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南京！”就在千里之外的延安，11月25日解放出版社出版的第25期《解放》杂志上，刊登了一首共产党人创作的歌曲《保卫南京》，歌词的内容是：“同胞们！快快动员起来，武装起来，保卫南京！实现全面的抗战，全民族的抗战，这是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寇出中国……”这首铿锵有力的战歌由凯丰作词、吕骥谱曲。他俩联手创作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曾唱遍了大江南北。
▲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
如今，这首延安共产党人创作的《保卫南京》，挂在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入馆的醒目之处。
“当年，凯丰参加了洛川会议，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同志在洛川会议上做的报告，这首歌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全面抗战的思想。”戴袁支说。
▲1937年12月15日，占领南京的日军正在掠夺财物。
“保卫南京，与当年《保卫黄河》所号召的‘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一样，表达的是中华民族四万万同胞宁死不屈、一起来抗战的精神！”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馆长吴先斌说。
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也积极参与了南京师范大学担纲的“抗日老战士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课题的工作，馆内醒目地展示着该馆参与访谈的344位抗战老兵留下的手印，布满多个墙面。
我是1916年1月2日出生于现在仪征市的谢集，小时候我家非常困难和不幸。母亲在我10岁时去世了。我14岁时，父亲也去世了。成了孤儿的我，和奶奶住在一起，奶奶供我读了五六年的私塾。当时，私塾设在我的儿时玩伴魏家齐的家中，他家是书香门第。
子弹打光后，就拎着大刀和鬼子肉搏
1937年12月，日寇占领南京后，日军第十一师团天谷支队一部由扬州西进，占领了仪征县城和毗邻的安徽天长一线。日本人一来，烧杀抢掠，强奸妇女，老百姓四处逃命。当时魏家齐说：“日本鬼子来了，你能逃到哪里去!”于是他和我、洪碧如三个人便效仿东北义勇军，成立了“苏皖边抗日义勇军”。但地方上的地主乡绅认为，我们游击队不是新四军，看不起我们，说：“你们是游吃队，骗吃骗喝的!”因此，义勇军很快解散了。
1937年11月，陶勇率新四军苏皖支队过江进入仪征。第二年4月，仪征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我出任金集区沙集乡乡长，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介绍人就只有张区员一个人，因为那时，敌占区的敌情很复杂，党员很少，都是单线联系，谁也不知道谁是党员。
1940年皖南事变后，淮南根据地原有的四支队、五支队的部队编成了二师，司令部设在盱眙的黄花塘，师长是罗炳辉将军。1941年4月，当时还是仪征县模范营情报侦察员的我，参加了著名的金牛山战斗。这是二师成立后对日军进行的第一场硬仗，由罗炳辉亲自指挥。12团先后6次对甘泉山等地连续作战，成功完成任务并于16日撤至六合的金牛山休整，遭到驻扎在扬州的日军第12旅团一部和伪军共700人的偷袭，仪征模范营闻讯后从大营李的方向前去增援，共同夹击日伪军。在天河坝附近，我们和鬼子突然遭遇，我们装备不如鬼子，子弹打光后，就拎着大刀和鬼子贴身肉搏。这仗中，我们二师一共击毙200余名日军、300名伪军，生俘了2名日军和30名伪军。战后，12团与仪征县委为牺牲的56名烈士在金牛山修墓地安葬。
1942年7月初，为配合苏中的新四军1师的反“扫荡”作战，我们淮南的2师决定由6旅17团负责攻打仪征的十二圩，以打乱敌人的军事部署。为摸清敌情，我按照县委指示，长期负责对敌的情报工作。17团的同志们找到了我们以后，很快就摸清了清况。日本鬼子占领了十二圩后，建了据点，并组建了以“大王”王贵禄为首的伪保安大队，手下的保安大队分三个中队共800多人，武器也很精良。17团经过周密部署，于当天深夜2点进攻十二圩，出其不意攻进镇里。战斗前后进行了5小时，歼灭日伪军200余人，全歼了一个小队的日军，还俘虏了一名日本兵。这场战斗为我们巩固和发展仪征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上千群众举着大锹锄头助威
