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众对日军攻占南京的反应

内容摘要：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由于日军当局严密控制新闻报道，大肆宣传所谓中国军队的“暴虐”，使日本民众不仅不了解日本发动战争的侵略性质，反而为日军的“战功”大唱赞歌。日军攻占南京后，日本民众更是欢欣鼓舞，举行大规模的庆祝游行。与此同时，日本民众还组织“慰问团”，赴前线慰问日军官兵，或寄赠慰问品。许多日军官兵家乡的民众纷纷组织“国防妇人会”、“军人后援会”等民间团体，帮助前线官兵解决其家庭遇到的困难，以打消其后顾之忧。这些来自日本民众的“慰问”和家乡的“后援”，助长了日军前线官兵的骄横气焰，使其在侵略战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一、新闻统制下的日本民众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军方实行严格的新闻统制，只允许日本媒体报道日军的“英勇奋战”和所谓的“辉煌战果”，不允许报道有损日军“形象”和“名誉”的新闻。凡对日军不利的消息一概封杀。
        日本的新闻审查制度早已有之，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新闻审查更为严格，甚至连私人信件也经常受到检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开始更为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有关日军在中国战场的消息，一律由军方审查。1937年10底日军华中方面军组建后，在方面军司令部专门设有报道部，具体负责战况的发布。日本各家报社随军记者的重要战况报道，均以报道部发布消息为准。时任华中方面军报道部长的马渊逸雄在1941年出的《报道战线》一书中说：“报道部决定出以下指示：‘关于攻战南京，即使是占领了城门一隅，任何单位都不得先于军报道部发出通讯报道。也就是说，即便南京实际上已经被占领，在报道部宣布之前都不许报道。’这对于热衷于竞争的各报社来说是极其严厉的制约。”在这种严格的新闻统制下，日本各家报纸根本不可能报道任何有损日军“荣誉”的新闻。当时许多新闻报道和新闻照片在审查时都被盖上“不许可”的印章，遭到封杀。
        当时日本随军记者十分清楚日军的新闻统制政策，也知道哪些新闻能报道，哪些不能报道。据对日本每日新闻社摄影记者佐藤振寿回忆，他在南京中山东路励志社附近亲眼目睹了日军的集体屠杀。事后，他向同伴提及此事，同伴问道：“身为摄影师，你为什么没有将那些拍下来呢？”佐藤回答说：“如果拍了照片，说不定我也会被杀。”由此可见，当时日本随军记者十分清楚违反新闻统制政策的后果。
        战争爆发后，日本《东京日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等主流媒体纷纷派遣随军记者赴中国进行战况报道。当1937年11月上旬日军华中方面军占领上海并向南京进击时，许多随军记者也跟随日军一路直达南京，他们目睹了日军所谓“南京追击战”及“南京攻略战”，并进行了大量报道。然而在严格的新闻统制下，日本媒体不仅不报道事实真相，还大肆宣扬日军所谓的“辉煌战果”。当日军占领上海向南京迅速进击时，每当日军攻占昆山、苏州、无锡、江阴、镇江、湖州、下泗安等地时，日本媒体都进行了报道，并大肆吹嘘日军的“迅猛”、“战功”。即使是杀人竞赛，《东京日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也多次进行了“正面”报道。从两家报纸报道内容来看，显然是将进行“百人斩”竞赛的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当作“英雄”大加吹捧的。
        当日军占领南京后，12月17日，日军华中方面军举行所谓的南京“入城式”，日本媒体更是大肆宣扬，称之为“名垂千史”的“盛典”。《东京日日新闻》以“名垂千史的灿烂的南京入城式战功卓著的各部队严整列队 松井大将威风凛凛地阅兵 空中地面展开壮丽的画卷”为题进行了大篇幅报道：“支那事变爆发以来，圣战一百六十余日后的今天，即12月17日，怀着一亿国民的激动，在敌国首都南京举行了史无前例的皇军‘敌首都入城式’之盛典。尽管征战仍在继续，但我威武无比的百万皇军为了正义出征以来，或在北支那，或在江南勇猛转战，朝陷一城，夕拔一垒……”
在报道日军辉煌“战果”以激发日本民众“爱国热情”的同时，日本媒体还大量报道中国军队的“暴虐”。战争爆发后，日本媒体大报道了所谓“通州事件”、“廊坊事件”、“广安门事件”，以及驻上海的中国军队“残杀日本居留民”的新闻等等，以煽动日本民众的民族情绪。一时间，日本民众“义愤真膺”，掀起了阵阵“爱国”狂潮。一些日军官兵在出征时，许多日本民众举行各种神道仪式，，祈愿出征者“武运长久”，并夹道欢送。一些日本妇女还缝制“千人针”，以保佑出征者平安。
        在日本媒体的煽动和鼓噪下，日本民众不仅不了解日军在中国犯下的种种暴行，而且几乎一边倒地站在日本当局的立场上，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推波助澜。正如日本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石射猪太郎所说：“当时日本国民不仅不了解此真相，反而还一个劲地为皇军的赫赫战功高唱赞歌。”

