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训所所长为钟福之，教育长为卢念祖，总教官为王健，以下设总务、训育、教务三处，以林栢卿及曾某（忘名）等为处长，每处设二至三课不等。
学员班分设民政、财政、建政、教政、警政、计政、自治等七个班，每班设班主任一人，教官若干人，每班学员人数由22人至32人不等，训练时间，定为半年。学员总人数当时预定为199人。除由各县市（指沦陷区）选送各级地方行政人员到所受训外，不足之数，在广州招考补足。招补来的计有56人。于4月1日开课。
在该所担任各班班主任的有沈荣、李国英、李寿祺等，任各班教官的有王少白、陈少波、李华生、卫恭、沈祥虎、罗宗鎏、罗又村、凌汝骥、朱国基、曾仲良、陆稻香（即笔者）等。
全所学员编为一个大队，下分三个中队。中队长有吕伟君等。讲授的课目主要有保甲、自治、警政、户籍等。其中特别重视警政班。认为警政人员是监督保甲长的高一级的地方行政干部，要求每一个“警员”都是一个“保境安民”和“反共建国”的骨干。他们说：“警政是要一元化”的，要担负起“建设国家的重要任务”的。（汪精卫当时想建立军队，但日本人不允许，汪只得用发展警察来代替军队，所谓“寓军于警”，故对于警政特别重视——编者）
教官讲课，虽有不同的课程，但离不开“大东亚新秩序”和“和平反共建国纲领”的汉奸理论。尽管如此，日军方面对于该所所编的讲稿，仍极不放心，必须经过严格审查批准的手续，才发下去印发备用。
“地训所”门前显眼的地方，竖立四块写有“政治独立”“经济提携”“文化沟通”“军事同盟”的大牌子。这是日寇侵略中国，奴化中国人民的所谓“中日提携”的政纲口号。该所挂这些牌子，用以表示“地政所”是贯彻执行日寇的侵略政策，奴化人民的一间训练机构。
总教育官秉承日本特务机关长矢崎的意旨，灌输奴化教育思想以及宣传“和平、反共建国纲领”，效忠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汉奸头目，一切课程、讲话或个别讲话，均以此作为宗旨去布置贯彻执行。所长钟福之一方面利用各个场合机会，积极拉拢学员教官作为自己发展的资本；另方面向日军方摇尾乞怜，俯首帖耳企图获得日寇的信任。
该所经常有所谓“精神讲话”，题目不外是“中日亲善”“中日提携”“发展大东亚新秩序”“日支共存共荣”等一套臭调，不少尚未丧失民族意识的学员，表面上不敢说什么，但内心则有反抗情绪，有的人则以行动表示抵制。例如有些学员在上课听讲时，表现极不耐烦，或怒目而视，在厕所内的墙壁上时常发现用粉笔或铅笔写的“杀尽萝白头”“反对日本侵略”等标语（这种情况，不仅该所时常发现，其他汪伪机关如伪建设厅农村处等，也有出现这种情况）。该所当局怕这事外传出去，引起日寇的追究而惹祸上身，只得暗中叫人经常注意巡视，如有这些标语，立即加以洗刷。
钟福之原定计划，是要将这“地训所”继续开办下去的，在第一期快将结束第二期正筹备办理时，忽然接到结束停止的命令，这是有原因的，是他们派系之间的矛盾斗争的结果。这里就补述一下钟福之与陈耀祖的关系。钟是广东省惠阳人，初留学日本，后转往法国学法律。汪逆在南京袍笏登场大唱“回府还都”时，到南京活动，陈君慧以钟是自己夹袋人物之一，特介绍他到广东给陈耀祖重用。钟抵粤时，抱很大野心，但在官邸久候，却没有任何消息。因而对陈耀祖极为不满，常常在背后骂陈耀祖。伪广东省银行经理兼行长李荫南与陈君慧为同一派系，见钟候差甚久，尚无纱帽，乃向陈耀祖极力为钟说项，陈勉强让钟筹办地政所。陈耀祖是陈璧君堂亲，向走孙科路线，属“太子派”人物，曾借孙科之力，获充广东建设厅长。日军侵华时，陈耀祖想做大官，乃投奔陈璧君门下。陈君慧与陈璧君也是堂亲，汪精卫当了汉奸以后，即开始发迹（做了汪伪中委兼部长）。他原是岭南系人马，存有很大野心，想插手广东，故特把钟福之介绍到广东，企图占伪广东省府一个厅长的席位，作为他扩大和扶植在广东的势力，加强其政治活动的资本。陈耀祖洞悉其意图，故拒钟于门外，事经李荫南说项，才勉强给钟搞一短时期的“地训所”以敷衍陈君慧。在创办“地训所”时，陈耀祖示意钟要有中心计划（意思要钟拥护陈耀祖），但钟只顾培植陈君慧和自己的势力，不愿为陈耀祖出力，故陈耀祖对钟极为不满，于是叫伪财厅长汪宗准出面，责备钟滥用经费，超出预算。仅办一期就用去18万元军票，而且办理不善，着令结束。虽经李荫南多次转圜，亦无法使陈耀祖收回成命。但为着敷衍陈君慧，把钟调至伪绥署给予空头政训处长的职位。钟利用他在“地训所”刮来的钱，大搞走私生意，和大东亚酒店经理李光业（沦陷时期李占据长堤先施百货公司附设的东亚酒店改为大东亚酒店）等组织走私集团，大量走私钨、锡、大米、鸦片等物资，大发汉奸财，数年之间，扒了大量的孽钱。
（来源：《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二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