当初国民党部队溃逃时，有一个师的部队将武器丢了下来，因此，仪征可以说是家家有枪，一般一家两支，我们东南支队有的人是两排几十发子弹，有的人是十排上百发子弹，甚至还配备钢盔。
东南支队成立后，最重要的一次军事行动是拔除谢集据点。1941年4月6日，日伪军进驻仪征谢集设立据点，压缩新四军活动范围。为拔除谢集据点，已是司令员的魏家齐要求我们收集情报。我奉命先后3次进入谢集，还和一个与伪军大队长关系密切的老板结成朋友，建立情报网络，谢集日伪军的工事、炮楼、火力点以及人数，都被我摸得一清二楚，还得到了日军将于1943年6月19日调往仪征县城的情报。魏家齐司令员认为，这是个好机会，决定攻打谢集据点。据点里的伪军叫“讨逆军”，司令卢维国是1940年叛变投敌的原新四军苏皖支队的营长，手下有3个大队。
6月19日日军调走的当天夜里，东南支队对谢集据点完成包围，迅速发起进攻，防守据点的伪军依靠炮楼负隅顽抗。支队战士们在突破铁丝网后，被敌人的火力压制在水沟中，部队已经有了很大的伤亡。魏家齐司令员果断重新调整部署，决定先用迫击炮打掉敌人的炮楼，随后发起总攻。13团二营机炮连有两门之前缴获的迫击炮，然而只有一门迫击炮和三发炮弹可以使用，并且迫击炮连的战士们大都不识字，根本不知道怎么使用。紧急时刻，机炮连战士袁家义因为上过几天私塾，根据迫击炮上的文字进行揣摩，架起迫击炮、目测距离、调整好刻度盘上的角度，果断发炮。第一颗炮弹就打中炮楼，炮楼的一角顿时塌了，又连续两发打进了敌人的炮楼和土圩子中。伪军军心立即崩溃。我们趁此迅速攻进据点，上千群众举着大锹、扁担、锄头前来助威，伪军纷纷举手缴枪投降。这次战斗击毙和俘虏伪军160多人。
抗战时期，我曾好几次险些被抓。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冬，我正担任高邮湖的巡查大队长，负责搜查周围来往的船只，结果遭到了日伪军的围剿。我们驾驶的只是普通的小木船，敌人是汽艇，我们40余名干部被敌人围在高邮湖里，几天几夜都无法突围。没想到，很快天降大雪，湖面结冰，我们顺势突围了出去。
我叫薛中天，原名薛宗耀。参加革命之后，改名为薛中天，其意“为中国打天下”。我生于1920年6月22日，山西省万荣县四望村人。家中仅有3亩半土地，但孩子不少，母亲体弱多病。出生没多久，我就被我姨抱养，直到2岁才回家。虽然家境困难，但父母坚持让我上学。1928年进入四望村小学学习。后考入县高级小学，但学费太高———每月50斤小麦，只得辍学。我们村旁有条公路，鬼子几乎天天从那里经过。但我们村没有人干伪军，干共产党的不少，我同年级就有4个，我们的历史老师钟将慕就是地下党。
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
1931年，我去山西新绛县银匠店当学徒。在这，我遇到了自己的人生导师，隔壁裁缝店的李师傅。他告诉我，劳动人民这么苦是社会不公造成的，鼓励我去新绛县工人夜校学习。从他那里，我第一次听到“红军、朱德、毛泽东”，知道红军共产党是保护穷人的。但他于1936年春被反动政府杀害了。
这所工人夜校名义上是阎锡山办的，实则是共产党一手主办，由当地的商会经办，主要目的是培养革命力量。上工人夜校的大多是工人、学徒，老师多是进步人士、共产党员，主要向我们灌输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思想，还向我们宣传抗战，通过教我们抗战歌曲来凝聚人心。我们唱的歌有《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流亡三步曲》《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等。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再次合作，一同奔赴抗战前线。我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武装组织———国民兵教导团。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便把战争的矛头指向太原。1937年9月3日，太原会战打响，太原保卫战打得很惨。阎锡山最初是要死守山西，提出“焦土抗战”，但是共产党坚决不同意，主张持久战。现在想想，如果真如阎锡山所说焦土抗战，我可能就再也见不到父母了。上级决定，我们立即撤往临汾城以西的吕梁山一带，不久，又撤退到乡宁，部队更名为“决死四纵队”，正式开展抗日斗争。我们名义上由阎锡山与共产党共同领导，实际上只服从共产党命令，即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
