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中美代表用中、日、英三种语言宣布了要求今井武夫转交冈村宁次的《中字第一号备忘录》。这份备忘录中规定，在中国战区内的日本陆海军应接受命令，向中方指定之受降主官全部投降。此后两天，中方又就受降的细节问题向日方接连发出三份备忘录。并确定将中国战区划为16个受降区，以何应钦为全权代表，主持9月9日南京总受降签字仪式。并以卢汉、张发奎、余汉谋、王耀武、薛岳、顾祝同、汤恩伯、孙蔚如、李品仙、孙连仲、阎锡山、胡宗南、刘峙、李延年、傅作义、陈仪等将领担任16个受降区纳降主官。
一般命令第一号（陆海军）
各地受降主官
各地受降区划分表
芷江洽降典礼结束后，各大受降区的纳降工作也开始陆续进行，由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担任受降主官的浙江受降区首先进行了受降仪式。9月4日，中方受降代表、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进指挥所主任韩德勤中将等中国将领在富阳县长新乡宋殿村接受了日方代表通泽一治大佐等人的投降，并先后接收了嘉兴、金华、杭州、宁波、厦门等地。为纪念抗战胜利，纪念宋殿村发生的这一历史事件，并永远记住侵华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后来就把宋殿村所在的长新乡取名“受降乡”，也就是如今的受降镇，成为全国惟一一个用“受降”来命名的地方。
南京受降
在芷江洽降时，确定中国战区的受降典礼地点定于南京，何应钦认为这有两层含义：第一，1928年到1937年间南京是国民政府的首都，虽于抗战初期沦陷，但在抗战胜利后，南京仍要作为中华民国首都。第二，1937年12月13日，南京被日军攻陷，日寇在这里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这段历史不应遗忘，故而以南京作为受降地最为合适。
何应钦抵达南京与机组人员合影
何应钦在南京下飞机时刻
中国战区受降典礼时间定为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取三九良辰之寓意。“九”是中国传统中认为最为吉利的数字，它代表崇高与完善，选择在这一天受降亦有象征抗日战争取得彻底完全胜利之意。
据《战区大受降》一书记载，9月9日这天的南京城“披上节日的盛装，到处张灯结彩，人们像过节一样兴高采烈。主要街道均用松柏树扎起彩色牌楼，红色的‘V’标记在旗帜之间，牌楼中间嵌着‘胜利和平’4个金色大字⋯⋯中国陆军司令部广场四周旗杆林立，联合国51个国家的国旗迎风飞扬，每个旗杆下面，并排站着一名武装士兵和一名宪兵，他们头顶钢盔，脚蹬皮鞋，身着制服，手戴白手套，紧握冲锋枪⋯⋯
新六军士兵警戒在会场外
受降当日全街欢迎之民众
中央军校南大门前，建有一座用苍松翠柏扎成的高大牌坊，上面“和平永奠”四个大字尤为醒目”。
签字仪式完成后代表团离开会场
受降老兵
赵振英，1917年生，北京人。黄埔军校14期毕业，1939年加入国民革命军第54军，1944年升任新6军第14师40团1营营长。1945年9月9日，在南京的对日受降大典仪式，赵振英率领第14师40团1营，作为受降仪式的警卫营，拱卫会场内外警戒，见证了受降仪式全过程。
韩灿如，1913年生，重庆忠县人。1937年，考入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第6期，1939年毕业后分配至皖南第3战区，任第23集团军总部参谋处情报科少尉参谋。1942年初回四川进入第56军164师参谋处任职。1943年初前往驻印军总部，任运输第2团2营少校营长，1944年调新6军第14师参谋处人事科，任少校副科长。1945年8月，随新6军回国，经芷江赴南京受降，晋升第14师师部军械处中校主任，主持南京市区的日军投降缴械工作。
