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明耀：广州基督教青年会在抗战期间及解放前的音乐活动
东北“九一八”及上海“一二八”的日本侵华事件发生之后，全国人民都非常激愤，纷纷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是国民党当局却坚持不抵抗政策，还对一切抗日宣传活动采取压制的措施。在日本侵略的火焰四处蔓延时，广州则连抗战的歌声也难听到。当时有一个经常参加青年会活动的中山大学学生林维雄，于1935年在地下党的鼓舞下，介绍吴凤珠及钟锦娴（中共地下党员）到青年会会见美籍干事骆爱华，建议青年会成立一个民众抗战歌咏团。通过音乐鼓舞人民斗志宣传抗日。这一建议立刻得到青年会的赞同与支持并提供一切方便。于是在中国抗日青年同盟（党的外围组织）的合作下，成立了广州市第一个民众歌咏团。团结了大批进步青年学生及群众。以爱国救亡歌声唤起群众，团结群众。当时参加人员十分踊跃，队伍也十分壮大。还邀请了音乐家陈洪（现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主任），何芷、何安东（广东音协副主席），陈世鸿、俞安斌等人负责指导。入夜，长堤青年会灯火辉煌，《全国总动员》（荷子词）《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保卫中华》的雄壮歌声响彻云霄。参加的人越来越多，有一千座位的青年会礼堂常座无虚席。群众情绪极为高涨。民众教育家吴涵真（同盟会领导人之一，革命家黄兴女婿）对此歌咏运动更热心支持，曾捐款印刷了《叱咤风云》歌集以供歌咏团之用。
为了进一步发展抗战歌咏运动，青年会又配合该团组织了许多大、中、小学的音乐教师及热心歌咏运动的各界人士，成立了歌咏训练班。学习唱歌及指挥的基本技术，然后回校或原单位开展“大家唱”活动。这样，很快就把救亡歌咏运动扩展到各学校、机关、厂矿之中去。一时间广州市的救亡歌声四起。各校的歌咏团组织更是风起云湧，极一时之盛。
1938年10月12日，日军突袭华南，并在淡水登陆，莫希德师不战而溃。日军直扑广州，如入无人之境，羊城旋即沦陷。青年会于沦陷前夕迁往香港设临时办事处，直到1939年6月1日才应李汉魂省主席的邀请迁到韶关。成立了广州青年会曲江办事处，并恢复正常的活动。当时韶关已成为广东省战时省会，也是全省的政治、文化、经济及军事中心，人口剧增。对青年会发展德、智、体、群四育工作甚为有利。在曲江基督教循道会的大力支持下，借用该会在风度中路的旧址开展工作，而较早展开的就是音乐工作。当时青年会又邀请了音乐家黄友棣、陈世鸿、曾广科、苏自权及陈惠怡等协助恢复了抗战歌咏班、音乐知识讲座等音乐活动。参加群众甚为踊跃，特别是广东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教师黄友棣先生所主持的音乐讲座。他对音乐教育很有研究，讲课深入浅出，语言生动，又善奏小提琴并熟谙指挥。他常常边讲边示范，引人入胜。陈世鸿以善于爱尔兰唱法而著称；曾广科善奏手风琴；苏自权擅长指挥及演奏钢琴；陈惠怡则以女高音著称。讲课之余，他们还常常联合举行音乐会。循道会礼拜堂有座位四百余，颇适合音乐会之用。后来青年会又从湖南一外籍教师处购得新钢琴一架。更促进了音乐活动的发展。使青年会成为当时韶关市音乐活动的中心。1940年4月间，广东省艺术馆成立，黄友棣任音乐系主任时，他除了常在青年会举行专题的音乐讲座之外，还不时率领学生前来参加或协助青年会其他音乐活动。他曾在会指挥及演过出荷子（地下党员现在省委宣传部工作）作词、他谱曲的《良口烽烟曲》及《粤北大捷》大合唱与《月光曲》等抗战歌曲。对激发群众抗战热情起过一定的作用。后来由地下党领导的剧宣七队及战区政治大队相继来韶关。他们都曾参加过我们的音乐活动。剧宣七队曾在会上演唱过《民族至上》及《黄河大合唱》部分歌曲，很受欢迎。特别是七队的林韶、胡振表、徐冼尘、金辛才、施明新、庞娥等同志，及“政大”的谭新风同志，对我们的音乐活动都是很支持的。在这段时间，我们又曾组织过一个大众唱形式的民众歌咏队。留日音乐家梅耐寒，青年音乐工作者翟元，曾先后在班内教唱《空军之歌》（孟德尔仲曲、梅耐寒配词）及黄自先生所作的几首著名抗战歌曲。参加者多是各界青年人。
