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伪政权时期之财政部长是周佛海。1940年春，广州市开始抽收盈利所得税，便委任易钟汉为广州区所得税局局长；易钟汉之三弟易元充任该局重要科——审核税额科长。我当时由于怡和公司压缩职员失业，由妻兄史元济（伪教育界红极一时的人物）介绍为该科一等科员，故略知其如何搜刮和掠夺商人的手段。在参加该科时我曾写了一篇宣扬“所得税是先进国家最好，最合法的税法”文章，登载在《广东民声》报上。
当时在一德路374号二楼成立所得税局，因为各大南北商行企业，均集中于一德路和海珠南路。这地址是由伪商会会长植梓卿介绍，名为租赁，其实业主并不在广州市，也未将租金交到民产管理委员会，只将原住客逐走，霸占为办公处所。
按照伪财政部所发表之“所得税征收暂行办法”所规定，征收所得税机构，得随时派员审查各行商企业簿籍，核算盈亏，厘定应缴所得税额，先行发出表册，着各行商企业，自行填报到局，派员审查核定。
所得税征收税率，是按资本主义国家所征收所得税办法，一字不易搬过来使用，是以各该商号企业纯盈利课税，并以累进法计算所缴税额，大约如次：
盈利额与资本额比对率应缴税款照所得额%50%（资本额十万元、盈利五万元）10%（课税五十元）60%12%70%14%如超过300%75%（不再过此额）当时，在一德路、海珠南路各奸商，全为推销转运日本货物，盈利数多数超出1000%以上，但各商人在未经宣布征收所得税时，为应付营业税和省税，故具有帐簿数套。易钟汉亦早知有此情形，他为便利工作起见，便与伪商会理事长植梓卿勾结，由植派出一个从商会里办事的职员到第三科易元处为二等科员，计划如何审查帐簿。为了保密贪污方法，先行派我到佛山调查在该处征收所得税的情况，而我则没有为他们找到什么门径。回市后，便将我调到文书科为一等科员，不三日，遂下另候委任令了。
我虽在这短短时间，知道了一些搜刮事件，最突出的是一德路南北行祥泰号。
祥泰号系九江乡关某（已忘其名）所经营。广州沦陷前，经早与日本浪人勾结，大力代日人运输货物。广州沦陷后，更与日海军武官勾结，不以易钟汉所得税局为意，拒不提供簿籍以备审查。易钟汉则将此案转请周佛海向南支派遣军特务机关长矢畸交涉。由矢畸通知该日本海军武官，遂将祥泰处罚两万元军币。经这一次后，所有一德路、海珠南路一带之奸商，无不主动派人到所得税局。与植梓卿所介绍的职员互相送礼，并在金轮酒家酙盆，分别结交，免予查账，核免税额缴交。以我所知，海珠南路皇上皇腊味店、八百载粮食店，分别酙盆成为八千元与五千元军币。核定以前并无盈利，由招税之日起，半年后再行核算计交。
他如在西关之陶陶居，金声戏院等，均由调查员将其自报表籍，先行通知查账，但始终未见查账。大同路之福馨酒家则以2000元军币免缴前欠。
其实各资本家均是剥削成性，伪政权颁布征收所得税后，市上各项物价，均随之上涨，一般是上涨10%，而主要食品米粮等则上涨12%。故搜刮掠夺对象，亦系劳动人民而已。
（来源：《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八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