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沦陷前，东江和四邑籍华侨出入祖国，有搭广九路火车，有乘省港澳火船的，而韩江潮梅十五属华侨，一向在汕头出入。广州沦陷后，四邑华侨绕道南路湛江，或由澳门到中山县前山，搭岐关公路车转入内地。东莞、宝安两县华侨，则搭广九火车在深圳站附近落车返乡。1939年6月15日汕头沦陷后，东韩江潮梅十五属以及惠阳海陆丰各县华侨，全数改在香港大埔火车站，搭电船航行两小时，到宝安县属之“沙鱼涌”，经淡水圩、惠阳城沿东江返乡。（海陆丰华侨只到淡水沿平山、三多祝返乡）当时东江境内，有两支护侨队。一是“九龙大队”。在深圳、沙湾、龙岗一带护侨。该队领导人是现在广州市的曾市长。最初仅有武装同志十八名。由于他们是无产阶级队伍，诚心诚意为华侨服务，博得广大群众同情，很快发展成为一支强有力的革命队伍——两广纵队。另外一支护侨队，是在九龙大队深圳护侨开始之后，于1939年9月由广东省政府组织的，笔者是当年向广东省政府建议设立东江护侨队，而且被委任为东江护侨事务所的负责人。回忆当年华侨出入国的困难情况和建议组织东江护侨队的曲折经过，与今天人民政府对华侨真诚爱护的态度，和一切侨务措施相对比，真不可同日而语。兹就记忆所及，将沙鱼涌护侨经过写述，以资参考。
一、建议东江护侨的曲折经过
自1939年6月15日（端阳节）汕头沦陷后，原由汕头出入的华侨，有的停留香港，归家无路；有的回来欢度端阳节后，无法出国，只得搭公路汽车，由梅县经兴宁，到老隆，沿东江河道经河源、惠阳、淡水至沙鱼涌搭电船到香港。总共要走水程四百八十里，陆路三百五十华里。雨季东江水涨，顺水行舟，三四日时间可抵香港。由香港返梅县，在惠阳搭船上老隆，逆水行船，时间较长，约需五六天。冬季，江水干涸，电船停航，只靠木船交通，需时十天以上。侨胞为着生活，跋涉长途，亦无怨言，惟最感受痛苦者，是由沙鱼涌经淡水到惠阳城一段，沿途惨受贪官污吏、恶霸、地痞流氓、船轿挑浮、旅馆层层诈骗，无法捱受。
此时我于汕头沦陷后，携眷在福建省武平县宕前城避难。住了几个月，深感抗战结束无期，急求解决生活出路，在苦闷中跑去梅县访友，遇见几位过去在汕头认识的华侨水客。他们知我是惠阳人，熟悉当地情况，要求我设法回去家乡组织护侨队。而我失业多时，正感宦途得失，俯仰由人，若不及早改途，终非善策。因思汕头撤退的一大批武装警察，是自己多年旧部，编入广东省警察总队后，驻在韶关，作用不大。如果当局采纳我的建议，挑选部分武装警察回乡护侨，博得华侨好感，将来前往南洋谋生，职业自易解决，因而赶赴韶关向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提出建议。斯时，李正准备行装前往重庆述职，行色匆匆，明晚就要起程。对我建议，认为“有必要”，但不愿多支经费。声明每月只准开支数百元，着我即刻草拟组织规程。我拟定由沙鱼涌至梅县中间在淡水县、惠阳城、河源、老隆、兴宁等处设华侨招待站。在河源设东江护侨事务所，居中策划护侨工作。每个招待站设站长一人，工资连办公费每日60元。李亲笔改减为40元，并说东江客家佬刻苦耐劳，工资少些不要紧。遂委我为东江护侨事务所主任，兼任省警总队副总队长，在总队部支薪。调派武装省警一中队，归我指挥调遣，并在草章面上加注“最速件”三字，嘱即递呈省府法制室审核，办好公事，马上出发。