月中旬，日军第四十师团再次以攻击大洪山为目的，步、骑、炮、空联合，左右各以8000多兵力由隋县经三阳店南下。王缵绪则早已将所属军队在客店坡、板凳岭、杨林河等处布阵。几经奋战，将士们士气依然高涨，个个抱定与日军殊死决战之心。此时，日军从信阳、随县、钟祥三地同时发动对枣阳及襄河东西两岸的强势攻战，以重兵围攻我军重要防线，调以强大的军事力量经过数日的攻击和轰炸之后，击破第五战区中央兵团的军事戒备区。第五战区所属部队只好被迫退至鄂北的汉水、唐白河一带整顿。当时，王缵绪率领的第二十九集团军奋力抵抗日军，顽强地固守着阵地。此次战事极为惨烈，张自忠所率部队仅有的两个团和一个营，遵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命令渡河援助，不幸在宜城南瓜店遭日军重击，致使他的部队两千余人全部伤亡殆尽，而张自忠也以身殉职。就在这一危急机时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电嘱王缵绪总司令集中主力，从大洪山北上尾击日军。王缵绪即令其长子、第四十四军军长王泽濬中将率第六十七军的第一六一师，出板桥向日军追击，我军将领怀着愤怒与仇恨的心情，为张自忠与众多牺牲的战士们复仇，经过一搏击之后终于收复宜城南瓜店，在战场上寻找到已牺牲的将士们的尸体。
6月6日，日军将两路兵力在双沟会师，迅速组成几个梯团南下。王泽濬则率四十四军官兵，在勇猛尾击日军三个师时，遭到日军强烈的反击。此时，王泽濬不得不向父亲王缵绪坚守的大洪山一线及张家集方向收缩阵地。日军第八师团长谷川指挥两个师团从四面猛烈围攻大洪山，并派日机狂轰烂炸。我军当时无高射机枪，只能任敌机低飞扫射。王缵绪率领的第二十九集团军顽强的挣扎在大洪山西麓、南麓一线，与日军艰难地激战二十余日，击伤日军第40师团长天谷直次郎，击毙日军将校级军官即有十多人。此战役双方伤亡惨重，王缵绪督战负伤，原有八万多官兵经日军三次进攻围剿尚余五万多人。第二十九集团军所守要隘面临危机。此后，王缵绪带伤苦心谋划战略，以对付日军强大的军事力量。他采取了机敏的游击战术，利用复杂有利的地形，在山区之中与日军周旋，使得日军时而东面遭到我军袭击，时而西面又被我军偷袭，以此作战方式达到绞杀日军目的，并死死地拖住日军不放。王缵绪以十多次率部对日军进行主动出击，偷袭日军主力，最终坚守在大洪山一线，拒阻日军北进。
1941年秋，日军又以飞机大炮掩护，企图夺取大洪山南麓的青峰山之后，直入大洪山核山寺。王缵绪与日军斗智斗勇，争夺青峰山。青峰山上经常是硝烟四起，枪炮相击，我军所占据的青峰山阵地，失而复得，又得而复失。就这样，王缵绪率军坚持奋战一年零四个月，拖住了日军西进的图谋，粉碎了进攻日军作战计划，最终将日军全部歼灭在青峰山峡谷之中，取得了重大胜利。王缵绪将军也因此被称为“大洪山老王推磨”，而轰动全国上下。
1942年7月10日，第二十九集团军奉命调往第六战区，由该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挥，王缵绪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部队由河南内乡出发，经老河口、兴山、长阳等地，一直到达湖南桃源集结，担负洞庭湖以西长江以南湘鄂地区守备任务。
1943年2月10日，日军三万余人从岳阳、沙市、宜昌出兵，一路向第二十九集团军守地进犯。陈诚下令：坚守阵地，不许出击。15日佛晓，日军轻易攻破第六战区前沿指挥部“松滋要塞”，迫使第二十九集团军第六十七军之一部在百里洲被动迎敌。王缵绪得知此讯，火速率独立第一团到安乡指挥官兵作战，在日机的强烈轰炸之中，他不幸身负重伤，但仍然带伤顽强指挥作战。2月底，经过激烈对战，阵地失而复得。
3月，不甘失败的日军全面向沙市以南的滨湖各县进犯。王缵绪指挥军队与日军形成拉锯战，最终攻占了日军固守在洞庭湖西岸和南岸的两个据点。
4月，王缵绪因伤情过重，不得不退下火线医救。第二十九集团军奉陈诚之命停止攻击并退出防地，日军得以进至汉寿县境，大肆烧杀，无恶不作。