青年会又曾与广东艺专、省立女师，一些中学及一些音乐团体合作，举行过一个以演唱抗战歌曲为主的千人大合唱。地点在韶关中山公园内，并由省银行，七战区长官部及保安司令部的三个军乐队约120人参加伴奏及合奏。参加指导排练及指挥的有曾广科、陈世鸿、黄友棣及谭林等几位。这次演出规模宏大，盛况空前。市民围观者极众，情况非常热烈。
战时省会韶关在文化生活上是相当贫乏的。而人们对音乐的兴趣却越来越高涨。青年会为了满足人们这方面的需求，千方百计买到一部手提式的留声机，并从桂林、衡阳、郴州等地的外侨处借来或收购到一批唱片。试行举办唱片音乐欣赏会。介绍世界著名的乐曲、演奏家、作曲家及指挥家等。没想到试办之后，大受欢迎。每次举行都是座为之满。有些音乐爱好者及大学生甚至远道从砰石坐火车到韶关来听。后来为了满足许多学校学生的要求，曾派人带着唱机到砰石学生服务处，坪石中大各学院、培联中学、乐昌中山医学院和曲江的一些中学举行不定期的唱片欣赏会。以后青年会又设法购得一台大型带音柜的留声机，定期每周举行唱片欣赏会。为了增加听众的兴趣，还在节目之间插入特邀的音乐家表演节目。有时并邀请音乐家主持讲解。先后有黄友棣、陈世鸿、谭新风、曾广科、林声翕、杨桦等多位。
1942～1943年间韶关比较安定，一些腐朽的流行音乐曾乘虚而入。《何日君再来》《特别快车》《毛毛雨》等黄色歌曲有露头之势。有一次我应邀参加过一个高级官员主办的晚会，竟有人将《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战歌曲任意改编成爵士音乐给参会的人跳交谊舞。令人不胜愤慨。当时唱片欣赏会虽然播唱的都是古典的和优美的西洋音乐，但对提高人们的音乐欣赏能力，丰富文化生活及抵制黄色音乐的泛滥等方面起过一定的作用。
1941年香港沦陷后，许多侨胞（当时港澳人民都被称为侨胞）纷纷逃脱日军魔掌，长途跋涉来到韶关。其中不乏爱好音乐或有所专长的。青年会归侨服务委员会安顿了他们之后，又为他们组织了一个归侨合唱团。由李守正先生训练及指挥。曾举行过一次归侨音乐会，演出很成功。以后他们也经常参加青年会的各种音乐会及活动。
解放前，在韶关及广州两地青年会，都曾邀请过国内外许多音乐家来会举行音乐会或参加表演节目。例如小提琴家马思聪、黄飞立、黄友棣、何安东、温占美、邹廷恒、黄丽文、李若梦，钢琴家李国桢、李素心、王国栋（ProfKing港大教授，英国人）、容神父（father Jansonn奥地利人）、黄慕理、黄若瑂、穆泽绿（日本人），声乐家伍伯就、黄源尹、喻宜荪（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何露珍、伍恩亚、冯显聪、周保灵、宋维兰（又名黑石，美国人）、陈玄、蔡曲旦、赵方幸、谭新风、陈世鸿、黄飞然、余维信夫人（英国人）及余维信牧师（长笛），曾广科（手风琴），苏自权（钢琴）等多人。
抗战胜利后，青年会又曾组织了一个青年会合唱团。由进步音乐家黄飞立（现中央音乐院指挥系教授）、赵方幸（现中央音乐院副教授）、杨桦（现珠影乐团指挥）、李超然（市歌作曲家）、黎民（已故，曾任广东曲艺团团长，地下党员）、邹廷恒（现湖北艺术学院小提琴系主任，地下党员）等同志领导。曾演出在当时颇有现实意义的《长恨歌》清唱剧（黄自作曲，韦瀚章词），及为国民党所禁唱的《祖国大合唱》及《春天大合唱》（均为马思聪作品）。演出后曾受到国民党的严厉批评，但对青年会这一国际性团体亦无可奈何。这个合唱团是广州市较高水平的合唱团之一，训练严格而正规。曾为音乐界培养出不少人才，如李瑞星（上海音乐院钢琴系讲师，曾参加国际比赛获奖）、赖广益（上海音乐院毕业，现任珠影乐团指挥）、范永生（中央乐团合唱团声部长，曾多次出国演唱）、陈淑媛（中央电台合唱团独唱演员，上海音乐院声乐系毕业）、叶素梅（上海歌剧院合唱团团员）、黄齐瑜（广州海关乐队指挥）等多人。还有不少现已成为一些音乐团体的业务骨干。
南京解放后，当时的中华交响乐团被疏散到广州。团员不愿逃往台湾，居住广州时经费无着，生活艰难，指挥林声翕亦无法解决。后来青年会建议与该团合作，每周举行星期交响音乐会。门票收入除必要开支外，其余全部交由该团维持生活。每次音乐会，都由林指挥，并对演奏曲目加以讲解，故深受听众欢迎。对提高听众欣赏水平，普及音乐都有一定作用。该团团员生活亦勉强得以维持。解放后该团被接收，多数人参加了中央乐团，部分参加了各地的乐队。
（来源：《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十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