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继植:抗战初期广州市的教育应变措施

发布时间:2021-07-15 10:02   本文被浏览过: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日敌接着于8月间即派飞机轰炸广州市。当时的防空设备很差,市民又无防空经验,一听到敌机空袭警报,惊慌失措,狼狈万状。自此之后,不论白天黑夜,敌机频频来袭,搞得百姓几无宁日。于是,有逃居港、澳者,有避住乡村者,无处可去的提心吊胆,每天清早就带着吃食到自认为“安全”的地方如“石室”、“爱群大厦”(今人民大厦)和“新华”、“新亚”酒店,或沙面一带去避匿。但时间长了,敌机间歇的时间有时久些,有时有警报而不见敌机入市区,或虽入市区而不投弹,人们就对避警报渐渐感觉厌倦了,产生了麻痹思想,听到警报不那么害怕了。一早起来“走警报”的渐渐少了,从港、澳或回乡、回市的也多了。但是,人心还是浮动的,社会秩序混乱,机关在半休状态,商店多数关门歇业,政府税收短绌政费无着,便采取公教人员“停薪留职”办法,各人自行其是,愿留者留,愿去者去,借以减轻负担。负责广州市小学(包括几间市立中等学校)教育的社会局也相应采取措施,以适应当时的新情况。当时的市长是曾养甫,社会局局长是刘石心。采取的办法,大致如下:

一、调整领导机构

      抗战前广州市教育的领导机关是“广州市社会局”的第四课、第五课和督导室。第四课主管学校教育,包括全市小学、私塾和市立的两间中学,两间职业学校和一间美术学校。第五课主管社会教育,除直辖一间民众教育馆和一间博物馆外,还负责审查全市电影院、戏院的演出和剧本,以及推广和协助各单位附设民众学校(或夜校),为它们提供课本,补助经费等。督导室是协助第四、五课了解情况,解决问题的辅助机构,工作多属外勤。广州市遭敌机轰炸后,财政收入拮据,实行人员缩编调整机构,改变原来正常业务为非常时期的工作,以适应抗战形势发展的要求。如视察专员姚士金、黎少达、张世煊、李粹芳、黄锦均、梁于民等原属临时编制人员,抗战一开始就分别安置到学校任教或其他单位工作,只留下林爱民一人;督学钟自新、何学坚、郭锦洪等先后自请离职;暂时留下的有第四课课长冯节,主任督学谭祖荫、督学黄继植、黄家强、黄锡铨、朱祖绳等,第五课课长区声白和股长陈思虞等。人员紧缩了,机构也相应改变,统称为“社会局非常时期服务团”,把留下不多的行政人员和中小学教师,统编在“服务团”之下做抗日宣传工作。

      “非常时期服务团”分设“非常时期民众教育委员会”、“街坊教育股”和“学生军训队”等。另有“防护团”,不隶属“服务团”的机构,“服务团”只派人员参加工作罢了。现在把各个单位的组织和工作情况,分述于下。

二、非常时期民众教育委员会

      这是“非常时期服务团”的主体机构,其目的主要是宣传抗日,动员民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树立抗战到底和最后胜利必属于我的信心和决心。当时群众的抗日情绪非常高涨,可以不怕敌机轰炸的威胁,留下来参加工作的公教人员还有数百人,而且做出了一些成绩。委员会设秘书一人综理其事。秘书一职,由当时的民众教育馆馆长王少蕃(解放后任“毛泽东同志农民运动讲习所”负责人)担任。会址设在番禺八桂中学(今农讲所旧址)。内分美术、歌咏、戏剧、出版四股。各股情况,简述如下:

      1、美术股。以美术作武器,宣传抗日战争的神圣任务,激发群众的爱国热情和抗战必胜的信念。股长胡根天(现任市文史馆馆长),股员有吴琬、雷素琼、梁远湛、李绍桢、冯国勋、钱炽昌、林慕汉、黎景桐、莫如权等20多人,皆当时市立中、小学校美术教师。他们热情高涨,每天绘画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宣传抗日的漫画,或张贴马路要冲地带,或作为出版股出版的壁报和“社会与教育”周刊的插画。在七八个月内计共绘制有2000余幅。胡根天至今尚保存10余幅当时绘画的漫画照片和部分成员的合影照片,这真是难得的资料。现在征得胡根天同志的同意,复制漫画9幅,附在文后,以证明当时群众对日寇同仇敌忾之心情与抗战情绪之激昂。

