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再添图书史料！
“一月中旬，敌兵屠杀暴行益见猖獗 。用种种阴险诡计，杀害一般无辜百姓 。初则布告市民，举行良民登记……向民众 演说称，凡前充士兵者，请即退列两旁，以便分配职务，免与市民杂处 。 因之，每四五千人中，至少有五百人退出市民之群 ……约二十余分钟后，忽闻机枪连声作 … … ”
日前，位于安德门大街 48 号的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常设展上新了一本 12厘米×18厘米的图书《日寇的残暴》。这 本相当于 7 寸照片大小的图书出版于 1938年，整合了当时多家中外媒体有关日军在中国暴行的报道，并加入编者自身见 闻，为侵华日军的罪行再添图书史料。
整合中外媒体报道
控诉侵华日军冷血兽行
11月下旬，南京气温骤降。在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馆长吴先斌的办公桌上，记者见到了这本破旧泛黄的图书。书的封面上白色的“日寇的残暴”五个大字十分显眼，字下一幅漫画内容则不忍直视：画的最前方，日军用刺刀正挑起一个无辜的婴孩，身怀六甲的妇女衣衫敞开，刺向她裸露的胸口的，依然是一柄冷酷的刺刀。稍远处，手无寸铁的市民惊恐逃跑，他们的后面，是正被焚毁的家园。简单的漫画，却将侵华日军在中国残杀无辜百姓（甚至婴儿）、强奸妇女、焚毁我财物的罪行清晰展露。
吴先斌介绍，《日寇的残暴》虽收录于2006年，一直未曾公开，今年才从库房中整出并放于常设展中展览。该书记录了侵华日军在上海、南京、镇江、扬州、杭州、吴兴、广德、芜湖及河南、河北和山西多地的暴行。所据材料大部来自当时中外媒体如中央社、上海申报、武汉日报、大公报、大美晚报等媒体所刊报道，是一本用整合、串联后的新闻报道加自身见闻“宣布敌人阴谋、残暴和蛮横，以增强民众的同仇敌忾心理，巩固我们的民族自卫营垒”的爱国图书。（注：引号内为书中原文）
“南京篇”开头辑录了1937年12月22日当时的中央社翻译的《大美晚报》英文版的报道内容，这也是当时的中国新闻媒体首次发出关于南京大屠杀较为准确、详细而具体的报道。只见竖排的繁体字记载着：“日军入城，听任军队从事有组织的劫掠，并任意强奸妇女。继复大肆屠杀……日军并侵入难民区，而将所有壮丁借口谓系中国士兵，悉数加以枪决，目前尸骸堆积如山。”
另一处援引的报道更凸显侵华日军在南京所为的冷酷与狡诈。这是中央社“根据由南京逃至武汉者之报告发出之消息”：“一月中旬，敌兵屠杀暴行益见猖獗。用种种阴险诡计，杀害一般无辜百姓。初则布告市民，举行良民登记。倘有违背，即不许往于难民区内。于是每日均有万余市民，分别集合于金陵大学操场，及新街口广场与山西路广场，争求登记，拥挤不堪。敌人于此佯作善意，向民众演说称，凡前充士兵者，请即退列两旁，以便分配职务……因之，每四五千人中，至少有五百人退出市民之群。本人目睹当时敌人之自然神情，似非诡计，一般民众亦并不感恐慌，乃离开登记地点，约二十余分钟后，忽闻机枪连声作。可怜此千万市民，竟惨遭毒手！敌兵此种蛮横狂杀，国际救济委员会曾一再提出交涉，但敌兵仍故意杀戮！”侵华日军兽行如此，无怪编者在“开首的话”话中愤然写道：“敌对两方的刀枪炸弹，尽管向对方的军人军器施放威力，但是不能杀害没有武装起来的民众，不能焚烧没有军事设备的城市。虽然是直接从事战斗的军人，一旦放下武器投降，或被俘虏，不但不能被杀害，反而要加以优待。国际间认为这种主张合乎人道主义，就由各国共同结成条约，共同遵守。可是日寇在这次正在进行的中日战争中，完全不顾人道主义，背叛国际条约……”
哪里有侵略，哪里就有抵抗
记者笔下中国民众的反抗让人动容