刘崇远，1923年生，重庆人。1939年考入黄埔军校16期18总队2大队，1943年春毕业分在国民革命军第一师任准尉见习排长，戍守陕西潼关风陵渡。1943年7月调昆明第五军新22师64团8连任少尉排长。随军赴缅甸，在胡康及孟拱河谷、密支那、八莫等地同日军作战，1944年编入驻印军新6军新22师任中尉区队长。1945年初回国，升任新6军军部警卫营第3连上尉连长，负责芷江洽降机场警戒，后开赴南京、上海参与受降接收。
于文瑞，1916年生，河北石家庄人。1936年20岁的于文瑞报考中央宪兵学校宪兵教导团，被选录前往南京受训。1939年学成后被分配重庆宪兵司令部总务处教育科任职。1945年8月21日，部队派往湖南芷江参加日军洽降任务，9月初，包括于文瑞在内的30名宪兵、新6军14师的50名官兵，随同陆军总司令部先遣指挥所主任冷欣，乘飞机飞往南京。9日，于文瑞带领两名宪兵全副武装站在签字台出入口，负责警卫工作。
史定坤，1925年生，河南平顶山人。1942年河南大饥荒，父亲母亲、弟弟妹妹先后饿死，家中只剩下史定坤一人四处乞讨。 1943年，史定坤讨饭途中被抓壮丁，送往12军某团通信班当兵。1944年远赴印度受训，编入新6军14师40团1营3连，曾参加反攻缅甸任务。1945年8月16日，长官向士兵们宣布：“昨夜收听重庆电台，日本鬼子宣布投降啦！我们胜利啦！”因为当时常谎传捷报，开始大家都没在意，半信半疑的。几天后部队开到湖南芷江机场驻扎，大家才相信胜利了，让新6军担任首都南京受降任务，9月随部队前往南京，同营长赵振英一同担任受降大典警卫。
王友文，1927年生，四川成都人。1943年在知识青年投军热潮中，报名参加远征军驻印军，从云南昆明乘飞机前往印度，受训后分至新6军14师学生教导队。1945年8月底从湖南芷江飞往南京，担任受降大典的会场布置任务，包括王友文在内的教导队100余名士兵参与黄埔军校大礼堂受降会场的布置。
潘庭槐，1922年生，浙江温州龙湾人。1937年12月，初中没毕业，国难当头之际辍学投军，分到江西铅山宪兵第15团3营8连，进行特种训练一年有余。1945年9月随部队进驻南京，担任受降大典警卫工作，后在上海担任押送日军战俘出境任务。
袁祥彬，1921年生，浙江天台县人。1938年报考黄埔军校成都分校17期二大队，毕业后分到重庆防空司令部任职，后在响应“十万青年十万军”号召下投奔在印度的中国远征军，编入新六军军部情报队担任区队长，作战时负责侦察敌情。抗战胜利后，所部从印度飞芷江参加日军洽降，几天后再度飞往南京进行受降大典仪式，袁祥彬所部在南京新街口等地负责外围侦察任务。
李云贵，1924年生，四川自贡市富顺县人。1941年自愿参军，加入第74军57师师部警卫排，先后参加长衡会战、湘西会战。在常德保卫战最后时刻，警卫排护卫师长余程万等两百余人成功突围。1945年9月，国民政府在南京举行日军投降仪式，74军率先赶赴南京，担任首都卫戍任务。其后，李云贵所在57师又到丹阳等地接收日军第3师团投降。
何前贡，1927年生，湖南资兴市人。1942年报考黄埔军校二分校，为74军代培入伍生，由于战事需要，入伍生未毕业就被分到74军57师170团，常德会战中，57师8000人坚守常德城16天，顽强抗击了日军陆、空、坦的协同攻击。常德之后何前贡一直随部队战斗在一线，参加过雪峰山战役。1945年部队在芷江休整，后被派往南京担任首都卫戍任务，并负责遣送日军及家属从上海乘船回日本。
李宽，1927年生，湖南衡阳衡山县人，1940年7月，年仅13岁的他谎报年龄，替兄参军到86军13师38团迫击炮连，武汉会战中，13师在湖北多地与日寇作战，宜昌一战，李宽右腿被炸伤，1943年，13师协助57师防守常德外围阵地，13师减员严重。1945年8月21日上午，中日双方在芷江洽降，李宽所部担任芷江机场警戒任务，亲眼看见日军头目今井武夫等四人从飞机上下来，走进受降厅。
湛福欧，1929年生，湖南平江人。1943年应征入伍，加入国民革命军75军6师18团二营重机枪连，当了一名机枪弹药手，部队驻守宜昌3年，在宜昌三斗坪阻击日军企图侵占重庆。1945年9月随部队在湖北应城接受日军投降。
施金陵，1922年生，江苏无锡人，1941年报考黄埔军校，被分到西安七分校18期工科，在校学期期间增援过潼关战役，毕业后分到12军，在大别山一带与日军打游击，抗战胜利后，施金陵所在连队被空运至山东济南接收日军投降。