二、日本民众对南京失陷的反应

        由于日本当局的新闻封锁政策，与西方民众的反应不同甚至正好相反，日本民众得知日军占领南京的消息后欢欣鼓舞，并举行大规模的游行庆祝。在日军占领南京前的12月7日，东京市政府就决定在南京陷落时举行80万人大游行。据《东京日日新闻》12月8日报道：“东京市方面于7日上午在教育局内举行了35区教育主任会议，决定了庆祝方针，在旗帜队伍方面，动员市内各小学和市女子学校学生约八十万人，从下午1日开始在各区内游行。”
         12月13日晚上10时，日本军方正式发布了完全占领南京的消息，得知这一消息，日本民众欢欣鼓舞，当天晚上即有民众上街提灯笼游行或“举杯欢庆”。据《东京朝日新闻》12月14日报道：“期待已久的快报终于来了！南京完全陷落！帝国首都当夜的兴奋首先通过本社《朝日新闻》的快报引发，‘上海军晚上10时发布……我南京攻击军……本日即13日傍晚……完全占领了南京……’”
         由于东京广播电台于13日晚上10时30分左右才得到日军完全占领南京的消息，因此没能赶上当晚的“即时新闻”节目。第二天即14日早晨6时30分，东京广播电台将“广播体操”时间改为“即时播报”节目，迅速播报南京陷落的新闻。14日，日本举国欢庆，各地均举行了游行活动。据《读卖新闻》1937年12月15日报道：在东京“下午4时，以在九段的靖国神社前集中的东京实业组合联合会的五万会员为先头，在靖国神社、神宫外苑、芝、清澄、上野等各公园集合的市政人员、市立中学、防护团员等15000人，在丸之内大厦街集合的保险协会的5000人，在东京银行区集合的7500人，以及其他各公立私立学校的学生、各区街道居民会等团体，于傍晚5时左右一起点亮了庆祝胜利的红灯笼，以演奏雄壮的行进曲的乐队为先头，向宫城前广场前进，开始了欢天喜地的‘百万人提灯大游行’。”“回荡在灯火海洋浪头上的‘天皇陛下万岁’的呼喊声传到了皇宫，直达后宫。据说陛下夸奖了民众的赤诚，非常高兴。原本只有在四大节的时候才会点亮的二重桥的两排灯笼也特地被点亮了，胜利的光辉照耀着皇宫。在门廊附近，宫内官挥舞着灯笼，回应民从的赤诚，使民众的更加感动……”除了东京，大阪、京都、静冈等日本其他城市，都举行了民众庆祝大游行，日本举国上下一片欢腾。
       12月17日下午，以松井石根为首的华中方面军举行了盛大的南京入城式，消息传到日本国内，各地又掀起了新一轮欢庆狂潮。在日本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大阪，从17日下午2时起，民众就开始举行大规模游行，据《大阪每日新闻》报道：“敌国首都飘扬的日章旗！威武的皇军、盛大的南京入城式，再次让大阪市民沉浸在欢庆的气氛中。17日夜晚，商都因提灯游行的队伍而变为灯火的海洋。”
        在日本当局宣传机器的虚假宣传和鼓动下，日本民众几乎一边倒地站在日本当局的立场上，并为日军的胜利狂欢。即使12月12日日军飞机炸沉了美国炮舰“帕奈”号，一手造成了“帕奈”号事件后，日本民众仍为日本当局辩解。美国驻日本大使格鲁曾收到一些日本民众寄给他的道歉信和诗，其中包括日本小学生所写的信件和诗歌。格鲁在其回忆录《使日十年》中收录了其中几封来信。在一封日本教师和小学生的来信中这样写道：“闻贵国军舰和人员遭遇大难，急致深切的慰问。消息传来，始知发生惨案，我们日本人震悼之深，不是你们所能想象的。要知道，我们并无丝毫害人之心，造成这么大的损害，纯全是事出偶然。请向丧失亲人的家属转致我们真挚的同情和吊唁。”一位东京世田谷区森山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在来信中称：“日本空军向贵国——美利坚合众国——的军舰误投了炸弹，妈妈告诉我，我大吃一惊。这个消息真把我吓呆了。我相信，发生这种误会，一定是由于江上弥漫着浓雾，要是空军战士知道那是美国船，定不会那样做……亲爱的大使，我衷心希望你不要把这事看得太严重，要宽大为怀，原谅那些日本海军航空兵，责任毕竟不在他们身上。我还恳切希望，能允许我为日本空军的严重错误向你道歉。”
由于日本民众一直接受当局严密统制的日本媒体的虚假、片面宣传，他们并不了解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真相，也不了解日军在中国的暴行，只是一味地站在日本当局一边。在中国战场，每当日军的进攻取得进展，日本民众便欢欣鼓舞，在日本国内掀起一股股狂热浪潮。

