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资料本身容易被研究者以及阅读者所质疑，抗日老战士口述资料自然也不例外。有研究者指出，从口述者亲历的历史真实到口述历史文本呈现出来的历史真实之间，要经过三重帷幕(即三个环节、三次筛选)的过滤。第一重帷幕就是从口述者亲身经历的历史真实到口述者将历史事实存储为历史记忆的过程。经过这重帷幕的筛选和阻隔，历史记忆的真实相较历史本真已打了很大折扣。第二重帷幕通过语言将人脑存储的历史记忆之真呈现出来，通过这道帷幕的筛选和阻隔，叙述之真与记忆之真之间仍然有着较远距离。第三重帷幕，来自口述者心境、情绪、动机、信任度、意识形态、政治权力等因素，以及从叙述文本制作到口述文本整理过程中访谈者的主观因素。应该说，相关的研究的确点出口述资料问题的症结所在，在笔者项目组访谈所得到的口述资料中，也有具体的案例。
在长达十年的口述访谈实操过程中，我们就被访者口述内容谬误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大量比对和分析，并结合每一位被访者情况，总结出一些特点和规律，并对其进行评估。
一、主观因素
（一）社会变革对战争性质的影响
战争的胜败是导致社会变革的关键因素，战争亲历者在这种变革中，必然会受到影响而重新定义和认知所历战争。就抗日老战士而言，这个过程也给了他们全新的身份属性及社会角色。这种属性和角色的变化，必然影响每一位亲历者对战争性质的重新审视和自我评判，很多亲历者会下意识地将个人战争记忆，有选择地提取最契合当下社会所能接受和赞许的部分予以强化，甚至夸大或编造，而将记忆中那些他们认为不符合当下社会可接受认知的内容，予以主观屏蔽或删除。这种情况在国民党军老兵口述内容中最为明显。
以国民党军某师补充团卫生队女兵张某萍的口述访谈内容为例。张某萍接受访谈之前曾回忆说其年少时家境贫寒，庭家封建保守，重男轻女备受歧视，儿时被父母逼迫缠脚裹足，为此，她不甘心做农村小脚女人。当国民党军在其家乡驻扎时，她有机会接触到军队里的女兵，受到影响，为逃脱束缚瞒着家人参军入伍，后经历洛阳保卫战等惨烈战役，曾多次负伤，后嫁给一名军医，彻底改变了命运。但她在口述中讲述其当兵的缘由时却说：“我知道日本人打到中国来了，我不想当一个旧社会男人的奴隶，我要当一个新女性，要报效国家，国家兴亡不光是匹夫有责，女人也要上战场！”从张某萍的口述内容上可以看出，由于其加入的是国民党军抗日部队，在解放后的历次政审及政治运动中，她一直在强调当初参军仅是为了逃避旧社会对女性的欺压，并不知道国民党军是什么性质的军队，也几乎不了解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大道理，以此来减轻政治上的思想压力及自我解脱。而在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她接受口述访谈时，她却有意将其从军意愿从一个纯粹个人的心理愿望，主观上又重新修改和定义为符合当时社会对抗日老战士定义和认知的参军初衷，这种修正就造成了口述内容上前后不一致。
（二）社会认知对战争经历的影响
社会认知与社会舆论关联密切。舆论在战争的任何阶段，始终是引导公众了解战争态势并作出判断的主要途径，尤其战后的回顾总结与宣扬批判，对受访人的影响很大。如上升到国家层面弘扬表彰带有浓重家国情怀、民族大义与荣誉尊严等的事件或人物，对于未必亲身经历战争，或非主流性参与这些重大事件和人物的普通官兵而言，都是一种名誉上、情感上的精神诱惑。在这种诱惑之下，一些老兵在口述中会刻意将个体记忆中并不完整或不真实的内容，努力打造或迎合舆论热点，以此来拉近个体经历与舆论环境的距离，提升自我在战争中的历史地位与社会关注度。
