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于日本帝国主义手中。大约经过两个月的时间，广州邮政总局便在西堤大同酒家的现址（即现在包括广州戏院）恢复办公。广州附近外围沦陷地区可以通邮。这是在日本宪兵司令部控制下的汉奸机构的邮局，每日有便衣日本宪兵10余人带同汉奸通讯人员前来检查。特别是沦陷地区和非沦陷地区之间的往来信件，悉被开拆。有些信件内容稍为含糊或措词欠通顺，即指为游击队的密语函件，按照地址拘捕追究当事人。
当事者被逮捕后遭到敌人的拷打刑讯，甚至有被杀害的。
这个广州邮政管理局虽然是由敌人扶植起来的汉奸机构，但是，它和原来的邮政总局，还有着微妙的关系。我国邮政事业，从清末时期开始，即已操纵在外国侵略者手中。在“邮政独立”的口号下，并不因统治政权的更换，而改变他的从属关系。广东虽然有一部分地区沦陷了，但还有不少地区坚持抗日。因此，在这个时期，广东省的邮政机构，分裂成为三处：一处是随同广东省政府搬迁至曲江的广东邮政管理局曲江办事处，专管广东省内非沦陷区的邮政事业。后来又在茂名城设立一所广东邮政管理局茂名办事处，就近指挥管理广东西江四邑及南路一带未沦陷地区的邮务。另一处就是上述的“广州邮政局”，它的正式名称本为“广东省邮政管理局”，但因它所管理的业务范围，只以广州附近一带的沦陷区为限，故一般改叫“广州邮政管理局”，以资识别。这三处邮局由于沦陷区与非沦陷区的区分，没有什么辖属的关系。可是，从沦陷区与非沦陷区之间的互相通邮，交换邮包等情况来讲，是继续发生业务上的关系的。并非沦陷区内的汉奸邮局，就拒绝接受投向非沦陷区的邮件，同样，非沦陷区内的邮局亦然。
既然中华邮政有着这样的“独立”或者说是“统一”的特殊性质，外国控制者的最高当局，就不能不因为日本宪兵检查信件而考虑到这样的问题：如果由于日本宪兵检查信件造成许多恐怖的刑讯和杀人事件，使人人谈虎色变，再不敢向非沦陷区内通汇、通邮，则使邮政收入大为减少。同时，在日寇尚未侵入我国之前，国际邮局寄来中国的邮件，属华北各地的邮件一律装入一个总包之内，寄到北京分发，属华中、华南方面的，亦寄到上海、广州。中国地方大、地名多，外国邮局实无从细分属于何省何县所治，仅以接近某大城市即由该处转去。及至华北、华中、华南各地相继沦陷，外国邮局更无从分开何处沦陷或何处非沦陷，而且又由于作战关系，沦陷地区往往又被收复，甚至形成“拉锯”状态。所以邮政当局根据上述种种情况，便尽量避免敌人检查，首先在香港设置了一个“中国邮局分信处”（Chinese Post Office Sonting Department），通知香港邮政总局将所有由外国寄回的邮件总包，由分信处开拆，分好省区和沦陷区、非沦陷区。又在大鹏湾附近的沙鱼涌（叠福乡）设立一所广东省邮局沙鱼涌分信处，凡属沦陷区的信件，则由香港分信处投到广州，非沦陷区的信件则投到沙鱼涌分信处，另外分成华北、华南、华中各方面的邮件总包，投向各地。总的来讲，就是外国寄到中国的邮件，先在香港分信处分好沦陷区与非沦陷区两路线，然后再由沙鱼涌分信处再分为华北、华中、华南三条非沦陷区路线。
广州沦陷后不久，我即在大同酒家的那个所谓广东邮政管理局恢复工作，约有半年，便接广东邮政管理局曲江办事处来电，要我转回“后方”供职。那所谓“后方”即是未有沦陷的地区（或游击区），完全是要秉承曲江办事处的命令，是由重庆全国的邮政总局指挥管理的。我受命之后，便通过沦陷区的封锁线到达沙鱼涌，见到该分信处已经组织成立，工作情况悉如上述。但运输方面实在大成问题，后来我便往惠州、河源一带，筹划邮包抢运工作。
沙鱼涌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属广东省宝安县。日本侵略军从大鹏湾登陆后，占领了沙鱼涌，直捣广州。广州沦陷后，他们便将沙鱼涌放弃。地属沦陷区与非沦陷区交界的边沿，因此利用这里来作为国际邮件分信处。每天由香港新界的大埔圩，“轻包”用人力，“重包”用船舶运来，亦甚便利。从大埔每天有一两班小火轮直开沙鱼涌，许多物资都取道香港运至沙鱼涌输入国内，不过数月，沙鱼涌竟变成一个国际的交通运输线。而投机倒把、走私的人，也越来越多。运输的小火轮增至十余艘仍嫌不足，码头海滨一带的货物堆积如山。敌人探知这样情况，便不时派飞机来轰炸，可是炸者自炸，运者自运，货物的输入毫不因此而有所减少。
沙鱼涌（叠福）邮政分信处，每天由香港运来的邮件极多，除信件外，包裹亦占相当比重。不少洋货小包，由外国寄至“非沦陷区”各地，所以业务上相当繁重。我在河源邮局招来约一百名的长伕，日夜兼程抢运邮件，先由沙鱼涌运到淡水，再由淡水接驳到惠阳，以上都是步行。到惠阳后雇专艇运到河源，再步行运往老隆。然后接上汽车直达曲江，转往广西、四川各省。本来沙鱼涌是有公路可通淡水、惠阳的，因为公路被敌人破坏，不能行车，才改为步行。
这条邮路的开通，对于抢运非沦陷区的邮件使之避免日本宪兵司令部的检查，也起了一些作用。
（来源：《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八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