1943年5月，我军发动了石牌要塞保卫战。这是鄂西会战最关键性一战。当时，日军计划以重兵攻击，妄想打通宜昌以下之长江水运，并占领石牌要塞，再西犯陪都重庆。王缵绪对石牌要塞的防守局势极为关注，他认为这关系到陪都重庆的安危。当时，受伤尚未痊愈的王缵绪在强势的日军面前从未胆怯与猥琐，他火速赶往前线。他根据多年作战经验判断敌情，配合布置好战局，以第四十四军主力守备津、澧，一部在渡口以北对（洞庭）湖警戒，以强劲阻截。同时命令第一六二师死守鳌山地区，指挥第一五0师主力扼守新洲亘澧县之线，其余军队布置于夹堤、白羊堤地区，以强劲阻截。这时他还调动第一六一师由羌口开始向鳌山转进，援助阻截。王缵绪鉴于日军较有可能向鄂北进攻，为此他提前布置军队防守于江防及汉宜公路，竭力抵拒进犯之敌，主力进出于汉宜公路附近直击敌背。日军如由襄花公路进攻鄂北地区时，主力就以大洪山、桐柏两山为依托迎击敌人。
6月3日，王缵绪变更作战方法，组织袭击队，发现敌之运输补给部队立即猛烈强袭。并于夜间破坏公路，在日军运输补给断绝的情况之下，阻击日军败退。此役在王缵绪的指挥之下先后攻克了安乡、新安、王家厂、暖水街，进迫于公安及磨盘洲之一线。日军第四十师团约数千人，分别向石首、藕池口、公安逃窜，经我军围追阻截，日军大部分将被我军歼灭。
6月7日晚，我军又乘胜挥师东进，连克宜都、枝江、洋溪、松滋、磨盘洲、申津渡等重要城镇。14日晚，我军攻下公安县城。至此，鄂西会战胜利结束。
10月，日军纠集九个师团和大批伪军向常德、桃源进犯。新任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令余程万部死守常德。这时王缵绪还在医疗伤之中，得知军情即奋不顾身奔赴战场，亲自指挥第二十九集团军向北面的滨湖各县抵抗，争取时间以待六、九两战区主力驰援。随后，王缵绪亲临作战现场与集团军所属第四十四军军长王泽濬共同与日军鏖战数日，取得胜利，并缴获了大量武器。不料另一路日军强渡澧水上游，直奔常德，迫使第四十四军被隔断于常德以东和以西（两）地区之间，然后又集中主力猛烈攻打军部所地桃源。王缵绪将率部分军队坚守在沅水以南的郑家驿。这时又向他传来战报，第二十九军所属一五0师师长许国璋身负重伤,自戕殉国。王缵绪为失去爱将，悲痛欲绝。
12月3日，余程万将失守常德，就在这危及时刻，第六、第九两战区增援部队陆续赶到，与王缵绪率领的集团军南北进攻，最终在太浮山地区彻底击败日军，占领了常德。接着，王缵绪又火速率军追击桃源敌后，与第四十四军合力追击日军至藕池口，迫使日军退守到滋口一线。我军也奉命集结澧县待命。此时，王缵绪率领的第二十九集团军已经历了次战役，兵力基本耗尽。
1944年2月，在南岳军事会议上，王缵绪提出撤消第二十九集团军总部和第6六十七军建制，保留第四十四军。经军委会批准，第四十四军仍由王缵绪长子王泽濬继续担任军长，辖一四九、一五0、一六一、一六二四个师，调归第九战区指挥。此后，王泽濬军长将第二十九集团军余部带到湖南宁乡进行了改编，辖一四九、一五0、一六一师，以及后调师一四九师。王缵绪调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并担任国民政府陪都卫戍总司令。
1944年5月，日军再发起对长衡攻势。6月7日，日军第三师团开到古港附近。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王缵绪下令指派军长王泽濬率第四十四军展开攻势，奋力击败了古港东门市的日军驻地，获缴甚多。此时，日军大量派兵支援，我军第四十四军与第六十八师团、一一六师团喋血奋战了七昼夜，于14日退出浏阳。
1945年初，日军由茶陵、安阳南进，军长王泽濬奉王缵绪之命赴茶陵南北地区迎敌。此役由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王缵绪直接指挥，在父子将军配合之下奋战阻截，7月日军陷落茶陵，8月又陷落衡阳，一直到桂林，彻底击败了日军，最终迎得胜利。此后，王缵绪率军又参加湘粤边区作战。直到日本宣布投降。
1945年9月，因王缵绪在抗战中屡建奇功，被国民政府授予抗日英雄称号，佩戴上胜利勋章。