三、民间的“慰问”与“后援”

        在民众狂热庆祝日军占领南京的同时，日本民间还掀起了慰问前线将士的高潮。实际上，日本民众的“慰问”和“后援”，早在战争之初就已开始，正如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根大将在其日记前言中所说：卢沟桥事变以来，“举国上下，群情振奋，掀起了捐款和慰问的高潮”。一些日本民众还组织所谓“国防妇人会”、“在乡军人会”等民间团体，展开募捐和慰问活动。日本民众的慰问方式多种多样，有给前线官兵写慰问信者，有寄慰问袋者，还有亲赴前线慰问官兵者等等。
        早在淞沪会战期间，许多日军官兵即收到来自日本国内的慰问信和慰问袋，在日军向南京进击期间，由于日军的野战邮局没有跟上一线部队，因此一线作战的日军官兵很少收到国内的信件和慰问品。日军占领南京后，尤其是1938年元旦前后，一线官兵大量收到来自日本国内及在海外日本人的慰问信和慰问品。寄慰问信和慰问品者有日本的社会团体，有普通民众，有各类学校的学生，还有日本政治组织成员，以及侨居中国、美国等国的日本人。
       在日军一线部队中，上至将军，下至普通士兵，几乎都收到来自日本国内的慰问信和慰问品。日军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在1938年1月17日的日记中记述说：“收到有国防妇女会的慰问袋。”日军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收到的慰问品多得都“堆成了小山”。据中岛今朝吾1938年1月20日的日记记载：“将后来获赠的物品和慰问品集中起来，多得堆成了小山，这些东西加上食品等，足足装满了一个大旅行箱。”即使普通士兵，也经常收到来自日本的慰问品。
一些身居异国的日本侨民也纷纷向前线的日军官兵寄赠慰问品。第16师团辎重兵第16联队第4中队士兵小原孝太郎在1937年12月7日的日记中记述说：“在我们的休息地方已摆好了慰问袋，我拿起一看，上面写着‘Japanese Buddist Church 312N﹒W﹒10th Ave Portland Qregon’,原来是来自美国的慰问袋（上面标有佛教妇女会的会标），是在异国的日本人寄来的。对故乡的关心、热忱，不论身处何地都不会改变啊，真是太让人感动了。”
        一些日本民众甚至小学生还写信给前线的日军官兵，对他们的“英勇作战”表示感谢。木佐木久少佐是日军第16师团后勤参谋，他在1938年1月7日的日记中记述了自己收到澄子和淑子两位日本小学生的来信。13岁的澄子在信中写了两句诗：“无敌之皇军，一举攻克南京城。”9岁的淑子在信中也写了两句诗：“可喜可贺啊！南京陷落、旗帜的海洋”。
为了慰问前线官兵，日本一些民间团体和政治团体还组织人员亲赴前线进行慰问。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在1937年12月10日的日记中就记载了日本众议院慰问团亲赴前线慰问一事。在1938年1月30日2月1日的日记中，饭沼守还记载了日本在乡军人会、东京府立中学及女子学校校长慰问团来南京进行慰问的情况。
         除了日本国内，在伪满洲国的日本人也加入到慰问的行列，（木神）谷仙次郎是满洲土木建筑协会的理事长，他于1938年1月初率满洲铁道慰问团前往上海、南京等地进行慰问。在上海，（木神）谷一行拜访了日本海军第3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等人，向战斗在一线的官兵表示慰问，并赠送了慰问品。接着，（木神）谷一行前往南京，途中拜访了第3师团司令部，向师团长藤田进中将表达了慰问之意。在南京，（木神）谷一行拜会了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中将、第16师团步兵第30旅团长佐佐木到一少将等人，表达了慰问之意。
日本民众在慰问前线官兵的同时，为了解决官兵的后顾之忧，还在日本各地组织“军人后援会”，帮助前线官兵解决家庭遇到的困难，并给予各方面的优待。第13师团步兵第65联队本部的辎重特务兵斋藤次郎在1938年1月19日的日记中记述说：“今天收到了家乡和茂近兄、义兄喜保等人的贺年片。家里在信中告知去年12月28日上午10时，妻子生下了一个女孩，母子平安，孩子取名叫胜子……从××军人后援会得了3日元的慰问金。还有，因为是出征人员家属，所以生孩子的费用全免。后援会如此尽心地帮助我们家，在此我向家乡父老们表示我深深的谢意。”
这些来自日本各界的“慰问”以及日军官兵家乡的“后援”，助长了前线日军的骄横气焰，使日本在侵略战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文中引用均来自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中作者之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