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1月，日军“扫荡”清河军区，我在沾化被敌人俘虏，后来押送到济南“新华院”。在这座吃人的魔窟里，我饱尝了日军非人的折磨和摧残，亲眼目睹了日军残杀中华儿女的暴行。今特将我在“新华院”的所见所闻述之于后。
（来源：《济南文史》2005年第3期，总28期）
我们经常用“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这句话来形容生活的困苦和艰难，但我们在“新华院”所过的生活是远非这句话所能表达清楚的。先说吃的吧。小米是从东北运来的发霉变质的仓底货，里面的虫子有指半长，这样的小米一点营养价值也没有，人吃了不断地跑肚拉稀。后来又吃了一段面粉公司里筛选下来的麦粒，里面的沙石约有一半，吃的时候，无法对牙。但就是这样的饭也不让吃饱，早上每个人只给半碗稀饭，中午、晚上各一碗米饭。一个班40～50人，分上一桶菜汤，里面有点萝卜片或菠菜，班长把仅有一点菜捞去吃了，其他人就只能喝清汤了。人们在里头天天吃不上菜，有的很快就生病，拉肚子，发烧，时间一长，人瘦的皮包骨头，走起路来摇摇晃晃，腿拖拉不起来。谁有了病就被弄到病号房，但病人在病号房里却无人照料，结果被弄得奄奄一息，有的人还没断气，就被扒光了衣服送到“太平间”。有一次，我去帮着架死尸，就亲眼看到有的人虽不能动，但还有气，有的死尸眼珠子没有了；有的嘴唇缺了一块；有的脚趾头、手指头少了一块，据说这都是叫老鼠咬的。拉死尸的车经过大门，日军卫兵还要检查，用刺刀攮攮，点点数，登记登记，才叫拉出去，扔到“万人坑”。据我所知，每年3～6月份死亡率最高，每天至少死十几个，多则30多个。总的说来，没有一天不死人的。
再说穿的，在“新华院”里，由于日本法西斯的统治，形成了弱肉强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抢夺新“犯人”衣物的事件经常发生。我刚进“新华院”时，有一次上厕所就被人把毡帽硬行抢走，袜子也被人逼着要去，我不给他们，还遭到他们拳打脚踢。进“新华院”后4～5天，日军就叫换衣服。他们把我们集中到一个院里，让我们把衣服脱下来洗澡，还美其名曰“消毒”。水很热，我们不敢下，日兵就用木棍、皮鞭打着我们往里赶。洗完澡换衣服，换什么样的衣服呢？就是把那些死人身上的衣服扒下来，煮一煮，晒一晒。这些破烂衣服东一块、西一块，没有一块完整的布和套子，活像一件破蓑衣。不给鞋子也不给袜子，严寒的冬天里，刮着刺骨的冷风，下着大雪，仍然叫“犯人”去劳动。实在受不了，我们就拣那些破烂的布包一包，用绳子捆一捆。穿的衣服比马路上的叫花子穿的还要破。这样换衣服换死了不少人，我们去了200多人，两个月后，这些人中起码死去了十分之一。
日特们为了开心，有时还拿着“犯人”作弄着玩，他们叫“犯人”爬烟囱，有的人爬不到顶，弄下来就打个半死。有时叫“犯人”用头顶石头，在场里转圈子，谁要撑不住劲，就会遭到毒打。更令人气愤的是，他们有时抓住犯人的生殖器在场子里转圈子。
在“新华院”里，日军还采取了用“犯人”管“犯人”的办法。全院设总队，总队下设中队，中队下设班，每班40～50人。班长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全院还设警备队，警备队的任务是负责巡逻。这些人穿着黑制服，扛着木棒，对待“犯人”像凶神恶煞，动辄用木棒乱打。有一次我晚上解手，被警备队用棒子打了，腿肿得很粗。还有一个干训班，凡战俘中原来当干部的都到干训班。为了对战俘进行奴化教育，“新华院”还设了一个辅导班。辅导班每天派一个值星，随同日军和翻译，对“犯人”进行两次点名，然后领着读《五项守则》，内容无非是什么“中日亲善”、“共存共荣”。
“新华院”里关押的所谓“战俘”，有八路军的，有国民党军队的（如于学忠部等），还有土顽军（如齐子修部等），还有老百姓。在“新华院”里，我们稍有不服即遭到毒打。日军对“犯人”防范很严，墙顶拉上电网，四角设有固定岗哨，墙外有单行铁丝网，还有半圆形的铁丝网，再向外还有一个很深的沟，沟里设有铁丝网，沟外还设有电网。大门外有两个碉堡，驻有一个警卫班，大门昼夜上锁。这种环境给人造成了一种恐怖和绝望的气氛，因此，也有的人因实在忍受不了这种非人的折磨而投井自杀。
一进“新华院”，面对阴森的人间魔窟，我就想发动大家暴动，冲出牢笼，重返抗日战场。经过反复观察，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过去清河区有个国民党军队十五旅投降了日本，其中有个特务营不服，被送到“新华院”受训。这些人来到“新华院”后感到生命无望，于是很多人想越狱逃生，我就千方百计接触他们。为了发动群众，我提出了一个口号，“快过年了，父母想啦，争取回家过春节呀。”这样我串连了张德才等20馀人。开始时特务营中有些人有顾虑，怕出去后进不了八路军的根据地。我向他们解释说：“八路军的政策是很明确的，不但不会阻止你们，反而欢迎你们。愿意回家的送你们回家。”
经过一段酝酿组织，暴动基本上成熟了。我们做了大体的分工：特务营的人搞大门，八路军的人搞日军宿舍。时间定在第二天傍晚点名的时候，喊一声“万岁”就立即行动。但是不知怎地被特务营的营长发现了，他报告了日特，第二天下午5点，日特突然宣布点名，场子上架着机枪。日特从人群中抓出7个人，用刺刀穿死了。过了几天，又抓去了几个人，绑在电线杆上叫狼狗活活地咬死了。
过了春节后不久，工场班要人，我主动报名去了。当时我考虑到，在工场班有几个有利条件：一是活不很重；二是活动馀地大，容易和其他“犯人”接触。通过上次暴动，我感到个人的力量很单薄，于是和陈万舜、张勋朋二人商量后，在1944年4月左右成立了一个党支部。当时我们研究的工作任务是：第一要抵制日特的奴化教育；第二要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第三要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觉得一定要讲究斗争策略，争取把更多的同志团结在支部的周围。
支部成立后，我们千方百计想和组织上取得联系，但是没有办法。这时，张新山作为技工应招来到“新华院”。开始，我不了解他。经常听到他骂八路：“八路不好，回家还让站岗，放哨。”我听出他是长山人，对他就格外留心。有一天，我上班去早了一点，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字：“反对饥饿！”他一进屋就问：“谁写的？是不是你写的？”当时真把我吓了一跳。但他并没有追究，反而动手擦掉了。从这件事上，我对他有了新的认识。有一天，张新山问我：“我要回家，你捎不捎信？”我说：“你敢不敢给我捎信？”他给了我一支铅笔头，一张破纸。晚上，我趁同班难友都入睡后，在被窝里向组织写了一封信，重点向组织汇报了组织暴动和建立支部的情况。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张新山回来了。他告诉我，信捎到了，李政委（清西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李曼村）对他很热情。我听了心里真高兴，可惜的是，当时我并不知道张新山就是清西地委城工委派来的人。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了，我被放出了“新华院”。后来，我几经曲折，辗转回到了清西，开始了新的斗争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