祁佐，1923年生，宁波宁海人，1945年2月5日参加国民党70军139师280团。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后，随部队入宁波城。10月在宁波乘坐美国军舰，经过2天3夜过海在基隆登陆进入台湾，看管日本战俘，接收日军装备。
杨忠仁，1925年，四川蓬安县人。1944年12月入伍，进入中国远征军荣誉第2师第4团第1营机枪1连任机枪手。杨忠仁随军先在腾冲与日军作战，后到缅甸密支那反攻日军。1945年8月杨忠仁随军到越南受降日军。
宋善恒，1924年生，江苏泰州人。1941年冬在江苏省第四临时中学高一就读时，投笔从戎参军抗战，加入海安南莫青墩村鲁苏皖战区苏北游击总指挥部干训班学生队受训。抗战胜利后在无锡中央训练团17军官总队6大队31中队受训，9月在无锡随部接收投降日军物资。
唐福生，1925年生，广西临桂人。1939年进入桂乐师管区模范队，受训3个月，后补充进驻扎在全州的第五军，入第五军辎重兵团当传达兵。1944年反攻滇西战役中负伤，住院治疗。1945年8月，伤愈后恰逢新一军回国，便投新一军军部参谋处任警卫员。1945年随新一军前往广州接收投降日军物资。
周先栋，1922年生，江苏南京人，1942年毕业于军医学校，被分配至53军野战医院任上尉军医，驻扎在常德，后随部队参加了收复腾冲战役，经历过怒江、高黎贡等战斗。日本投降后，周先栋随部队参加河内受降。据他回忆，投降仪式隆重庄严，甚至在河内有法国官兵视察了解法军战俘营。
李建树，1925年生，江西莲花县闪石乡人。1942年在家乡投笔从戎，加入贵州陆军防空学校，学成后编入陆军通信兵独立第3营9连，该营隶属中国远征军。1945年8月日本投降，随部队前往越南，接收投降日军装备及战俘。
杨怀亮，1925年生，湖南长沙县人。1941年，16岁的杨怀亮离开老家长沙，在国民政府航空军事委员会广西站第四滑翔机制造厂做军工。1944年因为工作调动，转至广西都安战备机场从事地勤工作。 1945年局势转变，他转战至百色机场从事地勤机械工作。日本投降之后，他随国民政府行政物资总局远赴关岛、冲绳等地，接受从日方缴获的战略物资。
刘邦杰，1922年生，江苏扬州人。1943年进入新六军，在印度训练6个月后，进入缅甸作战，曾与日军在野人山激战。抗战胜利后，他随部队回到芷江筹备洽降仪式。刘邦杰当时也随部队来南京参加日军受降，“记得当时把留在南京的日本人都集中在南京下关，我们来登记，然后他们乘船回日本，当时下关附近都是日本人。”
梁惠，1923年生，广西临桂县人。在桂林儿童教养院念完初中后，1944年报考桂林军医预备团，学习医学知识。44年日军逼近桂林，该预备团被迫撤离到贵州安顺，后全团进入陆军军医学校，1945年学成编入昆明兵站医院，任少尉军医。8月日本投降，随滇军第60军到越南受降。
张建华，1924年生，广西荔浦县人。1940年参军，入伍46军175师524团上士班长。 1944年7月赴衡阳增援第10军作战。衡阳失守后，175师在桂林永福防守，参加桂林保卫战外围作战。1945年4月国军开始反攻，46军奉命向湛江方向追击日军，追至广东廉江。9月，日本宣布投降之后，他随部队至海南岛受降。
欧宝源，1923年生，广西恭城县人。1943年10月顶替生病的哥哥去当兵，从桂林至安徽六安，编入第七军特务营二连，在六安独山镇集训了半年左右，与日军在六安一带周旋。1945年8月15日本宣布投降，16号去蚌埠寿县田家庵接收了十几个养马的日本兵。第七军把日本战俘在蚌埠集中，坐船到阜口，下关到南京，再由上海遣送战俘回日本。
唐古养，1926年生，广西平乐县人。 1940年他代替大哥抽丁入伍，从桂林兴安桂乐师管区到安徽六安苏家浦的独山镇，编入7军军部辎重团二营当传达兵，养骡马。 1944年，两次运粮食到皖东时与日军交战被炸伤，至今大腿和手臂还留有弹片。1945年日本投降后，部队去蚌埠受降，他们辎重团在滁州接收日军物资。
201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