以南京保卫战及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某某的口述资料为例。李在回忆南京保卫战的时候说：“我是粤军第154师三营三连普通士兵，上级安排我们死守南京挹江门。因为我们是外地人，刚来的，对南京也不甚了解。”然而，揆诸史料，李某某所在的粤军第83军154师在南京保卫战期间驻防以及突围地段在城北紫金山脚下的太平门，访谈中所言城西挹江门与史载城北之太平门相去甚远；加之，作为广东人，李某某口音中没有丝毫粤语音调，在语言学中难具说服力，因此，他的口述资料中有相当的谬误及疑点。对于这些谬误及疑点的产生，经过多方比对李前后十余年间接受新闻媒体采访时的表述，我们发现，在南京大屠杀事件成为社会关注焦点时，李存在主观上把自己的见闻融合到个人记忆的可能，以突出其个人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存在感及关注度。我们无意否定李在南京保卫战及南京大屠杀期间的实际身份，相反从其整体口述内容，可以从中发现和佐证一些史料的真实记载，但其关于在大屠杀中死里逃生的很多细节是经不起推敲的，这种主观行为也是口述访谈中常见的现象。
（三）个体身份对战争记忆的认知
战争的社会构成元素复杂，限于个人角色不同，他们对战争的细节会因身份差异而形成记忆和理解上的不同。有关战争的口述访谈，对记忆细节的挖掘又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因此不同身份，对细节记忆存在共同性及差异性。共同性在口述内容上基本体现同质化，而差异性既有客观上的身份差异，也有主观上的人为差异。后者在访谈内容上体现为自我性及排他性。自我性即强调个体细节记忆的准确性、权威性与唯一性，进而强化自我在战争中的身份地位及突出贡献。排他性则是对其他身份或同类身份的细节记忆予以更正或否认，以此来证明自我身份在细节记忆上的可信性与价值性。这种自我及排他现象的存在，也是造成访谈内容谬误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客观因素
（一）个体记忆被国家记忆替代
新中国成立前后发生过很多重要历史事件，涌现出许多重要历史人物，参与重要事件的重要人物的历史记忆被视为极具历史价值的国家记忆，他们的思想甚或主宰和引导学术研究、思想潮流及社会舆论的方向与热度。在此情形下，作为战争亲历者的“小人物”，会由于诸多因素，将原本真实的个体记忆，依据国家记忆的标准及尺度，不断进行自我修订、调整甚至自我否定。原本那些最能体现战争细节、个人情感、社会底层等等真实的个体记忆，就会被国家记忆潜移默化地影响，甚至最终被替代。
以国民党军老兵漆某某口述访谈为例，漆的口述提及：（1938年2月）我在凤阳县村里面住，日本人到了以后，我们就逃到乡下去，躲在乡下，当时叫“跑反”，就是逃难，等于“难民”。“（日本人）扫荡进庄子以后，老百姓就跑……首先要烧，烧了以后要抢，抢了以后就杀，搞三光政策啊。”
（二）社会记忆干扰个体记忆
社会记忆是属于国家记忆次层面的社会公众记忆，虽然没有国家记忆的权威性强，但其表现形式多为社会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影像、书籍及自媒体等，故社会记忆因其广泛性与传播性特点，而拥有良好的社会认知基础。就战争史而言，则体现在史料的挖掘分析、历史热点的关注度、非正史资料的传播及舆论宣传的需要。在一定的阶段和环境下，很容易形成战争亲历者的个体记忆与其产生全方位的交叉影响，从而对个体记忆产生偏差，在无法以坚定的个体记忆做出准确的判断情况下，进而以社会记忆的结论来改变个体记忆的内容。
以国民党军青年远征军老兵口述访谈为例。青年远征军是1944年国民政府在“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征兵号召下成立的，其目的是为了加快中国军队对现代战争的学习及适应，更好的配合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尽快打通滇缅公路大动脉，赢得中国战区抗战的胜利。然而，就在青年远征军招募成立之际，滇西大反攻就已经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滇缅战场上已经不再需要更多的兵力投入了，因此国民政府便开始有计划地将部分青年远征军送往滇缅战区的大后方（印度兰姆伽等地），对其进行集中训练，以期将来在本土作战中发挥其优势，所以这些在印度受训的青年远征军士兵基本上没有参加过滇缅战役。