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8月，我作为军医中尉，在华北方面军防疫给水部济南支部，从事细菌制造业务。
（来源：《济南文史资料》2004年第1期，总22期）
一天，济南支部支部长冈田军医从济南宪兵队要来11名八路军俘虏，说是要用他们实验细菌的效力。
他们为了祖国解放的正义事业，不屈不挠地进行战斗，不幸为我等侵略者所俘虏。他们戴着手铐和脚镣，在刺刀和手枪的严密监视下，乘坐卡车来到了济南支部。
消瘦苍白的面孔，突出的颧骨，蓬乱的头发和胡须，还有那又脏又破的衣服，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他们是如何同残酷的拷问和饥饿进行顽强斗争的。
然而他们的目光是镇定而不可侵犯的，只有对明天的胜利拥有坚强信心的人才能具备如此的威严。
而当时已彻底丧失人性的我，认为“这是为济南事件中殉难的日本人复仇”，便将这些英雄当作了豚鼠的代用品。
这11个人被拘留在房子入口处的土地上，地上只铺一条草席和一条军用毛毯，给他们注射我们培养的伤寒菌，或将细菌投在食物里让他们吃下。
不久，症状便出现了，持续高烧、呻吟、苦闷，甚至说胡话。我看到他们痛苦的样子，心中暗自庆幸，“这个菌种的感染力相当强，用于细菌战是毫无问题的!”
俘虏们的高烧和疲劳已达到顶点，为了使身体稍微舒服一点。企图转动一下，但是脚上带着沉重的脚镣，不能自由活动，无法翻身。他们用充血的燃烧着怒火的眼睛瞪着去观察病情的我们。病情一天天加重，被折磨得极度衰弱和憔悴的样子，实在目不忍睹。使人感到，原来所谓临终的痛苦就是这样的。由于大量摄人剧烈的活细菌，病情一直恶化下去。全身瘦得只剩下骨和皮，陷入危重状态。两颊的肉像被刀削的一样，塌陷下去，只有颧骨高高突起，十分显眼。他们已经不能自己翻身了，呼吸微弱，只有鼻翼还在翕动。
这样，我得以确认我所培养的伤寒菌种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因此，我企图通过解剖进一步检查由于细菌感染而受到损害的内脏各器官的变化，首先将一个人抬进了解剖室。
濒临死亡的俘虏发现解剖台旁已经准备好解剖所必需的大小手术刀以及其他各种器械，他立即在极端的痛苦之中发出悲痛的哀鸣：“军医啊!军医啊!”由于高烧而干裂苍白的嘴唇，似乎还想说话，但再也没有气力了，只是由于过度的疼痛，引起身体的阵阵轻轻的抽搐。
这时，我让一个懂中国话的卫生下士官大声地向他喊到：“是要给你治病!”说着，便将手脚牢牢地绑在解剖台上，使他一动也不能动。
接着，我又指示负责麻醉的下士官，把麻醉罩放俘虏的口和鼻子上，滴上纯酒精、乙醚和氯仿的混合麻醉剂，使其逐渐陷入麻醉状态。估计差不多了，我便拿起手术刀，尽量用力，从胸窝直到耻骨，将深深陷下、烧得滚烫的腹部垂直切开，打开了腹腔。鲜血立即沿着刀口的两侧涌出来，俘虏的上半身和解剖台眼看着被鲜血染红。由于不采取任何止血措施，血一直不停地流出来。
木村军医将一个很大的钩形器械插入刀口，从侧面将腹壁拉开，我就从扩开的腹腔里，将内脏拿出，放在一个搪瓷面盆里，然后，同木村军医一同检查病变。细菌的侵蚀力完全像我们预期的那样明显，由于获得了今后用于大批杀人的材料，不禁心中暗喜，互相议论着：“这样一来，可能在细菌战中发挥作用了!”暴行仍在继续进行，我把被细菌侵蚀变化明显的部分肠管切断，又将脾脏摘出，装入标本瓶，以便制作切片标本，充作报告材料。
接着，我又无情地把一支大型穿刺针插入胆囊。
当我们的一切目的都达到以后，向他的肘部静脉注射了两毫升吗啡液，他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
就是这样，我和木村军医一个接一个地，把11名俘虏都作为效力实验的培养基而杀害了，将获得的大量细菌交给华北方面军，或附上标本，报告此次暴行的成果，为发动细菌战提供了资料。
如上所述，人为地使献身于人类最美好事业的人们感染传染病，最后切制成标本，培养细菌。
我回济南陆军医院以后，见到北支那方面军军医部的防疫报记载着：“在陇海线以南地区特别是京汉线沿线一带，发生了伤寒病患者，据其蔓延的现象应加注意。”我推想此事即是我制造的伤寒生菌撒布于陇海 线以南地区特别是京汉线沿线一带，故我想这些伤寒生菌使很多的中国人因病致死。
编者注：
罪恶昭著的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的孪生兄弟“一八七五部队”，又称“北支那防疫给水部济南支部，自1938年在我市经六纬六路建立从事细菌战的试验室(1942年迁至经六纬九路，遗址在今省物资集团办公楼后的那座3层小灰楼，见题图)，灭绝人性地以中国活人做实验，培殖了大量细菌。一八七五部队于1943年8月在山东鲁西地区的卫河流域临清、馆陶一带撒放了大量的霍乱病菌，待人畜感染后，日军还决开卫河口，致使洪水泛滥，驱赶病人四处流浪，扩散和蔓延疫情，制造了日寇侵华史上规模最大、致使中国人民死亡人数最多的“十八秋鲁西霍乱作战”，死亡人数高达20多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