进入吕梁山之后，我们部队的驻地在襄汾县。后来，我又到运城地区参加政卫一支队，在54团机炮连。我们机炮连共有2挺重机关枪、两门迫击炮，一个班十几个人负责一门炮。当时，驻扎在稷山县，主要是休整训练。后又奉命撤退到曲沃，正式改编为太岳纵队212旅54团，旅长为孙定国，我已升任排长。鉴于当时战场联系过于困难，缺乏通信人才，我被调往晋察冀抗大六分校学习。
1940年秋天，我们一行十几个人，穿着便衣，从太岳前往太行，被分配到抗大六分校下属的大队学习，离129师师部仅10里地。在抗大时，我主要学习旗语，旗子为红白两色，如举高即为向北等。抗大的生活蛮艰苦，吃小米、窝窝头，没什么菜，还吃不饱!我们一般住在老百姓家，当时也有女学员，她们大多学习无线电。可想过谈恋爱？没有那个想法。当时，学校规定男的必须是团级干部，女的必须是共产党党员，我不是太想谈恋爱。毕竟我已经几次负伤，一旦牺牲了，就多了个小寡妇。
学成毕业归来，我们旅驻扎在浮山县，我被分配到洪洞县第三区游击队任队长兼指导员。三区游击队大概20多人，以后逐渐发展到50多人。武器主要是步枪、机枪，手榴弹；我们当时有三挺轻机枪、捷克式；步枪以汉阳造、三八式为主，弹药找敌人要。我用德国的毛瑟枪，二十响的。
▲1943年，雪中作战的新四军。《抗日老战士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课题组供图
炮弹落在身边，第一次负伤了
我们游击队身处沦陷区，任务主要是在敌占区与敌人斗争，如阻止鬼子、伪军抢夺百姓粮食，打击汉奸等。洪洞县宪兵队队长是个河北人，坏得很，专门抓捕我们的进步人士。为此，上级命令我们将此人抓捕。据调查，此人常住洪洞县县城，晚上经常去妓院。我们遂采取行动。这一次，我带了两名战士、3把手枪，还有几颗日式手雷。当晚，我们就在他经常玩的地方把他给抓了起来，开始，他还试图反抗，我说：“你乖乖的跟我走，就可以活命”。于是，我们把他架了出来，连夜送往军区，但此地距离军区大概有100多里路，还要穿越一条火车线以及几道壕沟。没想到，通过第二条壕沟时，被敌军发现了，我们一边打枪，一边警告其不要大吵大闹，否则“毙了你”。鉴于敌人火力较强，我们临时决定把他藏在一口井里。前往军区复命，上级鉴于情况特殊，认同了我们的做法。
在抗日战争中，我曾参加过百团大战和多次反扫荡战役。第一仗是1939年5月在襄陵县西郭村阻止日军抢粮。当天，日伪军出来抢粮，我部奉命前往阻击，其中我们3班阻击鬼子，但敌人从据点里用山炮打我们。一个炮弹正好落在我身边，伤在屁股上，这是第一次负伤。
第二次负伤是在襄陵县火车站以北。敌人出来抢粮，我们出击袭扰，结果大腿被打伤。
第三次是在襄陵县与浮山县的交界处，我们奉命伏击敌人，没有想到敌人蛮多的，上来一顿炮火，结果右屁股受伤。
第四次还是在襄陵县。我们准备伏击某个据点的敌人，结果，没把敌人包围，却反被敌人包围了，这一次伤在后背。幸好，指挥官是老红军童志久，他既能打仗又能干政治工作，把突击力量集中于一点就冲出来了，部队损失不大。
“不后悔 ！”
——听访谈者说老兵的故事
“每个老兵都有打动我的故事，”积极参与 《抗日老战士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 的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工作人员薛刚对记者说。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不仅参与老兵口述史的访谈，而且力所能及地在物质上给老兵一定的慰问和帮助，并专门拍摄了一部讲述抗战老兵口述的纪录片《不后悔》。
每次访谈的最后，访谈者都要问老兵一个问题：您现在是不是为当年走上战场打鬼子而后悔？ 所有的老兵都几乎不假思索地坚定地回答：“不后悔!”无论他们是后来成为将军或市长的八路军、新四军老兵，还是回到家乡做一个普通农民的国民党抗战老兵，他们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同样的答案。在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拿出自己的鲜血和性命走进炮火，这与他们后来自身的境遇似乎没有什么关系，这份超越个人的爱国情怀令人感佩和动容。
抗战老兵的讲述，给了历史可感的温度
“抗日战争史是波澜壮阔的，但仅有档案的传承还不够，战争亲历者的口述也很重要。他们的口述史也将成为博物馆的一个重要馆藏内容，让观众更加细致地感受到抗战的细节、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历史。”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馆长吴先斌说，“中国抗日战争时间跨度长达14年，有5000多个日日夜夜。这5000多个日日夜夜里，有多少父母在盼儿子平安归来？ 有多少妻子在盼着丈夫胜利回家？共产党倡导的是全民抗战，四万万同胞一起来抗战，那有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我们还没有记下来!”