我遵照指示，即将规章呈递法制室，以为最速件数天便可核下，不料候了十多天，仍未见发下。走去法制室打听消息，该室法制专员张仲绛对我说：“你的公事，我已签具意见。”他认为华侨一向热爱祖国，但在归途中，一踏进国门沙鱼涌就受到层层欺压，反感甚大。其中困难，非华侨身经其境者，所不能道其详。他赞成我的建议，迅组护侨机构，妥为保护。这份建议已以最速件呈上去了。当时法制室主任是兼任广东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长的邓邦谟，别号坚白。我听张这样说，急去见这位主任。邓一见面，即劈头说：“你建议沙鱼涌护侨？没有需要吧。”继又质问我，华侨要保护，普通百姓要不要保护。我根据事实回答说：“华侨，一般人认为有钱，是土匪抢劫的对象。归国途中，人地生疏容易发生意外。这种特殊情形，专设机构，专人负责保护，是很需要的。”邓竟斥我说，自有地方政府保护，哪需另设专职。我冒起火来答他说：“粤汉铁路横贯数省，处处都有地方政府保护，为什么要多设护路司令来特别保护呢？”争论无结果。再过十多天，我再去催时，在省府秘书处碰见秘书李世安、关玉廷。他们暗暗对我说：“你不要去见邓坚白了”。昨天邓在秘书处表示：“护什么侨，老练想借护侨之名，去沙鱼涌捞他一把是真。”当时审计处毛松年和一些核稿秘书，因奉承邓坚白的意思，将我呈递的公事搁置起来。由此护侨建议，便如大石沉海了。
原来李汉魂到重庆述职，觐见蒋介石时，蒋谈及日本有进占南洋群岛的意图，问广东对南洋归侨有无作好准备。李以为临行前已委了我办护侨工作，便以为我早已得到法制室核下公事，前往沙鱼涌展开工作了。因而对蒋说：“早已派人接应归侨了。”三个月后，李从重庆回来。民政厅是何彤等一大批人前往车站迎候。李一落车，就问何彤护侨事件办成怎样？练秉彝去了沙鱼涌了吗？何不知底蕴，只得答说：“无所闻。”那时我因得不到护侨公事，急亦无用，只得先到省警总队部供职，以待李回来解决。李回到公馆，即电总队部责我为什么不出发东江护侨。我答还未接到省府命令。李再责我为什么不去催发公事。我答邓邦谟不赞成护侨。李怒将电话掷下，嘱我明晨去见何彤。翌晨何问我迟不出发原因。我答邓邦谟以小人之心估我想去沙鱼涌捞一把，故将公事搁置不批，因此不能启程。何接着说：“邓坚白确是小人之尤，不要理会他。你要武装多少，可在省警总队挑选。要钱多少，暂由民厅垫支。一切由民厅替你备办完毕，你去向主席请示后，即启程。”我得何支持，决定两天内出发。行前去见李汉魂。李已从何彤处获知我迟不出发原因，见面大发脾气。打电话到秘书处说：“抗战期间，最速件，竟拖延三个月，真令人灰心啊！”继又吩咐追查承办人，那些人耽搁多少天。事后闻得邓邦谟、毛松年，及一些承办人，凡耽搁在一星期以上者，都记了一次过。
经过这些曲折之后，我自知开罪省府这班大员，是没有好过的。果然毛松年首先报复。核发随我去沙鱼涌护侨的省警在途茶水费，原请发每名每天发给2角，只核准半角。与他们过去从汕头退到韶关时，由张发奎胞弟张嘉宾领队，每名每天核发1元。相形之下，心中虽然不服，但又不能不去，只得硬着头皮起程。
二、沙鱼涌沿东江一带匪情和华侨途次困难的情况
1939年9月初，我在韶关广东省警察总队挑选省警120名、步枪百枝、捷克轻机枪5挺，各配手榴弹两枚。全部官兵是广西苍梧籍，抗战开始由汕头市政府特务大队长李沛清（李济深介弟）回籍招募的。护侨队长练秀林，分队长谢青山、陈远成是李济深主粤时的卫士，骁勇善战。
