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展，是该图片展在中国展出的第五站。在此之前，这一图片展已经在北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山西武乡（八路军纪念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妇女文化博物馆）、广州（中山大学性别教育论坛、广州新媒体女性网络、广东地区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发展网络）展出，中方合作展出单位既有国家级博物馆（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也有民间妇女团体所组织（民间组织的显得有些简陋）。
图片展南京站的组织者是日本民间团体《查明驻山西日军性暴力实情，和大娘们共进会》（简称《山西查明会》）为主组成的“日军性暴力图片展执行委员会（日）”和中方以南京师范大学妇女/性别研究培训基地、南京抗日民间博物馆和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等4家组成的“日军性暴力图片展执行委员会（中）”联合举办的。该图片展对二战期间日军的“慰安妇制度”和在中国发生的日军性暴力、受害妇女的斗争以及战后中国、日本和国际社会追究日军性暴力犯罪过程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揭示。看过该图片展的中国国民众，莫不为图片展对日军犯下的性暴行以及罪恶的现代性奴隶制的无情揭露与批判的力度所震撼，感受到图片展昭示正义以及永远终结类似罪恶的非常正面的力量。但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该图片展在仅仅展出一天之后就被迫撤拆。我在经历了愤怒、不解和遗憾的情感性反应之后，对这一图片展为何独独在南京受挫的深层原因进行了思考。结合南京展在图片展揭幕同时召开的“南京拒绝遗忘：侵华日军性暴力研讨”的小型研讨会上的学者们的发言，从历史、社会、社会心理和女性主义等多重视角对“南京记忆”进行解读。
南京之殇
如何认识南京大屠杀之殇？不少与会学者都认为，“南京大屠杀”应该称为“南京暴行”——Nanking Atrocities，或Rape of Nanking,因为在大屠杀期间发生的，不仅仅是对几十万无辜生命的杀戮，还有对数以万计的妇女大规模的的集体强奸。[1]正如张纯如在《南京暴行》一书中所说：“可以肯定，这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集体强奸事件之一。”亦如苏珊.布朗米勒所指出的：“‘南京强奸’在世界范围内已被用来对一座城市的侵略”[2]
而当时日军暴行引起国际社会极大震惊的，首先是对南京妇女——上到80岁老妇，下至8、9岁女童——的骇人听闻的大规模强奸和强奸后的虐杀。这在人类历史上如此规模如此残暴的集体强奸和虐杀，然后建立“慰安所”，都是非常罕见，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学研究社会记忆的历史学者陈蕴茜教授对比二战时期德国法西斯对犹太人的屠杀后，认为集体强奸应该是南京暴行中最突出的核心部分，这点是连日本右翼都无法否认的。对南京暴行的记忆不是单纯的暴行记忆，而是被强奸、被杀害的双重记忆，不单纯是追究究竟杀害几十万人的问题。
南京暴行记忆，不可承受之痛？
南京暴行给受害的幸存者留下多深的创伤？南京大学研究社会心理的桑志芹教授曾经专门研究南京暴行后幸存者的“历史性心理创伤”和治疗。她以一位13岁就因在南京暴行事件中被强奸的幸存者做个案分析，指出：一场巨大的灾难发生过去了，几十年时间过去了，一切似乎都恢复了正常，树木照样生长，河水仍然朝着同一个方向流动，但对受害者本人一切都不可能回到过去。75年过去了，一切仍历历在目，这一创伤要陪伴她终生，还要影响到下一代。而治疗者本人，如她自己，每当和幸存者谈到往事她本人的胸口就会疼痛，这是身体的记忆。战争创伤带来的压力障碍症包括创伤遗忘症。当年加害中国妇女的日本士兵不愿回忆，否认事实，这是是防御性遗忘、否认性遗忘；而受害者也会出现类似遗忘，因为往事不堪回首，害怕自己再度受伤，因此会避免一切与有创伤有关事物的接触。
南京，因为1937年发生在南京的暴行，已成为中日关系史上一个重要又极为敏感之地，犹如奥斯维辛之于犹太人，9.11事件之后美国人心中的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厦的遗址。竭力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的日本右翼最不愿提起的中国城市是南京，而对国人来说，惨烈和充满耻辱的记忆，使得她成为一个悲情城市和对大屠杀部分记忆成为不可触摸之痛。正如当年为张纯如《南京暴行》一书写序的哈佛大学近代史教授威廉.柯比所言，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南京的冤魂仍然出没于中日关系之中”。