      2、歌咏股。由陈世洪、罗荣钜、黄友棣、何安东、俞安斌等人领导。股员有陈惠怡、戴镇国等数十名“市小”音乐教师和音乐爱好者。唱的是当时流行的抗战歌曲如:《全国总动员》、《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黄河大合唱》、《我们在太行山上》……等等。他们经常分成小队到街头或公共场所宣传演唱,或配合戏剧股的街头演出队。有时也作较大规模的演出,曾举行过一次过百人的大合唱,颇得好评。

      3、戏剧股。以演出话剧为主,也经常到街头演出短剧。导演是赵如琳、钟启南,股员是中小学教员中爱好戏剧的如:黄蕙芬、谭国恥等。每天积极排练,曾在省民众教育馆礼堂或其他公共场所演出。演出的剧目有《夜光杯》、《杜丝加》、《冲出重围》、《油漆未干》……等;街头短剧有《放下你的鞭子》……。钟启南曾保存有多张演出照片,在十年浩劫中尽被扫荡,实在可惜。

      4、出版股。该股出版的有壁报和周刊两种。壁报是不定期的,由黄锡铨、汤宝锴、陈庆鎏等人负责撰稿、编辑。由美术股配合插画,股员十余人负责抄写,张贴各马路要冲地带。周刊命名为《社会与教育》,是由原社会局出版的《社会与教育》月刊改版而成。因为形势发展的需要,月刊的时间过长,所以改为周刊,每期出半张报纸,分四版,内容除转载国民党中央社报导的前方战况的电讯外,主要是抗战形势的综合述评,借以帮助人们了解抗战形势发展的前途,鼓起人们积极抗战的勇气,增强人们的信心。每期有插画,由美术股供稿。编辑负责人黄继植,股员有姚自立、姚传斌、叶其颖等协助撰稿、校对、发行等工作。

三、“街坊教育股”

      为逃避敌机轰炸随家长疏散,迁居港、澳或农村的儿童固然很多,但不愿或不能离市的仍然不少。他们的家长既担心他们的学业荒废,又担心他们的安全,不敢让他们远离家庭去上学。当时留校的教师也惦念他们的学业,但又顾虑他们离家过远,人数过于集中,万一敌机来犯,学生的安全难以负责。针对这种情况,便仿照上海“里衖学校”的办法,采取分散教学的形式,当时他们称之为“街坊学校”。它的主要特点,就是招收学校邻近的学生,一遇警报,随时可以返家由父母照管,家长可以放心,教师可以减轻责任。至于教学,视学生人数如何,采取单式或复式教学。如果学生离校过远,附近又有适当的地方可借,就在该地设班教学。教材不是用原来的正规课本,而是由社会局临时成立的“街坊教育股”统一编印发给学生。行政管理,在“街坊教育股”领导下,按警察区划分为:西山、西禅、靖海、陈塘、永汉、大东、东山……等若干学区,每学区指定原校长一个担任领导。但这仅属形式,实际上在乱哄哄的情况下,仍由各校自行负责。“街坊教育股”负责人是原第四课课长冯节,以原督学黄家强为副。

四、学生军训队

      当时广州市政府利用民众的抗日热情,提出“与广州市共存亡”的口号,号召全市中等学校的学生参加军训队,实行军事训练,为“保卫”广州作准备。参加的学生男女共约100多人。地点在黄沙市立二中(今市一中),集中寄宿,生活完全军事化。军事训练和生活管理由税警总团派人负责,社会局则派朱祖绳、雷惠民、林爱民、黄家强等担任政治教员,协助管理。后来因为市立二中校舍被敌机轰炸,便取消“军训队”,并入市政府办的社会青年军事训练队(简称“社训队”)。但据了解,“军训队”的学生愿意参加“社训队”的为数极少。

五、防护团

      这个组织不属社会局领导,是属市防空司令部领导,社会局只是派出一二十名年轻力壮的教师和中学学生参加。他(她)们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担任防卫工作,归防护团直接指挥,地点在小北“省女师”。他们经过救护、包扎、担架、人工呼吸等训练。遇敌机空袭警报发生后,立即携带担架、十字箱等到指定地点,负责指导市民疏散、掩蔽、协助维持交通秩序。如果敌机投弹轰炸(有时只是侦察、骚扰性质的),警报解除后,立即到受灾地点进行抢救。如有一次敌机狂炸黄沙如意坊一带,市民死伤颇多,房屋被炸毁的亦多,他们曾赴灾区协助防护人员进行救护。有的教师如李锡匡、彭年、罗泽斌等是参加团部做纪录、统计等行政工作的。另一部分教师(多数为妇女)则担任制作口罩,防毒面具等,是供军警部门用的。地点在大南路平民宫。

       (来源:《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七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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