当时，全国不断宣传王缵绪所部击落日本空军“天皇号”飞机和“大洪山老王推磨”，以及常德战役中开枪自戕、壮烈殉职的师长许国璋等英勇事迹，全国上下阶为佳话。成都《国民日报》社易君左社长曾发表题为：“闻王治易将军前线负伤，诗以慰之（七古歌行）的长诗”，诗中这样写道：会战凯音传豫鄂，将军大纛自天落。张家集与流水沟，鲜血开成万花萼。将军不怕死，奋勇独冲锋。健儿争努力，血溅马蹄红。将军受伤不知痛，大呼‘杀贼休轻纵’！夺回据点更包围，丑寇直如龟入瓮。空前捷报惊两川，两川热浪火烧燃。川军神勇世无敌，一角克堡金瓯全。长沙一战定邦国，其中多少川儿血？奇功屡建说杨王，决斗方酣比英德。襄河固守未稍西，歼倭易如童缚鸡。及今威名震寰宇，南塘盛业谁与齐？尚忆将军出征日，成都千人万人出。欢呼热烈祝凯旋，知公定有平倭术。我来西川大幕中，独垂青眼礼优隆。书生报国感知遇，一洗冀北凡马空。曾观题画知心事，莺飞草长江南泪。万蝶蹁跹八阵图，单刀闪烁群英会。倭儿狼狈欲何之？打通平汉梦真痴。豫南鄂北金汤固，况有巍巍王者师。将军伤轻抑伤重？伤重伤轻休戚共。但使中华一息存，何劳万户千秋供。作诗岂徒慰将军，亦欲天下壮士闻：非常任务诛奸佞，第一勋名荡寇氛！（重庆文史馆编《中国抗日战争诗词曲选》1997年12月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1945年，国民政府任王缵绪为重庆卫戍司令部总司令。他任职即告诫部属不得欺压百姓。在辖区内分设若干军民合作站；整顿监狱，释放罪轻者，规定禁止肉刑，以养廉耻；视寒问疾，力求卫生；言行训育，化囚为民；经济公开，以谋温饱；严禁剥削，以维福利；贿赂绝迹，一洗贪风。并大力整肃重庆治安，捉拿雷鸣心（大流氓）。同年5月，当选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制宪国民代表大会和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代表。
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6月重庆卫戍司令部改为警备司令部，王缵绪任武汉行营副主任兼重庆警备司令。
1947年5月2日，蒋召王缵绪进京，行前王缵绪对记者说：“……首都南京卫戍总司令一职，中枢虽有意相委，但本人持反对国共内战，不愿再任军职。此番赴京晋谒主席，除本一贯精神以在野之身翊赞中枢外，别无他项希求。因目前营谋官位者正多，本人实无此需要也。” 自他由京返回仍任旧职，而他更多精力便是投入教育事业。闲时，曾与文人墨客观弄书法，吟诗作画，研习佛学。
1948年5月16日，王缵绪调任国民政府主席重庆行辕副主任。同日，王缵绪出席国大。返渝后，公开表达对时局的担忧，“……政府与党意志之不齐一，已于此次国大会中，充分表露无遗。而政治改革之无实效，亦可于铲除豪门资本，举办救济特捐等例中概见。故欲挽回国事之颓局，非大刀阔斧革新政治，并力去敷衍塞责之官僚作风，努力做出成绩。尤于铲除豪门资本，安定人民生活一点，非彻底做到，不足以压人心，挽颓局。”
1948年5月17日，蒋介石临危受命。王缵绪被推为川康渝民众自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6月，王缵绪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11月任西南第一路游击战总司令；坚守川康之策。不料其子王泽濬在淮海战役与解放军作战，头部负伤而被俘。
1949年3月4日，王缵绪得此消息，就在《新新新闻》发表了他给毛泽东的公开信。略谓。润之先生足下，蠢子泽濬，负伤被俘，获承优待，在军人生死当不足道，在先生育不嗜杀之亡，感甚感甚。往读先生沁园春及水调歌头词，以风雅闲情而兼英气概，佩甚佩甚。(中略，原注)
迩来所谓和谈，并非少数豪门贪吏之恐怖，因其已备安全地域，目前当局，仍是放任若辈，逃飞港台英美，尚未自我清算。今日渴望和平，乃是大多数民众难保自家者。既是面蒙民主口号解放，则当以民意为依归。天道忌盈，日满则缺，适可而止，不为已堪，乃中庸之道。昔希特勒才胜英法，便转向苏联，日本人得我东北，即犯珍珠港，恃胜而骄，乌有不败。今天下健者，岂特苏联、林彪。国共两党以外，尚有广大群众。和谈岂独两党之事，苟不合全国要求，大多数人民，焉能束手待毙，甘为牛马。斩木揭竿，未始不能周旋到底。总之徒恃军事，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政治须用政治方法。