投身抗战老兵口述历史的抢救工作，让参与访谈工作的志愿者更清晰地感知到中华民族14年抗战史。薛刚说，他印象非常深的是，念初中时，教科书上有关整个中国抗战史部分，只有一页半纸。那时候，他听父辈们在“牛棚”里说起“远征军赴缅作战”，甚至认为是这批“牛鬼蛇神”在“瞎吹牛”，因为教科书上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内容。即使是现在，仍有不少年轻人对抗战的史实知之甚少。他曾问过现在的大学生“知不知道西南联大800学子投笔从戎的事？”很多大学生一脸茫然地回答说不知道。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连红指出：“每一位抗战老兵的经历都是一部完整的抗战史，每一位抗战老兵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故事。如果我们不能进入历史的现场，就不能感受历史的温度。只有通过栩栩如生、丰富多彩的战时生活，才能真正体会到战时部队生活的辛苦和抗战胜利的不易。”
“当年参加南京保卫战的抗日将士有10万之众，但我们现在找到的当年参战的老兵只有十来个人。虽然能找到也不容易，但这决不是我们的成绩，而是教训。这个老兵口述史的抢救工程，启动得实在是太晚了。”吴先斌说。
战友的牺牲，激发起杀敌的勇气
“抗战老兵的亲身经历，让我们知道英雄是怎么来的。”当记者请薛刚等志愿者谈谈访谈抗战老兵的感受时，薛刚说。
“当面对武器装备远远超过我军的敌人的时候，这些老兵当时还都是新兵啊，他们会感到害怕吗？他们又是怎么消除自己的害怕呢？”记者问。
“我问了好几个老兵，他们回答我的话大多是一样的：最害怕的时候往往是在大战开始前一刻的寂静中，这时候会想，我会不会被打死？能不能活下来？什么时候不害怕了？就是枪炮声响起的那一刻。俗话说，‘老兵怕机枪，新兵怕大炮’，但实际上枪炮一打响，人就知道害怕没有用了，和敌人是你死我活，要活下去就必须奋勇杀敌、消灭日本鬼子。特别是当你身边的战友倒下牺牲时，敌人以为你会恐惧，但恰恰相反，敌人的残暴只能激发你的血性，让你更勇敢。”薛刚说。
“战争是会改变一个人的，人也会在战争中成长，”他说。他们这个访谈组曾采访过好几位女性，有的女学生出身富贵人家，上学时都要带一个佣人帮她打理一切，但经历过几场战斗却成了勇敢的女兵。有的女兵还曾被派去打扫战场、掩埋遗体。当时天很热，人非常干渴，一位女兵忍不住喝了被尸体污染的脏水，结果得伤寒死了，但这支女兵队伍从此让人刮目相看。“现在有句话：‘战争，让女人走开’，其实，抗战无法让女人走开。女人甚至要比男人承担更多的牺牲和付出。”
我们都是没有亲历过战争的一代人，我们对战场的认知曾经主要来自中外文学和影视作品。但现在制作战争电影的人，绝大多数也没有亲历过战争，所以我们对战场的认知是非常容易“以讹传讹”的。
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叶铭访谈过一位和日军拼过刺刀的老兵，老兵说，影视作品中双方拼刺刀时还“冲冲杀杀”喊着口号，那是假的。因为真到了要白刃战的生死关头，双方都不喊口号了，因为“一喊就泄气了”。拼刺刀的现场，就是刺刀撞击的声音，以及人被刺中后的呻吟声。“刺刀见红”的时候，靠的就是勇气，只有闷头冲，没有人顾得上说一句多余的话。
战时军队生活的记忆，栩栩如生、丰富多彩，帮助我们真正体会抗战历史不仅仅是战场拼杀的历史，真正体会战时部队生活的艰苦，真正体会到抗战胜利来之不易。
精神的传承，要有“长效机制”
访谈的志愿者还说起过一件事：在抗战纪念日时，一位抗战老兵不知为什么没有拿到抗战纪念章。县里有关部门对他表示歉意说：纪念章是上面发下来的，我们没有办法做主，但我们可以先给您补发5000元慰问金表示敬意。那老兵回答：我不要慰问金，我只要国家发的抗战老兵纪念章，这是我生命的最高荣誉!
是啊，对一个为国家出生入死的老兵来说，还有什么可以替代国家给他的肯定和荣誉？
“这些老兵现在还说过什么心愿？”记者问。
“很多住在干休所里的八路军新四军老兵，非常希望能有机会多给青少年讲讲他们亲历的抗战烽火。但现在学校除非重大节日，平时组织学生听这些老兵讲述抗战经历的活动越来越少了。都说要传承老一辈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不怕牺牲、不畏艰难的伟大情怀，但如果没有讲述、没有记载和传播，这伟大的爱国精神怎么传承呢？”吴先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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