抵达凌水，沿途看到东江匪情严重，交通困难，护送不易。一有意外发生，不特华侨遭殃，而且省府内一班反对护侨分子，必会落井下石，鸣鼓而攻。为鼓励护侨官兵计，乃向全体官兵说明东江土匪与广西土匪不同。这里土匪当你缴枪投降时，他们不止要你们的枪，还要你们的命，埋没尸体来消灭痕迹，干到一干二净的。不幸遇到劫匪，我们一定要和他们拼命。我们敢同他拼命，他们亦有所顾忌的。况华侨水客们，曾向我表示过，如果护侨队官兵，护侨遇劫丧命者，华侨愿捐恤金港币1万元；伤者按伤势轻重犒赏3000元起码。重赏之下，大家闻言，兴奋起来，齐声表示：“子弹打尽，还有手榴弹和他拼命。如果华侨被劫，我们回来甘受死罪。”士气虽然高，但我想到东江河道匪情如此严重，水道全程如此长远，冬天水涸只靠小艇帆船交通，由惠阳上老隆非十天以上不可。
从河源上老隆一段的土匪，1930年经桂军师长黄旭初招抚出来，编成一大队。黄师移防时，将全大队官兵杀光。近十年来这一段治安尚好，无需顾虑，但惠阳到观音阁一段水程百二十里，尤其是横沥至观音阁一段，中间经过“豆角岭”“青塘布”“瘦狗陇”等处土匪，政府从来抚而不剿。清末至民国初年，豆角岭匪首吴金红（吴镜如）招抚出来做民军统领之后，以迄解放前。著匪黄娣仔、利水连等均被杨坤如、梁桂平先后招抚出来做官。利水连做匪时，杀人无数；做了连长，势焰更凶。1921年当杨坤如部连长，在广州城隍庙前（中山四路）乘人力车往广九总站不给钱，打破车伕头。岗警上前排解，连续杀警察四名，伤一名，其凶悍可知。这一段的村民认为要做官，必先做匪。官匪都一样可以骑在人民头上，因此横沥至观音阁沿江两岸，兵匪难分。惠阳为东江国民党游击队指挥所主任香翰屏住地，军警林立，治安较好。但乡部两个游击支队梁桂平（梁柱）、罗坤部都是由土匪流氓地痞编成，分驻惠阳、淡水两处，是华侨出入必经之地。他们操纵交通工具船、车、轿、伕、旅店，任意骗诈华侨。罗坤支队在淡水圩内利用祠堂、破庙、空屋，开设旅店二三十间。小小房子一宿索价五元以上。由淡水至沙鱼涌，仅50华里，平日轿价不过三四元涨到七八十元。每担行李，平日不过1元几角涨至二三十元。甚至归侨由香港搭船到达沙鱼涌时，地痞流氓串同军队，假传空袭警报，使归侨进退两难，从中抬高轿价格，或在中途假传警报，乘机将华侨行李担走。更有骇人听闻者，发生过一宗轿心抢轿伕的劫上劫案。当时淡水轿伕多是河源、龙川两县人。他们勒索所得，腰缠港币一二千元者甚为普遍，为军队探悉，假装归侨重价雇轿四乘返乡。行至山顶无人处，乘客四人拔枪指嚇把八名轿伕绑起，将其腰包取去。事后轿伕到某连部报案，被斥“胡说”，你们哪有几千元港币被人劫呢。轿伕从华侨中劫来，又被劫去，时人称为“劫上劫”。归侨由淡水到惠阳城住宿情况与淡水相似。冬季官船停航，在惠阳雇小木船或中型帆船上老隆，可容六七人的小艇，平日最高价二三十元，抬至七八百元；可容二三十人的中型帆船，平日最多六七十元，抬至一二千元不等。惠阳接近石龙敌占领区，时有空袭警报，归侨不敢久留，归家心急，只得任人敲诈。
三、归侨遇劫无恙，护侨队被诬通匪