人类社会，进步原如登山，先由迂回曲折而上，今欲复古，当寻途径。若一跃而降，其不颠仆死亡者鲜也。何去何从，惟先生熟思，而审处之。即颂时祉。
王缵绪 载拜 三十八年三月四日
（注：王泽濬中将(1902—1974)，王缵绪长子，国民党第九绥靖区副司令兼陆军第四十四军军长。1948年11月18日参加碾庄圩战役被中共第六纵队(纵队司令员王必成、政委江渭清、副司令员皮定均)俘虏。1974年1月19日，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去世。）
1949年4月，第44军军长王泽濬被捕后给北洋大学校长张含英写信，打听王凤翔（他三儿子）是否在校。王凤翔在学校立即给济南滩头镇解放军官训练团受训的父亲王泽濬回了信，并转告父亲收到香港电报，内容是他们已到香港。王泽濬回信中，让他劝说祖父母（指王缵绪）不要为蒋政权坚守措施川康计划（注：坚守川康阵地，守不住就将最后一搏，将提前安置好的炸药，炸毁成都、重庆等），他请求父亲起义不要流亡海外成为“白华”。不久共产党地下特派员李仲扬与王凤翔去了香港劝说王缵绪的“外交部长”回川帮助他们做王缵绪的思想工作。事后王凤翔返校读书，他毕业于建国以后，曾在历次运动中王凤翔以及王泽濬的长子王复加及所有亲属都为此遭受到严重的迫害。
1949年7月，王缵绪他对国民党政府已失去信心便同熊克武、向传义等人组织成立了“川康渝民众自卫委员会”，有组织、有纲领、有行动的与蒋政府唱起“对台戏”。王缵绪多次向记者发表时局感言：“……我对政府，对国家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所说的是病的症结所在，民间的疾苦。三四年来，曾与总裁（因我素来称蒋总统为总裁，原注）上书不下七八万言，如政治之贪污无能；财政上无限制的发行钞票；党团的人员全在做官，不下乡工作；教育腐化；司法较过去的军阀还贪污，剥削平民；征兵尽是兵贩子；主张胜利后不能裁兵……，可是这一些办法都没有被当局采纳，千言万语等于石沉大海。……”
1949年10月1日，在云桂川未曾解放之时。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又曾给王缵绪书信归劝他不战争取和平解放。共产党地下特派员李仲扬从香港回川便主动接近王缵绪，因招人耳目王缵绪同意住在家中，经李代表共产党主张，承诺王缵绪不战达到和平解放，不担给他记功并且释放其子王泽濬。王缵绪最终接受了条件主要考虑更多的是众多百姓，其次才是释放他的长子王泽濬，但他万没想到他与儿子就此一切心愿都注定成为了南柯一梦，曾在狱中死后，至今都无处可寻二位将军的下落及结论。
1949年，王缵绪拒绝去台，同年12月14日，因44军长王泽濬（长子）被捕，他授意新编44军代理军长周青廷发出起义通电；24日胡宗南所派成都城防部队撤离成都；随后，王缵绪自行取消了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兼西南游击第一路总司令职务，成立了“成都市治安保卫总司令部”，（简称“治总”）自任司令。王缵绪以“治总”名义接管成都。他担负起保护四川省7000千万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的职责。由王缵绪出面在成都蜀一电影院召开各界各人民团体会议，正式宣布成都和平解放。
24日，王缵绪以“治总”总司令名义致函解放军四川军区委员会，表示“为了人民的和平愿望、父老的请求，不忍重苦人民，现在严率所部，勉维治安，静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改编调遣”。
25日，“治总”政工处长王乃鹤在成都广播电台向市民讲话称：“……王缵绪先生在虎口余生中以极艺术的政治手腕周旋于左右矛盾的冲突中，与反动派斗争，而奠定了成都和平解放的基础，更以战犯身份作到了中共目前所真正要求的一切，这是化戾气为祥和的重要基础。王缵绪在今天通电起义自然很受人民欢迎、、、、，他负起成都和平解放的重任，他势必受反动派迫害而离蓉。因为王缵绪先生在佛法悲天悯人的立场与共党革命的基本方针相同，而在作风上又与中共的政策相配合，因此特宁为成都以及全川父老的幸福而牺牲自己，以战犯的身份出担重责。”