但很多老兵在口述中，都或多或少将本已结束的滇缅战役一些细节混入个体记忆中，以亲历者的口述形式表现出来。这些细节的来源实际上一部分是他们在受训期间去实地参观的结果，另一方面是他们的军事教官所教授的内容。所以，这些细节对于尚未上过战场且立志杀敌报国的知识青年而言，充满了极大的鼓动性与诱惑性，也以极其强烈的印象植入了个体记忆之中。而在70余年后的今天，中国远征军出国作战及中国驻印军滇缅大反攻等等成为社会记忆中的热点，这种社会化的历史记忆与已经被老兵们深刻植入的细节记忆，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多重交织，很多老兵便会错误的将并未亲身经历的这些细节不自觉地带入到社会记忆的大环境之中。而在接受口述访谈中，他们便将这种原本是被动接受的细节记忆，当作自己的亲身感受记忆呈现出来。这种客观谬误的出现有的是老兵口述中的机能性失误，有的是被舆论环境所挟持。
（三）个体记忆受群体记忆所影响
群体记忆是亲历者周边的属性群体的共同记忆体现，也是个体记忆最直接最具体的记忆补充范围，有着显著的空间性和时间性。然而群体记忆又并非是群体内每个个体都具备的亲身经历，其产生的原因是源于群体内部对某一个共同话题、共同认知、共同情感的一个共鸣过程。这种共鸣在战争时期是很容易被加强、放大与演绎的，久而久之这种共鸣被植入个体记忆中，形成了被固化却并非真实的个体记忆，而当这种记忆被唤醒时，却是以个体记忆的形式表现出来，其群体记忆的烙印反被忽略，造成某些口述细节上的谬误。
以解放战争初期新四军北上进入山东为例。很多亲历过新四军北上的老战士都会讲到一个有趣故事：“新四军的官兵大多是长江以南地区的南方人，刚到山东的时候因为风俗习惯的差异闹出了笑话。开饭的时候因为饭盆不够了，自己跑到老乡家借饭盆，但老乡家没人，看屋外窗户下面有个陶盆，也没多想就拿去盛饭，结果吃饭的时候发现盆里一股子尿骚味儿”。我们在访谈北上的新四军老战士时，他们基本都会说这事是自己亲身经历的。经过我们查阅相关的资料发现，这个趣事也的确是发生过。但它是在部队就军民关系进行整顿时，作为一个典型案列来教育和提醒官兵们注意的。由于这个案例确实有相当的戏剧性和幽默性，所以成为很多新四军官兵的牢固记忆，也经常被官兵们在群体内广泛传播，久而久之就演变成为几乎人人皆知的一个历史细节，被群体记忆所固化，在老战士的晚年的口述当中被影响，成为个人亲历的一个个体记忆了。而当初作为这个细节的真正亲历者到底是谁，到底有多少人亲历过等等，就已经完全不可考了，口述内容的谬误也就因此产生了。
综上所述，口述访谈中被访者的思想境界、内心活动、历史认知、社会环境、舆论宣传等等都是口述内容产生谬误的重要主观因素，因为这些因素而出现善意的、无意的乃至恶意的谬误，都是受访者在接受访谈时的真实心理状态的体现，这种体现应当视为口述访谈的一个正常状态和心理行为，其口述访谈同样具备真实价值及现实意义，也为口述内容后续的梳理与研究提供了更细致及更严谨的要求。
三、谬误的结果与评估
正如左玉河先生在《历史记忆、历史叙述与口述历史的真实性》文章中阐释的，从口述者亲历的历史真实到口述历史文本呈现出来的历史真实之间，经过三重帷幕的过滤、筛选和阻隔，已经对历史本然之真打了很大折扣。如何处理认识和处理这些谬误是每一位口述史工作者应该正确对待的问题。
（一）被访者个体的影响因素与处理方法
以项目组在资料获取与处理为例。在老战士口述资料的获取方面，由于本项目访谈对象几乎由志愿者完成，特别是国民党军老战士这口述采访，几乎完全依靠民间力量，其身份缺乏权威认证。口述文字稿的整理工作，涉及方言、口音等问题，整理情况较为复杂。有学者对口述资料的整理提出建议，要注意口述过程中的一些细节，以及对抗战老战士的定义等。此外，在口述逐字稿的整理上无需多加工，除去掉语气词、重复词汇外，保持其原貌，口语化的内容可以保留，保持其原生态的特性。还有学者指出口述资料整理的方法第一步是档案化的初始，即以录音、录像为底本，如实抄录，整理出逐字稿；第二步是抄本的编辑，即对全本或节选本进行形式上的修饰，比如增添内容、添加注释与说明。由于老人年事已高，加上方言比较重，会出现人名与地名听不清、档案无法查证、与现存资料不符、与政治环境相违等整理难点，这就需要整理者对于口述内容背景知识、牵涉人物之间关系、相关事件进一步了解。同时注意文稿、文字的处理方式，对不明白的地方进行校注说明。但是，限于参与整理人员的兴趣与知识水准，最终呈现出来的逐字稿与故事稿仍有大量需要修改注释之处。但囿于项目组人手受限，校注工作存在很多疏漏。因而，不但造成抗日老战士口述资料整理进展缓慢，整理成文的资料也存在许多差强人意的问题。在这些文本的资料之上进行分析，自然也可能存在相应的不足。需要指出的是，规范性的整理可以有效避免上述问题。