我率护桥队到淡水、惠阳布置华侨招待站完毕，回到河源东江护侨事务所。派队长练秀林驻淡水，分队长陈远成驻沙鱼涌、谢青山驻惠阳县城。我驻河源居中策应。时已十月，江水渐涸，电船航行困难。一批潮属归侨三百多人，在惠阳雇中小帆船十五艘，驶至青塘布地方附近，遇劫匪数十人，来势甚凶。当时护侨队兵六名，班长一名，将船靠拢，奋不顾身，拼命抵抗击退土匪。归侨庆幸。抵达河源，归侨到事务所道谢。除犒赏队兵各二十元外，还要我偕队兵和他们一起摄影留念并电广东省政府致谢。计东江护侨事务所成立从1939年9月至1940年10月底，出入国华侨总共七万余人。现在人民政府侨务会供职的菲律宾华侨伍退之先生，以及司徒美堂老先生和到印度尼西亚捐题学款的中山大学教授古直（古公愚）等，都是由沙鱼涌沿东江返国的。归侨以印度尼西亚为最多。其中70%是梅县人，大埔县次之。印尼巴城、万隆各埠，梅蕉两属华侨领袖丘元荣、吴慎机，新加坡华侨会长黄得广，旅港嘉应同乡会长黄翊球，对护侨甚为关怀，经常来信联系。各埠华侨闻得归侨中途遇劫无恙，先后电广东省政府致谢者，有七十多通。
东江护侨事务所亦曾将归侨遇劫情况上报省府，均被前因搁置开办护侨公事受到惩处的人放入抽屉，不呈上级批阅。李汉魂听信谗言，认为我出发东江护侨毫无表现，涵责我“离韶数月，所干何事，无片纸只字报告，难予优容”。我接信诧异，再将护侨情况详复。原来广东省府秘书处内挂有一面粤侨通讯处招牌。该处主任张天爵，兼任志锐中学校长；副主任两人，一是四邑华侨梁沧帆，一是梅县华侨张国基。东江护侨事务所成立后，划归粤侨通讯处管辖。张兼主任，从来不看公事。有一天，秘书处开周末工作汇报会，张匆匆赶到。轮至汇报时，张说：“没有什么事可以报告。”于是反对护侨最力受过处分的法制室主任邓邦谟，认为报复机会到了，立即站起来说：“东江护侨所成立之初，主席期望很高，缓办一些，就受到处分。现在练秉彝去了东江几个月，毫无表现，可见用人之难。更闻得护侨队有通匪嫌疑。凡是不请他们保护的归侨，多遭匪劫。”参加汇报的机要室主任朱江闻言，即在公文袋取出我复李汉魂的信宣读。接着粤侨通讯处副主任梁沧帆始敢站起来说：“收到各埠华侨谢电七十多通，已经呈递秘书处了。”这时秘书长胡铭藻说：“何以我没有看过这类公事？”再翻出看看，原来已由代阅公事人盖了秘书长的章，写了一个阅字。会后朱江将汇报情况函我，嘱今后要多把归侨情况上报。我接信愤极，暗度环境如此，再干下去，暗箭难防，乃电请辞职，答复不准，只许给假赴韶述职。我到韶关见李汉魂，除将东江情况面报外，坚请辞职。因民政厅长何彤，及一班梅县侨属劝慰，打消辞意，回到河源重新计划护侨办法。
四、东江华侨合作社组织经过
我四月初回到河源时，江水渐涨，华侨陆续出国。但途中困难，依然未能解除。想及省府内有了这些不满意护侨的人从中作梗，今后掣肘必多。要搞好工作，必须依靠华侨力量。乃于端阳节前，赶到梅县。通过梅县县长梁国材，召开归侨大会。当时参加开会的归侨千余人，其中有南洋各埠水客数百人。他们一年四个大节（春节、冬至、中秋节、端阳节）分批从南洋群岛泗水、巴城、万隆各埠，替华侨带回银物给侨眷欢度节日。据不完全统计，1940年春节由梅县水客带回财物1400余万元之多。（潮属水客尚未列入）他们自从汕头沦陷后，1939年7月起出入国都由沙鱼涌一线，中途所受痛苦最深，对东江护侨困难情况知之最详。在会上建议组织东江华侨合作社，协助护侨队解决华侨出入途次困难。一致通过合作社股本港币10000元，每股五元。先在淡水圩成立淡水华侨合作社，其余各地继续筹划，并公推曾在汕头中央酒店当过司理的梅县人赖建南为淡水合作社司理。即日收到股金五千多元。在龙川县境雇定华侨输运队50名，每名每月工资60元。各穿红色背心，写明华侨输运队。