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东方面，1937年冬，设立动员委员会和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统率委员会。表面上说来是发动民众，武装民众的领导机关，但动员委员会和统率委员会都是当时的党、政、军包办，没有各党各派和爱国团体的领导人物参加，没有真正开放爱国运动，没有在工农商学各界扩大爱国团体组织和真正武装民众。相反，发动群众的工作，都要经过动员委员会，发动组织武装都要经过统率委员会。这样，实质是借以控制民众的爱国运动，压抑民众对日抗战、同仇敌忾的民气。民众抗日的动员本来是统一的，却分成两个机构，动员委员会由国民党党部主持，而抗日自卫团统率委员会则由绥靖公署控制。这种做法，反映出大敌当前，国民党的党、政、军仍是互相争权，表现出代表蒋介石中央政府的曾养甫，吴铁城与地方势力的余汉谋的勾心斗角，明争暗斗。
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统率委员会成立后，由黄任寰负责实际工作，把广东划分为若干区，吸收过去有相当地位的失势军人，如王若周、熊略、谭启秀、梁济、范德星、周汉铃等组成若干指导组，按区派出一个指导组进行发动和组织多县的抗日自卫团统率委员会。西江方面，派出两个指导组，梁济为第七指导组组长，负责高要、高州、新兴、广宁、四会等县的发动工作。谭启秀为第四指导组组长，负责云浮、罗定、郁南、德庆、封川、开建等县的发动工作。
第四指导组原设组长、组员、干事、庶务各一人，后增设一个额外秘书。1938年2月间，第四指导组，由广州赴西江进行工作，组长潭启秀没有来，只由组员吴某（曾任团长）率领、带着省统率委员会印发的一些关于发动和组织民众抗日自卫团的宣传小册子和章则，先到云浮、后到各县。每到一县，先拜访县长，然后由县长召集当地党、政、军人员和一些士绅开一两次会，除在会上进行“保家卫国”的一般宣传外，并商谈有关组织县的抗日自卫团统率委员会，和筹措经费，筹借枪械等。经过这样逐县推动，各县都先后成立了抗日自卫团统率委员会。统率委员会的成员，除了县的党、政参加直接控制之外，容纳一些当地的豪绅、地主和失势下台的官僚、军人，如云浮的陈又山、李少白、李雄美；罗定的陈小京、辛煌桥、彭松如；郁南的谭桂生、莫柏贤、刘梓材等。当时以为这样就可以号召民众。
第四指导组织普遍到各县一次之后，驻留于都城一个短时期，与各县联系，到六七月间，组长谭启秀从广州来，说指导组要结束，另外设立游击指挥部。第四指导组即迁肇庆与驻高要的第七指导组合并，改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九区游击指挥部，指挥原属两个指导组的十一个县的自卫团。谭启秀为指挥官，梁济、陈斗宿为副指挥官，原四指导组的组员、干事离去，新派黄若天任政治指导员，指挥部设在肇庆。着重推动各县积极组织武装，按各县情况，自行组织若干大队，若干中队或小队。其办法是搞民军的办法，用封官许愿委派队长，这些队长大都是为各县统率委员会介绍出来的豪绅，地主子弟和一些在乡军人。自卫团的人员、枪械、除借用各县地方公枪外，都由各队长自行拉关系吸收和筹措。自卫团的经费，则由各县统率委员会筹措，不外是捐税附加，田赋附加，开烟开赌，有些地方甚至直接到田环田割两行禾。这些都不是有钱出钱的办法，而是民众平均负担，实质是压榨人民。当时各县都发动了一些人、发放了一些枪，很快就成立几个大队。较多的是高要、新兴、云浮、罗定、郁南各县，每县都成立五六个大队，其余高州、广宁、四会、德庆、封川、开建各县，也都成立了一两个大队。
指挥部为了给各县自卫团以军事训练，即设立自卫团干部训练班，由各县选送各级队长共约三百人左右，集中在肇庆作两个月的短期训练。一面着各县各自财力的可能进行集结。当时高要、新兴、云浮、罗定、郁南都各集结有两个或三个大队，其余各县也集结了一个大队或一两个中队。由于西江南岸各县的自卫团集结较多，为了便于指挥，八九月间把指挥部迁驻新兴县城，继续办干部训练班，和到各县巡视，加紧各县自卫团的集结训练。
十月间，日敌分兵南犯，广东局势突然紧张。西江各县的自卫团，虽然初步集结一些人员，但械弹仍极缺乏。组长谭启秀乃亲赴广州，向绥靖公署请领一些军用物资。迨日敌在大鹏湾登陆，广州当局才增发给一些械弹，到10月18、19日，又领得步枪二三百枝、子弹几万发，连夜搬运，雇民船拖返西江肇庆。
10月21日，广州沦陷，指挥部接到消息，由于当时西江无军队驻防，即着令各县自卫团加紧沿江警戒，并把高要的自卫团，大部调往水峡、旱峡防守。当时又接到罗定方面的电话，说余汉谋电邀在罗定故乡养伤的蔡廷锴将军赴广州共商抗敌，业已离开罗定。谭启秀为了防止蔡将军因不了解突变情况误入敌境的危险，乃派秘书连夜拦江截询下水轮船，但遍询不得，盖蔡将军已于傍晚乘余汉谋派遣的专轮出峡了。22日，得知蔡将军受伤，住在肇庆对面南岸新兴江口的砖窑厂。据蔡将军说，他所乘的轮船到陈村时，见岸上一群一群扶老携幼，女哭儿啼的无数民众慌乱逃走，得知广州已沦陷。当时敌机猖狂，一队一队低飞盘旋，向手无寸铁的群众，残酷地用机枪扫射，蔡将军上岸避于桑基，竟被敌机枪弹穿伤腹部。才回轮驶肇庆治疗。当时民众有“余汉无谋，吴铁失城，曾养无谱”之讥。当时余汉谋的军队向北溃退，西江无一兵一卒。蔡将军乃与当地行政商谈。邀请退到广西梧州的江防机关，派队到肇庆峡下布雷，一面着谭启秀令各县自卫团加强沿江警戒和维持地方治安。
经过数天，蔡将军与余汉谋取得联系，一天晚上相约于肇庆北某地会晤。余邀蔡担任广东抗日自卫团西江游击指挥官，指挥从江门到开建西江各县的自卫团。蔡将军以对日抗战，义无反顾，接纳了这一任命，即在新兴设立指挥部。一面着谭启秀调整集结的自卫团，使之能离乡作战，一面与江门的游击指挥官范德星、周汉铃等联系，加强江门、鹤山沙坪的防守。当时蔡将军负伤，仍乘轮出峡，沿高州茶山到日敌侵占的九江对面沙坪河口一带巡视。经过两三个月的整训，各县集结的自卫团，已初步具有军队形式，可以随时调动。
1939年1月间，广州日敌蠢动，敌机在西江各地上空活动频繁，蔡将军乃偕谭启秀到江门、沙坪一带地区巡视。沿途都受敌机追袭，后由江门赴阳江，途中被敌机袭击，所乘汽车也被击焚毁，才折返新兴。当时正怀疑江门自卫团内部暗藏有汉奸。
1939年2月间，广东的统治易人，张发奎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李汉魂任广东省主席。余汉谋失去广东的统治权，广东各地的自卫团游击指挥，也跟着取消。当时西江地区已陆续调来一些军队，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西江游击指挥部与第十九区游击指挥部同时结束。蔡廷锴将军和谭启秀回到罗定故乡。不久又联袂入广西桂林、到曲江、赴重庆。西江的抗日自卫团，到此告一段落。
（来源：《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三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