这次对南京展出“二战期间日军性暴力图片展”各种复杂的反应，在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南京暴行对中国民众创痛之深。
选择遗忘还是拒绝遗忘？
南京暴行的创痛深深，我们是埋藏于心灵最深处，还是拒绝遗忘，将侵华日军暴行昭示于世，进行历史的批判。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的主人张连红教授在研讨会上指出：悲惨的事件发生了，战争虽然过去了，但后遗症带给人类的创伤很难消除的，治疗战争创伤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作为这段历史的研究者，我们也实在不忍心让她们一遍遍重温。但如何面对战争记忆是最值得我们思考的。惨案发生过后，每个个体可以用各种方法将记忆掩埋掉、让它消逝掉、遗忘掉。往事不堪回首，受害者不愿一次次揭开伤疤，这是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对一个社会来说，我们是否应该遗忘掉，就让它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我们也曾经试图掩埋掉这段历史，从30年代到80年代，我们很少去调查、去揭开这一伤疤。但是，从社会的角度，从人类的角度看，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去揭露这一暴行。只有这样，只有不断面对刺激去思考，我们才有可能阻止人类社会再次发生这类暴行。虽然重温这段历史，令人很伤心、很压抑，象桑志芹教授说的那样，心还在痛。但是我们不能回避，我们必须追究犯罪人的罪责，就像战后的犹太人那样不遗余力去追究战争罪责，将那些罪犯绳之以法，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整体力量、人类正义的力量，我们才能避免第二次屠杀，第二次强奸。
陈蕴茜教授也说：德国哲学家阿德诺说过：奥斯维辛之后，再写诗都是野蛮的。但是，不写深刻反思之诗，也是野蛮的。我们选择“拒绝遗忘”，不单纯是因为我们南京人中国人受过伤害所以我们要记忆，这一记忆不仅是受害者的记忆，也有加害者的记忆。这个记忆不仅属于中日两国人民，也是人类共同对苦难的记忆。只有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全方位、深刻的记忆才能有助于人们对日本侵略史有全面的认识，才能避免悲剧重演。
为什么对妇女的强奸暴行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算？
迄今为止，南京暴行中妇女的被强奸的暴行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算。二战结束后对日本战争罪行的审判中，并没有根据“反人道罪”追究日军对妇女的性暴力行为。政府没有据此做出谢罪之举，而日本右翼对日军的性暴力行为进行了系统的否认，而在观念领域还存在着几种谬误，影响至今。一种是认为，战争中对妇女的暴力不可避免；另一种则是把对人的屠杀视为比强奸更严重的罪行；第三种影响最深，把女人被强奸视为最难言的耻辱，自己民族的女人被人强奸，更是自己民族的奇耻大辱。
从社会性别的角度看，战争中对妇女的强暴，如前南斯拉夫学者班德里（Benderly ,Jlii所说，是“父权系统特殊的暴力形态”[3] ，亦如扎拉纳.帕布奇（Zarana Papic）所深刻分析的，强奸作为“政治和军事战略”的所有民族意识形态，都具有“公然的暴力和指向致命打击的男性特质”，在这种男权意识形态支配下， 妇女被作为“战争镖靶、战争武器、战争威胁、战争复仇、战争快感、战利品”[4]
屠杀与强奸从人类和平正义角度看，都是反社会、非人道的。强奸，正如联合国2006年有关侵害妇女的一切形式的暴力行为的秘书长报告中所指出的，是“作为战争的工具、以女性为目标的暴行”，“通过蓄意攻击妇女”作为“种族清洗的一个途径”[5]。在这里女性的身体在战争中变为另一个战场，占领领土和占领、践踏女性身体之间可以画一个等号，
其次，怎样看待有关战争创痛的社会记忆。陈蕴茜教授说到，耶鲁大学一位研究社会记忆的著名权威曾经问她：中国5、60年代70年代都不怎么提南京大屠杀，那时记忆是否不存在的？而80年代起又重提南京大屠杀，是否是因为政府重视了。他的潜台词是南京大屠杀的记忆似乎是政府在有意识塑造起来的。类似的问题我们也被国外学者所问及。她的回答否定了有关南京暴行的记忆是由政府建构的，作为一个南京人，家族间、老师和学生间都存在着有关口口相传南京暴行的民间记忆。包括以抗日民间博物馆为载体的民间记忆。不过这种记忆都还属于地方性知识，需要一个大的社会工程，全方位的整合，并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