由淡水合作社制发刊有号码的小铜牌，每天到沙鱼涌接运归侨及行李，返回合作社住宿。社内设置碌架床500张，被褥睡具齐备。自从合作社成立后，沙鱼涌到淡水一段，华侨出入，集体行动，容易护送。途次困难，逐步解决。过去乘机骗诈华侨的旅店、伕轿随着降价。但惠阳城合作社一时未能成立，由惠阳上老隆一段的船只、交通工具和旅店依然照旧抬高价格，任意苛索。惠阳护侨招待站屡求当地政府取缔苛索，但无法解决，最后商准第四区行政专员池中宽在河源中间控制交通工具，规定载运华侨船只价格交由河源护侨事务所执行。惠阳地区原是第四行政专署所在地，因香翰屏游击指挥所设在惠阳，四区专署迁往河源城后，惠阳地方无形中变成了香翰屏势力范围。池中宽是梅县人，对梅县属华侨原甚关怀，惜其政令管不到惠阳只限于专署所在河源附近。如惠阳船只载运归侨超过规定价格，准在河源取缔追回超额部分交还华侨。另由护侨事务所另雇船只，转载归侨返乡。这个办法实施后，计从八月至十月底止三个月时间，在河源取缔惠阳船只苛索归侨之款，共五万余元（港币）。而受取缔的船伕直接或间接是与惠阳军政人员有关系者，彼辈对护侨队恨之入骨，向香翰屏指挥所控告。九月间池中宽及护侨事务所同时接到香翰屏电称，据报护侨队在淡水一带有勒索华侨行为。殊堪痛恨。嘱即查明究办等语。
是晓适有归侨三批，约四百多人到达河源。恰逢广东省府科长陈道谦从韶关来专署查案，我即召开归侨座谈会，请专署秘书曾振生偕省府科长陈道谦参加。归侨到会数十人。首先由各归侨叙述归途情况。其中一批大埔县籍的泗水归侨说，在惠阳河边被穿着军服挂“岳字”臂章的军人骗了港币50元雇船费。另一位归侨说，在惠阳旅店，被挂“德字”臂章的军人，骗了代雇船只费港币80元。当时以为他是旅店中人，后因旅店司理说不认识此人，无从追查。另外一批是梅县松口帮的印尼归侨。其中一位中山大学教授古直说：“我们一到沙鱼涌，即由挂有‘省警总队’臂章的护侨队护送引到淡水华侨合作社住宿。翌日到惠阳，由护侨招待站协助水客雇船，一路平安无恙。”原来臂章挂“岳字”“德字”者都是香翰屏部属的符号。专员公署秘书曾振生与古教授是同乡。曾暗将护侨事务所召开座谈会的内因告知教授。古激于正义，即席写了一张字条云：“直此次奉命到南洋捐题学款，于某日同华侨一行七十五人，在万隆埠起程回国。到港勾留几天，搭船到沙鱼涌，沿途得护侨队护送，彻夜守卫，彬彬有礼，事毕言旋。赠送茶资，谦逊不敢受。诚公忠职守之表现。”写完交给我说：“如果有人冤屈护侨队勒索华侨，我们和华侨誓为后盾。我的笔迹余汉谋、李汉魂两位都认得清楚。必要时请将这张字条呈到上级去作证。”
会后我想，处在省府大员和地方军阀内外夹攻的恶劣环境下，哪有真正是非呢，乃决心摆脱护侨工作，坚决辞职。于十月初奉准调职，派粤侨通讯处副主任张国基前来接任。我偕张到淡水点收华侨合作所后，会同刊发征信录，分寄华侨，以清手续。自以为在东江护侨年余，交代清楚，可告无罪，不意这时香翰屏升任粤闽赣边区总司令回到韶关，在余汉谋、李汉魂面前告我一状，硬说我在东江护侨刮了一大把。李叫我到其公馆询问究竟。我即将古教授题字，和在河源召开归侨座谈会纪录呈阅始得免究，亦云万幸。不久南洋战事爆发，东江护侨事务所亦告结束。
（来源：《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三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