该首次公开的图书中，编者也加入了自己的所见所闻补充未被报道的部分事实，并整编众多报道中国民众不堪被侮、奋起反抗的事例，发出了“哪里有侵略，哪里就有抵抗”的正义呐喊。编者提及曾在南京遇到3位由上海战线退到后方的兵士，亲耳听闻日军杀害战俘的暴虐：“（我军兵士）被俘之后，日寇皆反臂束之，而以一绳索联系之。再用洋油浇在被俘者的身上，举火烧之。他是被俘被烧的一个，因火烧到他的时候，他拼命一奔，绳子被扯断，跑在被烧人群外，卧在地上滚来滚去，将火灭息，幸免于死。而其附近不远之处，则有一大团被俘而烧死的武装同胞！”
安徽“广德篇”中收录了战地记者刘尊棋的一篇访谈。刘尊棋是中国著名新闻学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当时刘在国民党创办的中央社任战地记者。1938年1月29日晚，他采访了广德的县长和当地民众，了解了之前日军占领广德时的种种罪行。他当时询问当地百姓是否有反抗，一位姓朱的专员回答说：“当然有的。而且县城的克复，还要算老百姓的力量居多。”
这位专员提到，当地百姓先破坏了广德到宣城、泗安、长兴的公路和桥梁，使日军失去接济渠道，后来游击队又在城边挖陷阱、埋炸药，堵住日军，让他们无法出城。由于失去外界的补给，城里的日军没有坚持多久就被逼退出了。这篇访谈说明了普通民众、游击队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芜湖篇”中摘录了《大公报》刊发的一群巾帼的事迹。“麻埔圩里，有三个日本兵去乡村寻乐，捉到十三个老老少少的女人。这些女人马上结成了一条心，有团体，约定共同对付敌人。敌人选了三个年轻貌美的去睡觉。女孩子要倭寇脱去衣裳，自然武器就离了身。于是女孩子每人抱紧一个倭寇，其他十个妇女跑进来用敌人的武器杀死他们，把枪与人头都缴到我方驻军来。”日寇到来前，文中的女同胞们可能只是寻常人家的女儿或母亲,但为了抵抗日寇，她们化愤怒为智勇，聚成一团燎原的火，将欺侮她们的日军消灭。
这种小册子便于传播和收藏
作用不可取代
《日寇的残暴》的首页和次页，简要记载着出版时间、出版社名称和编者姓名——该书由中山文化教育馆出版于民国二十七年（注：1938年）八月，编者为陈正谟，属抗战丛刊第五十一种。
南京晨报记者经采访查阅得知，中山文化教育馆于1933年成立于南京，专门致力于孙中山先生学说和民族文化研究。不过，该馆仅存在两年多时间，全面抗战后即迁往重庆，此书也是在重庆编印。
编者陈正谟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作为一名知识分子，陈正谟不时在行文中愤慨点评的同时，也在“开首的话”中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日本侵华攫取资源的野心。“抗战不仅是军人的抗战，也是全民的抗战，从这本书可以看到知识分子在抗战中所作的特殊贡献。”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江苏省中国近现代史学会会长张连红教授认为，该书对研究当时的知识分子如何参加抗日战争很有意义，也让读者更能理解全民抗战时期每个人的责任。
一篇篇当时针对日军在华暴行,尤其是南京大屠杀的新闻报道，传播了日军侵华的罪证。如今，这一篇篇报道也成为了一件件“会说话”的文物，永远地诉说着历史的真相。张连红教授评价称，相比较于每家媒体的单篇报道，该书有助于集中阅读研究，具有历史和传播学的双重价值。其以小册的形式出版，也更利于携带、收藏和流转，更有利于宣传，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
该书虽标价为“五分”，次页较上方写明的“欢迎翻印”四字也表明了此书不图利、只为传播的初衷。张连红教授称，首次公开的《日军的残暴》一书也是当时民间纷纷编印抗日小册的缩影。1938年3月，南京师范学院（现南京师范大学）第一任院长陈鹤琴就曾将日军的暴行编辑成册。此外，在广州、武汉和上海也有类似的刊物涌出。一本本同主题的小册在民间编印传阅的现象，是当时中国的有识之士对侵略者的坚决反抗和为民族奋力呐喊的赤诚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