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国樑：难忘的抗战八年

广州疏散与敌机轰炸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大举向华进攻，广州全城进入紧张状态。当时我正读小学，市政当局动员市民疏散，学校也停学。同年10月，除了父亲一人留在广州继续工作、以挣取工资维持生活外，我们全家都疏散回顺德大良居住。在我们回到大良不久的一个晚上，空袭警报刚拉响，就听到敌机在上空盘旋和投弹的轰炸声。翌日，才知道敌机轰炸顺德沙头糖厂。这是日军对华南地区最早的一次轰炸。紧接着不久，敌机便对广州狂轰滥炸。当时留在广州的亲友回乡讲述，那时敌机一日对广州轰炸数次，有时刚解除警报片刻，又拉响第二次空袭警报。很多房子被炸毁，不少人被炸死、炸伤。抗战胜利后我返回广州，仍看见当年被日军轰炸的痕迹。今海珠广场和一德东路原谊园一带，当年日军为了炸五仙门发电厂和海珠桥投下了不少炸弹。五仙门发电厂和海珠桥虽投弹未中，但附近的民房已被炸毁变成灾区，有些居民搭起了破烂的木屋栖身。广州解放后才建成海珠广场和谊园。位于长堤大马路和沿江路之中的广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原“虎标永安堂”）西侧的商铺、民房也被炸为平地。20世纪60年代初期才建成二轻产品展销部。西堤二马路现在的广州文化公园，当时也被炸成了一片废墟。50年代初建成岭南文物宫，后改为广州文化公园。其他被炸毁的地方也不少。

日军三陷大良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不久，顺德县城大良也相继沦陷，当时全城一片恐慌。日军到处把青壮年拉去做苦役，还对青年妇女强奸、侮辱。商店不敢开门营业，居民也关门闭户，不敢外出。偶尔要到亲友家打听消息，也是匆匆而去，匆匆而返，进门时还要看清楚附近没有日军才敢敲门。这一次日军在大良约驻了两个月便撤出。可是1939年春节后不久，又再次进驻大良，直到同年11月左右才撤出。但1940年春节后又第三次进驻大良，而且再没有撤出。日军每进驻一次大良，都对居民疯狂地迫害，而且一次比一次凶狠。
       1939年，日军第二次进入大良不久的一天晚上，三名日军冲进我家，逼着父亲和姨丈要银钞和“花姑娘”，父亲说没有“花姑娘”也没有银钞给他们，日军便凶狠地大巴掌向父亲和姨丈打过来。临走时，还声言第二天再来。那天晚上全家人也睡不着。因我家住在南门，距离县政府和日军驻地较近，父亲和姨丈等商量要到别处躲避。第二天天刚亮，我们全家人带了几件衣服，便到东门外近郊父亲的伯父家暂住。经过这一吓，加上父亲没有工作，忧心全家六口人的生活，抑郁生病不治，在该年农历四月去世了。
       随着沦陷时间的伸延，商人总得开门做生意谋生（日军也通过汉奸强迫商人开门营业）。但很多商店仅开一半门，以便发现骚乱，容易把门关闭。工人、手工业者、小贩也为了养家糊口而出来工作。居民也得出门买米、买菜。人们出门尽量绕路，以避过日军的岗哨。因凡经过日军岗哨时，都要向日军行鞠躬礼。我的舅父一次经过日军岗哨时，行的鞠躬礼不够深，便被另一个伪军喝令站住，把他的头按低到90度。沦陷区的人民简直成了日军的奴隶，随时都可以遭到日军的打杀。日军为了加强对沦陷区的统治，还对成年人发“良民证”，规定随身携带，以备检查。对没有带“良民证”的人，便捕回去拷打审问。后来，日本帝国主义还扶植大汉奸汪精卫在南京建立傀儡政权，还在原中华民国国旗上端加上一条黄色布带，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六个字。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奇耻大辱。汪精卫伪政府还设立“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一种“储备券”，强迫市民流通使用。
       沦陷区在日寇的统治下，百业萧条，物价飞涨，盗贼四起，民不聊生，不少人饿死在街头。当时，大良镇很多商店和居民都被抢劫。有些商店和居民住宅被抢劫后，在门口贴上“本店（户）昨夜被抢劫一空”的字条，以示盗贼不要再来“光顾”，但这幅“字符”也不灵。有些店户一连遭劫数次，导致人心惶惶。由于米价昂贵，觅食困难，很多人失业挨饿，靠食杂粮野菜充饥，人人面黄肌瘦，有些人患上水肿，他们连吃饭的钱都没有，更谈不上医治，这些人员只有等待着死亡。有些人饥病交迫将要死亡时，便走到大良镇阜南路原肉菜市场（因沦陷后有日军在附近驻守，小贩都不敢去摆卖）躺着，就在市场死去。当时我在阜南路原宝林寺附近摆卖香烟，每天都见掩埋队用草席把饿死在街头的尸体卷着抬去埋葬。有些人挨不了饥饿，便出街抢食。我曾见到一些小食摊档，刚拿包点摆在门口卖，便被饥饿者抢了放进嘴里，有些顾客买了包点，只咬了一口，也被抢去。致使小食店不敢把包点摆在门口卖，顾客买了包点也不敢在路上吃。有些人为了不致全家饿死，便卖儿卖女。年幼的婴儿没人买，便抛弃在街头。我的两个妹妹也是这时送给人的（其中一个妹妹是被一名汪伪军说要带去罗定给哥哥做童养媳，至今下落不明）。我的亲叔父在妻子和女儿患霍乱病死亡后，也把两个儿子送给人家，以后我们也不知其去向。有一些丧心病狂的人竟把一些弃婴捡回来当（广州方言，意宰）了煮熟作食品出卖。我一次来“善堂”领赈粥时，曾见过几个背着箩筐的人被拉到“善堂”去，听说这些人是人吃的，我走近一看，他们的竹箩筐里还有几只婴儿的手掌，确实恐慌。回家后，我告知母亲，才知道这天我的舅母也把一个最幼小（约一周岁）的女儿丢弃在街上。这一天我的心情很久不能平静，整晚也睡不好。
       沦陷区由于日军的血腥统治，谋生困难，一些不愿做顺民的人，或有亲友在内地的都设法逃到内地去。1942年10月，得到内地亲戚的资助，母亲带着我和姐姐三人也离开大良逃难到内地。当时既没有火车，也没有了汽车，只有乘一段木船，步行一段路，经过20多天的艰难跋涉才到达连县县城。到连县后姐姐在亲戚的饮食店做工，我和母亲靠做小贩为生，才免于饿死。