口述资料的真实性无法保证，但并不意味着口述资料就是一无是处。在口述资料的获取中，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减少干扰其真实性的因素，也就是揭开妨碍记忆的帷幕。同时增加口述资料的验证，这就可以为口述资料的真实性添加砝码。此外，口述资料本身也可以作为研究对象。特别是对于真实性存在问题的资料，不但可以验证这种真实性问题属于生理性的还是心理性的，而且也可以分析资料出现问题的原因，特别是分析受访者提供虚假信息的心理原因。
在老战士口述资料中，比较常见的是出现年代、部队长官姓名或者地名的错误，有些错误是整理者不熟悉相关背景知识造成的。为何会发生这样的记忆差错呢？除了受访者由于年龄原因记忆有所衰退外，也要考虑到机能性失误的可能性。所谓机能性记忆失误，“不仅包括想不起来或错记漏记，还包括不由自主地张冠李戴和言不由衷。这里所谓的言不由衷，与故意谎言骗人完全无关，而是：心里想到的是A，口里说出的却是B，说话者自己并无意识，自然也就无法控制。”此外，人总是会对自己生命中重要事件存在记忆。昆仑关大战，以及1944年他离开部队担任乡长，是何璧人生中的两件大事，他极有可能将1944年批准他离开部队的副军长张一能的名字无意识地镶嵌在1939年他参加的第一次大战昆仑关战役的记忆之中，造成口述时的错误。
对于类似这样存在明显错误的问题，除了追问之外，也要考虑受访者的接受程度，采取一定的访问技巧。适宜的访谈技巧可以打开受访者刻意关闭的记忆之门，不重复让受访者觉得敏感的字眼，可以让受访者淡然地叙述相应记忆，而不会因为这些敏感字眼造成叙述中的遮蔽或者掩饰。
（二）对档案史料的影响与对策
在口述访谈中，常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受访者所谈及的内容，要么在相关资料中没有记载，要么相关资料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开放，无法得到确证。面对这种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采用旁证法，即在访谈中遇到与相应受访者在同一单位或者关系较为亲近的人进行求证，以解决相关疑惑。
四、余论
经过数年的访谈，我们从受访老战士那里获取不少有价值的信息，不仅深入理解之前老战士口述访谈中存在的问题，同时从一定程度上摸索出一套适应抗日老战士口述的处理方法。项目进行至今，绝大部分老战士的口述与现有档案资料能够取得相互印证，尽管老人们都已年逾九旬，许多细节仍然鲜活地保存在他们的记忆之中。尽管如此，老人也有个别年代记忆错误，这应当归于岁月流逝的结果，用此来否定老人的口述价值自然是不应当的。这同时也提醒我们，如何正确看待老战士口述资料中存在的谬误问题。即使面对内容不那么靠谱的，甚至是有很多谬误的老战士回忆，我们参与采访的人员通过对既有资料的研判，大体能够分析出这些老战士错误叙述可能存在的原因，并大体可以厘清口述中合理的部分，为我们全面分析老战士口述资料提供合理路径与样本。
抗日战争胜利迄今已经70多年了，抗日战争研究应该走向更全面、多学科、多视角的研究新领域。从新军事史层面，运用军事社会学理论知识，利用现有的档案文献资料以及老战士口述资料，研究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人的战地生活，不但可以丰富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也可以从多角度、多侧面全面看待抗日战争的历史。
（薛刚 叶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