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日军攻陷广州时，带来了一个台湾籍特工人员陈思齐，命他出面组织贩卖鸦片的机构。陈于抗战前毕业于广州广雅中学，他随日军来广州时，带了一本《广雅中学应届毕业同学录》，企图按址勾结旧同学，发展组织，但广雅同学大多离开沦陷区，奔向内地。陈寻访住在二围（今人民北路）的老师卢乃潼（别字梓川），而卢已去世，只见到卢老师之子卢某。陈道出来意，卢某自认对鸦片经营不善，无能为力，只介绍朋友王惠波与陈联系，随后建立了全省专卖机构“福民堂”。
福民堂的资金由王惠德及其妻舅区鉴波用小股埋大股的方法筹集，将“福民堂”设于十三行路国华银行旧址。以陈思齐为总经理，王惠波任经理，任王的襟弟招福广为通译，下设禁烟局和7个分销商：禁烟局专管取缔无牌售烟与偷运私烟，局长为雷遇春；分销商则管广东沦陷区各县，广州市东南西北中区及市郊的鸦片烟膏加工销售，以上各地的售烟吸烟店馆要到7个分销商那里申请领牌和配购“公烟”，7个分销商分别由孔维新、廖明、区鉴波、车炳、刘洪、杨俊、刘森图（王惠波的襟弟）、林华（王惠波之妻舅）等人承办。
“公烟”的牌名名叫“孖金钱”“金鹿”。
鸦片是由日军用船从大连运来、名叫“大连土”、又名“热河土”，枕庄每件100两（每件形如枕头，故名枕庄）。福民堂获得推销鸦片专利后，销路日广，不但沦陷区、半沦陷区烟民吸毒，还通过走私向蒋管区大量运毒贩毒，因而“大连土”供不应求，价格日趋上升。广州市郊、番禺、东莞等县的地方恶霸见种植鸦片（罂粟）比种植稻谷蔬菜利厚，纷纷改种罂粟。嘉禾市、龙归市、人和市、南村、北村、竹料、钟落潭一带所种的罂粟制成烟土名叫“禺北土”；沙河、西坑、天平架、同安、同和、榕树头、长湴、龙眼洞一带所种的罂粟制成烟土，名“禺东土”；石牌、员村、程界、车陂、棠下、朱村、黄村一带所种的罂粟制成烟土名叫“黄埔土”；东莞县所种的罂粟制成土名叫“东莞花叶”。
这班丧尽天良的汉奸，由于贩卖鸦片很快就暴富起来，他们大发横财的手法有几种：一是铲烟苗，每年在清明节将近收割罂粟烟浆之前，禁烟局便派出大批人员分到罂粟种地，以查禁私种罂粟，铲除烟苗为名，实则要与种植罂粟的地霸富家分肥，每亩要抽收烟土数十两不等。二是囤积居奇，日船运到烟土时，福民堂与各分销商将之入仓囤积，逐少放出，又使人散布谣言，说日军军运繁忙，无船派去大连运烟，借此抬高烟价，攫取暴利。三是掺假掺杂，七个分销商将大连土混入五成至六成红枣胶或本地“烟屎”（烟渣），甚至再混入二成青砖灰，用铜锅敖成孖金钱、金鹿牌烟膏，然后配售给烟馆，单掺杂一项就获利70%—80%。
这班民族败类孽钱越积越多，如陈思齐替日冠推行毒化政策暴富后，又获得日本“皇军”的特准成立一个名叫“福大公司”的垄断性机构，专管典当业，凡市民急需钱用而典当物品，均要到福大公司所属当铺典当，但有当无赎，获得孽钱无数，陈为掩盖其罪行，乃出资买得广州城西“方便医院”董事长头衔，妄图冒充“善长仁翁”。至1945年日本投降前不久，来往广州香港的轮船“白银丸”在途中触雷沉没，陈全家适乘该船，均葬身鱼腹。
福民公司经理王惠波积得孽钱最多，在十三行营阳街开设洪记金铺，雇李仲豪为经理；在光复中路开设中华油厂，雇其妻舅林华为经理；又向黄祥华的后人买了浆栏路黄祥华如意油药行；又趁战乱以贱价买了市区楼宇百余间。为了追求物质享受，他在和平西路与十八甫交界处买了一大段地皮，建造两层西式楼船型别墅，美轮美奂，周围都是花园，还有地下室，其建筑费高达日本军票三十余万元。
王惠波投入福民堂的股金原是禺北第六、七区伪区长叶福之妹的私房钱，王暴发后对叶妹不忘情，纳叶妹为外室，分给大量金钱与不动产，此事为王妻林芳侦知，遂起冲突。双方各出钱收买豢养打手，势不两立，王对妻妾之间的纠纷束手无策，忧郁不已，又遇美机空袭广州，惊悸过度，结果患上癫狂症而死。
（来源：《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三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