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9日
齐先生的成果有一个显著特点, 即十分重视发掘和利用口述历史资料。近年来, 经过各方有识之士的奔走呼吁与努力摸索, 口述历史业已有了长足的进步。就日本侵华史而言, 以往口述历史的重点,大多集中在日军实施的细菌战、毒气战、强制劳工、慰安妇等等暴行, 以此进一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压迫与奴役。而齐先生的《流亡――抗战期间东北流亡学生口述历史》(以下简称《流亡》),与他以前的成果在观察视角上有很大不同, 这就是他另辟蹊径, 从一个过去人们关注不是很多的东北学生流亡史侧面, 补充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给东北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事实, 使这部著作无论在史学还是现实上, 都体现出不容忽视的意义。
《流亡》记录的东北学生“流亡” , 指的是东北学生向关内的流亡。这种现象, 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时期才特有的。东北学生的流亡经历, 是那个时期中国历史的见证。对个人来说, 流亡改变了人生的轨迹;对国家和民族来说, 流亡则反映了自强不息、顽强不屈, 不甘当亡国奴的民族精神。《流亡》一书, 是在史学工作者高度责任感的催动下得以诞生的。书中所述, 无论是战火、封锁、饥饿的摧残, 还是九死一生的肉体磨难, 处处可以使人感受到这些有志青年在抗日风暴中所经受的灵魂洗礼。
读了《流亡》, 觉得它与目前同类著作相比, 有两个特点给人印象格外深刻。首先, 在东北流亡学生口述史中, 这部书即便不能说是前无古人, 但也恐怕难有继者。口述历史以亲历、亲见、亲闻者为对象,其中 最重要的无疑是亲历者。“九一八” 事变后, 东北流亡学生达十余万人, 随着岁月的流逝, 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 使能够提供口述历史的对象日渐稀少。齐先生经过多方努力, 仅找到68 位年愈古稀的老人。而这些幸存者中, 健康允许、家属同意接受采访者, 只有50 余位。就是这些人中, 有8 位在访谈期间也不幸逝世。由此可见, 《流亡》一书记录的43 位东北流亡学生的口述历史, 虽然只是冰山一角, 却总算多少挽回了些永久的遗憾。我们常说口述历史是迫在眉睫的抢救性工作, 而《流亡》一书对东北流亡学生口述历史的抢救, 真是活生生的证明。
其次,《流亡》一书在口述历史的采撷和整理上,所表现的全民抗战这一强音, 也让人对时代主流加深了认识。出于人所皆知的原因, 过去对于抗战历史的记录, 着重强调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现在, 人们已经认识到抗日战争事实上存在着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 这两个战场互相依存, 不可分割。不过, 在表现正面战场方面, 还有许多工作有待努力。《流亡》一书, 既记录了一些东北流亡学生参加“抗联”地下工作, 在伪军里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东北民众抗日救亡总会、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奔赴解放区等经历, 同时也记录了一些人投身正面战场, 如参加东北军、进入“中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时干部训练团”和中央农林部等过程。这种超越意识形态的口述历史记录, 反映了大敌当前的万众一心、同仇敌忾, 也使《流亡》一书在表现民族矛盾超越阶级矛盾这方面, 更加接近真实和完整。
除了上述两个特点之外, 《流亡》在材料处理上也给人若干启发。任何口述历史, 都不是采访材料的简单记录, 还必须经过记录者的再创作。口述历史从形式上说, 一般有独访与群访两种类型。独访材料的整理, 无论是单篇还是成书, 可以依时间发展线索, 处理起来相对容易, 群访材料的处理, 则比较困难一些。这方面, 《流亡》的尝试和探索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全书体例上采取了压迫、流离、抗争三部曲范式, 在照顾历史发展脉络的基础上, 将“九一八”事变后随同家族逃往关内的东北子弟, 随校迁往关内的大学生, 和伪满洲国建立至日本投降之前离家出走的东北地区大中学生三个部分, 尽量涵盖起来。因而, 《流亡》一书在表现全景方面自成系统, 加上书前《东北青年学生流亡史略》对历史背景的总体介绍, 使其成为另一种类型的东北学生流亡专史。这种方法, 可以为编辑口述历史群访材料,提供有益的借鉴。沉甸甸的《流亡》, 堪称口述历史的上乘之作, 它的价值, 还表现在对迄今一些仍然不能正视日本对华战争侵华性质论调的回应。数年前, 一些坚持把殖民地教育与政治、经济背景割裂开来的日本学者,曾经汇编了一部24 卷本的《满洲、满洲国教育资料集成》, 目的在于证明日本占领东北时期促进了东北教育近代化。面对这种现实, 《流亡》用有力的事实给予驳斥, 其意义不言自明。和所有口述历史一样, 《流亡》的史料势必将成为史学家获取资料的来源之一。对于从事东北沦陷史、抗战教育史研究的学者来说, 更是如此。我相信, 今天凡是反映这段历史的各种作品, 都会从《流亡》中寻找不愿做亡国奴的青年学生从流亡到反抗的人生轨迹, 并从中汲取精神上的力量。
（来源：《教育科学》2009年第4期）
编辑：王元萍 2017.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