日军滥炸曲江和曲江疏散
       广州沦陷后，广东省政府迁到曲江（现韶关市），把曲江作临时省会。日军屡次向曲江进犯，当形势紧急时，省政府又迁到连县，局势稍缓和一些则迁回曲江。1943年春，我们母子三人也到了曲江，在曲江桥东南面的浈江河畔的茅屋居住。母亲和姐姐做手工业维持生活，让我再上学校读书。但仅读了一年，1944年夏，日军又加紧进犯曲江，经常派飞机轰炸。每当听到空袭紧急警报播出“敌机×架，马坝北飞”时，敌机已到头顶上。当时曲江市区的居民白天都向黄田坝、东河坝或五里亭等郊外疏散，下午5时后才返回市区，商店白天关门，晚上才开铺营业。我家距离曲江火车站较近，一次空袭警报拉响后，我与几个表弟妹疏散到附近山的防空洞躲避，谁知走到半路，敌机已到头顶，只有在田基的土坡处蹲下躲避。当时我亲眼看见几架敌机向火车站方向俯冲下去，还看到敌机扫射机关枪时的阵阵火光和敌机投弹后所升起的黑烟。听到机枪声、炸弹声，几个年幼的表弟妹惊作一团。回家后才知道不仅火车站被炸，连我家门口也投下一枚炸弹，幸亏炸弹投在岸边滑下河，才不致茅屋倒塌，但岸边已被炸了一个大口。学校在未到暑假便停课了，于是我又一次失学。形势越来越危急，曲江又要疏散。人们相争逃离曲江，车船都紧张。我们母子三人，几经周折才能乘上曲江至坪石列车的货卡。到达坪石后，再没法购到由坪石去连县的汽车票，只好翻山越岭步行了三天，经过湖南宜章转回星子再到连县县城。1944年底，曲江沦陷不久，日军又进犯连县，一度到达东陂，接近县城。幸亏1945年春节前，粤北降了一场大雪，日军才没有进入县城。在日军接近县城时，很多商店已关门停业，我打工的小食店也歇业了，于是我又失业回家。以后我靠卖报纸为生。再后来又在小食店做童工维持生计。
       总之，在抗战八年家仇国耻中所过着的苦难生活，说也说不完，所以当听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又怎能不高兴呢！虽然已相隔60年，但往事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来源：《广州文史资料》第六十四辑，广州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