记忆和遗忘是一对矛盾复合体，那些没有被记住的部分，并未消失匿迹，而是以一种被压抑的其他状态存于某处。如韩国女性学者任佑卿所指出的，如何看待女性在战争中受辱的历史？记忆/和遗忘的机制往往受“国家利益”的影响。韩国也曾将韩国妇女被日军强征做“慰安妇”视为“民族的耻辱”，将妇女蒙受屈辱的记忆打入冷宫50年，直到1991年，第一个受害韩国妇女金学顺勇敢地站出来，公布自己曾经的性奴身份，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和赔偿。此时，有关强征做“慰安妇”的苦难记忆又被迅速地整合进民族叙事，成为证明民族曾为受害者的证据。她强调：记忆/遗忘机制，是以“作为主体之男性与作为对象之女性”的性别关系为基础的。[6] 为什么日军在占领南京城时对女性疯狂施行性暴力，作为摧毁中国男性意志的手段？性暴力之所以能起到恐吓、羞辱对方作用，其基础就是社会性别的机制——一个城市的征服者对被占领城市女性的大规模集体强奸，就如同将战争复仇、凯旋的快感、宣泄于大规模蹂躏和毁灭被征服者男性的财产之上。强暴妇女在这里意味着对一个城市和民族的强暴，是对无力保护自己领土和女人的男人侵犯到位的的羞辱，而受暴妇女本身不仅仅受到直接的性暴力侵害，在父权制意识形态下，被敌国的男人强暴过被视为女人终身难以褪尽的耻辱的印记。以致她们的伤痛记忆只有在证明敌军“奸淫烧杀”之罪恶时才被赋予“意义”，而其他的漫长岁月中，只能成为一个无法触摸的、难言的禁忌。当一个受害女性站起来说“我要控诉”的时候，既是寻求正义的行动，也是自身洗却耻辱，治疗战争创伤的开始。社会应该形成一个共识：耻辱的不是那些受到性暴力的妇女，而是加害她们的侵略者，也是人类的耻辱，如果我们今后不能制止战争对妇女性暴力的话。
女性主义的批判使男性学者受到很大震撼，张连红教授说：社会为什么对妇女所受的性暴力不愿声张，我们男性学者为什么对战争中妇女受强暴受凌辱的历史也不忍思考，不忍张扬？无形中我们在维护着什么？是不是把敌国士兵强暴我们妇女的历史抹去的时候，我们男性心里是不是有一种“释怀”的感觉？那么，当我们把男性耻辱都封闭起来，在我们男性没有压力没有耻辱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把全部耻辱都加到了女性同胞的身上？当我们拒绝面对时候，是男性无意中对女性的再次伤害——她们遭受了敌国士兵的伤害不让表达，不让控诉，就等于不让她治疗创伤，这种意识如果占了主导地位，是对受害女性最大的不尊重。
拒绝遗忘，我们要记住什么？
我们之所以将“Women拒绝遗忘”作为南京站的标题，即凸显记忆的主体性，妇女的主体性。
而”Women”除了“妇女”，也是“我们”的谐音。“我们”，既包括受害国国民也有加害国国民，共同对战争中的性暴力进行历史的反思。
我们深为“日本查明会”、“与大娘共进会”“让南京暴行的悲剧不再重演”等日本民间妇女团体追究日本作为加害国责任的行动所感动。以本次来南京布展的日本“女性的战争与和平资料馆”（WAM）馆长池田惠理子为例，她原是日本NHK电视台的制作人，但是在她做了有关慰安妇的专题后，被中止了节目制作，于是她以民间人士的身份十七年来和她的同道们一直通过在中国的田野调查查明日军性暴力的真相，帮助受性暴力之害至深的大娘们到日本诉讼，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和进行赔偿。她们曾被问了无数遍同一个问题：为了什么要帮这些受害的中国大娘？包括在反对在南京举办性暴力图片展的“异音”也质疑她们为什么要到中国举办揭露日军性暴力罪行的图片展？她说，她这样做，不是出于同情、不是怜悯，更不是国际运动的输出，而是因为她爱国，她认为日本只有能够深刻反思自己作为加害国的事实，对过去发动战争的历史负起应负的责任才能成为更好的民族。日本当下不仅仅需要对右翼抗议的政治运动，更需要一个改变日本人历史认识的深刻的思想活动，所以，她认为自己是真正的爱国者，那些试图掩盖战争罪责，篡改历史的“历史修正主义者”是“伪爱国者”。
可想而知，她们当前在日本不可避免地要不断面对右翼的威胁和攻击，但有记者问到她遇到的最大挫折是什么？她说她的挫折感来自于她与90多岁父亲的对峙。她的父亲曾经作为一名侵华日军到过中国，但是每当她问及父亲在中国的作为，他和其他大多数的老兵一样，只说自己当年被卷入一场毫无胜算的战争，自己也是战争的受害者，而对他们对中国人犯下罪行包括性暴行则避而不谈。一边是老父到了风烛残年之时依然不肯反思，一边是她对上一代战争责任毫不放松的追究，这也许说明一场旨在改变日本社会对历史认识的艰巨性。
南京民间抗日博物馆的吴先斌馆长刚刚从日本的冲绳归来，在那里人们为被强征的500个“慰安妇”立了一个纪念碑，用12种文字铭刻着这样一段话：“切记在日军占领统治下受到性侵害的每一个女性，哀悼全世界在战争中受到性暴力的受害者。世界和平纷争点上休止符”。我特意问了吴馆长这500个性奴隶的国籍，有日本、韩国也有中国台湾的妇女。他是2008年建碑以来第一个来此凭吊的中国人，他感到悲伤的是如果我们受害国的国民对性暴力受害者的关注度如果不如加害国国民，我们何以面对那些受性暴力侵害的妇女？
这一研讨虽然规模很小，但却是受害国国民和加害国国民走到一起，和世界各国人民一起，对战争加以深刻的反思，这是人类的进步，是走向更高的文明前提。只有这样才能有完整的记忆，不完整的记忆只能导致报复性导向。
历史是智慧的学科，历史不能选择性记忆，历史应该是完整的，历史不能只讲那些辉煌，只有我们能够面对耻辱记忆，我们才能成熟、自信，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