1949年12月31日，贺龙率部进入成都。1950年元月，王缵绪解除成都市治安保卫总司令部职衔，他把掌控的军队和全部武器移交给贺龙、李井泉为首的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他的部队也分别由解放军第60、62军和第7军进行整编。
1949年10月，中共任王缵绪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四川省政协委员、川西文物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文史馆馆长等职务；他谢绝所有重要工作，不参加安排的学习和工作，令进城首长很不高兴。但他对文物方面的事却很热心，他与刘子华、杨啸谷、王国源、芮敬誉、陈宜庭等省参事室参事和文史馆馆员一道去川西人民博物馆上班，参加了建馆初期的文物鉴定和馆藏文物清理工作。有老人回忆说他们曾给馆里的年轻人讲文物常识课，还说王缵绪看到库房里保存的字画被虫蚀、霉滥时，感到非常心痛。
1951年10月10日，王缵绪将其毕生收藏珍贵文物分别（3次）向川西人民博物馆（今四川博物院）和西南博物院（今中国重庆三峡博物馆）全部捐献，他捐赠的文物现藏四川博物院的有字画23件（套）、印章100枚（主要为齐白石、曾默躬、姚石倩所刻）、瓷器8件；现藏三峡博物馆的历代字画、碑帖395件（套），其中国家一级文物46件、二级116件、三级233件；图书360余种，另有拓本及印谱等230种，包括《黔南丛书》、《汉魏丛书》、《惠风丛书》、《邵武徐氏丛书》、《槐庐丛书》、《湖海楼丛书》、《文渊楼丛书》、《知不足斋丛书》、《粤雅堂丛书》、《海山仙馆丛书》等。王缵绪生前收藏，其藏品的品质是当年首屈一指。正如重庆三峡博物馆在“景仁怀德”展览前言所说：“王缵绪先生捐的300余件（套）书画，几乎全为珍贵文物”。 其中更为珍贵的还有南宋马麟的《院画册》、元佚名的《仙山楼阁图》等精品。
四川省——高峰山风景区：它坐落在西充、蓬溪、射洪三县交界处，有“一山坐三县”之称，民国时期由西充和蓬溪共管。西充是王缵绪的老家，正是他的显赫地位和个人爱好的影响，所以高峰山道观在民国时期盛极一时，许多军政要员均往来与高峰山敬香、题书赠匾。国民党高级官员王缵绪、林森、于佑任、冯玉祥、何应钦、孙科、张群、白崇禧、陈立夫等人，多次为高峰山题书、赠匾。目前留存匾额300余块、楹联40余幅，堪称‘民国牌匾第一乡’，如此众多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到此赠匾是属全国罕见。
任国民党上将、四川省主席王缵绪与邓锡侯分别所赠“山中逸士”和“接武重阳”蔚为大观。是全国难得一见的书法珍品。
四川省——重龙山：它位于四川省内江市资中地区，民国10年，资中县知事刘英山先生建立重龙山公园，初时规模甚小。民国15年，王瓒绪将军驻守资中三年，他将扩建了重龙山公园，闻名蜀中，山上名胜古迹甚多，有永庆寺、来鹤亭、还修建了葺山房殿舍等古建筑，与北岩君子泉连在一起、。重龙山，因其“山势盘屈，隐若龙转”而得名。自古以来为游览胜地。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任国民党上将、四川省主席王缵绪有部分诗词、题字传世，资中永庆寺牌匾“令我见佛”、资中银山镇题“古银山县”、重庆巴蜀学校“诱诲堂”、“棫园”等匾额，至今保存完好。
1957年“反右运动”初期，这位具有正义个性的将军对这场运动持有不同观点，他身边好友及故旧中不少人先后友被划为右派分子，王缵绪思想上受到极大震撼，无奈之下他以治病为由，已告准假前往香港，在深圳途中遭遇边防扣押，至四川省公安厅看守所关押，随身只携带物品57份“反右运动”的剪报和约52万字个人日记。既未提审定罪，也没判刑。事发时只有《四川日报》发表了“反革命分子”王缵绪偷越国境被捕的消息后，至此就再没有任何媒体作过后续报导，而携带所谓“罪证”也未公诸于众，将采取了销声惹迹，定为终身监禁。而王缵绪本人就此被迫与世隔绝，超期关押3 年之久，于1960年11月终因绝食死于看守所内。
材料来源：事迹部分基本采用西充县人民政府志201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