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甦：我在济南“新华院”的遭遇

“新华院”的缘起
       济南“新华院”是日军参谋部直接领导的关押中国战俘的集中营之一。日本侵略者出于对中华民族的极端仇视，对中国战俘采取了灭绝人性的屠杀政策。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日本国内财经困难，人力物力贫乏，于是便逐渐由直接屠杀转而施以怀柔，采取了“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政策，企图收买中国战俘和爱国分子及百姓为其法西斯战争服务。日军首先在济南南圩子门外的体育场附近设立了“救国训练所”，专门收容关押被俘的中国战俘和在“三光”政策中无辜被抓的善良百姓。1943年3月将“救国训练所”改名为“新华院”，并移驻济南市官扎营后（现济南幼儿师范校址），扩大范围，继续收容来自全省各地的战俘及我被俘的抗日军民。对上述人员他们统称之为俘虏。日本侵略者对他们加以强迫训练，再从中挑选青壮年，送往日本国内或我国东北的抚顺、鞍山充当劳工。老弱者就地强迫劳动，直至折磨致死。这两条路实际上是“异途同归”，都是一个“死”字。附近居民有一首充满血和泪的民谣：“新华院，新华院，它是阳间的阎王殿。谁要到了这里面，也抽血，也剜眼，有时还叫狼狗餐。病了只有死，想治是枉然。十人进去一不出，想要活命真比登天还要难。

“新华院”的布局和防卫设施
       “新华院”坐落在济南市官扎营后，面积25万平方米，分东、西两院。西院较大，为“新华院”本部，院内有便门使两院相通；东院为看管犯人的日本驻军军部，番号为驻鲁日军仁字第2350部队，后改为依字第2350部队。自1944年至1945年日本投降止，曾在此任职的部队长为日本中尉青井真光，兼任“新华院”院长。他们主要是负责警备和处置被俘的人员。有一个排的日军负责外围警戒。其日常管理，主要是用“以华人治华人”的办法，即由俘虏管理俘虏。为了加强对俘虏的控制，防范俘虏逃跑和暴乱，他们采取了多种措施，主要有：
       一、外围的壕沟和电网。在“新华院”的围墙内外各有宽5米、深5米的壕沟，沟内蓄水，沟边墙设铁丝网。围墙高丈许，上有高压电网，四角有岗楼，内有日军荷枪瞭望，外围更有日军昼夜站岗巡逻。壕沟外的电网附近误触电而死的猫、狗无数，1943年冬，有两名逃跑者就电死在围墙的电网之上。
       禁区之外的大门始终禁闭，只开旁便门，有日军把守，外有铁丝鹿砦挡道。大门为日军看守，经常驻一个班，值班室旁为禁闭室。在东院驻军营地豢养着一群狼狗，日军专门加以训练，夜间放出巡逻，以加强警戒。无数的警犬日夜嗥叫，震撼全院，令人毛骨悚然。
       “新华院”的办公楼设在迎门花坛后面，为合署办公楼，除日本驻院官员外，尚有汉奸组织新民会的劳工协会办公室，以及文牍、翻译等人员。在办公楼西北隅有几排平房，设有“新华院”总队部、审问课、警备队（华人）部，以及总队部人员宿舍和被俘国民党高级将领宿舍。这些国民党高级人员每人单独一问住房，内置单人木床、茶几、木凳，算是特殊优待。当时投降日本的国民党游击司令齐子修（少将衔）、副司令单某就住在里面。
       二、内禁区和特禁区。设在禁区第一道高约2米的电网之内的有：干部队、图书室、医务室、“大同义墅”（反动特务组织）、伙房队等，均为兵营式平房。在第二道铁丝网之内的为“特禁区”，训练队就设在里面，是集中囚禁俘虏的地方，系院中之院，有前后两排六幢仓库式的大厦，每幢厦内能容千人左右（厕所设在门外对过），入口由警备队把守。铁丝网外则每隔20米设一岗哨，日夜值班，以窥看被囚人员的行动。四周的电网夜晚通电。
       在日军办公楼的后面，有方圆400米的操场一座，靠东墙有阅兵土台，是对全院俘虏训话和点名的地方。俘虏们每日早晚两次集中在这里，按中、小队排列点名，由各队头目报验增减人数后，即各自参加“跑步训练”或罚劳役。晚上再一次集中点名、降旗。另在操场南端，架有高约3丈（10米）的陈望台，上嵌“大东亚战争”几个大字，台顶有岗楼，上有荷枪日军，能鸟瞰全院俘虏的动静。

“新华院”的组织机构
       “新华院”的建立，是日本侵略者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失利后的一项应变措施，也是其破釜沉舟的疯狂灭绝中国人民的手段。“新华院”由陆军总部直接控制，驻山东各地的特务机关、宪兵队所捕的“犯人”都押在这里。同时，陆军总部又特派山东的甲字第1480部队（特别宪兵，其标志为叠起的红三角形，人们统称之为“三角部队”。这个部队分驻泰安、周村、德州、兖州、青岛等几个重要城市和地区），专门搜捕中国热血青年和知识分子；在农村实行“三光”政策。将无辜被捕的人都押往“新华院”。此院内部日常的管理则是利用其豢养的汉奸。该院部设有以下几个机构：
       一、总队部：是全院管理俘虏的最高汉奸组织，设总队长1人，总队副2人，文书若干人。1944年9月担任总队长的是刘迺干（此人河南口音，很凶狠，据闻是个国民党的旅长，被俘后甘心为日敌效劳），总队副孙震（山东人，被俘国民党军官）、陈××（南方人，很年轻）。总队以下设中队（设正、副中队长）、小队（设小队长），下为班（设正、副班长），层层控制，严格管理。这些人都是被俘后经日军挑选的，认贼作父丧失民族气节，甘心为日本法西斯服务的帮凶。
       二、劳工协会。是选送劳工的机构，隶属伪新民会管辖。俘虏经过训练队“训练”以后，即由劳工协会的汉奸们，从中挑选出年青力壮者送往日本东京、福岗、北海道、长崎、广岛或我国东北三省去做苦工，如开山、下煤井、开矿山等重体力劳动。1944年6月，一次被送往日本去充当劳工的有500多人，1944年9月送去日本北海道1000馀人，1945年2月又送往日本长崎达600多人。现在知道，1944年9月“新华院”送到日本去的那批华工中，就有高密县草泊大队的刘连仁同志。据他回忆，他在北海道挖煤时，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逃出了虎口，在深山野林里躲了13年，直到1958年才重返人间，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这是多么具体而骇人听闻的实证。
       “新华院”内俘虏的伙食给养，是由劳工协会负责的，每人每天的口粮标准是14两（合437.5克）。这本来就不算多，再加上经管者从中剥削自肥，每人就只能吃到一点满是糠皮、蛀虫的小米饭，两人一碗豆芽水了。由于俘虏们劳役重，又吃不饱，一个个营养不足，因而在里面被折磨致死的为数很多。
       三、审问课。主要负责俘虏的收容、登记、输送和死亡人数核实工作。根据各地转来的档案和名册，进行逐个点名问讯，核实后，当场将每个人剃成光头，送入训练队。平时则掌握输送劳工及增减人数、死亡人数的统计工作，每天向驻济日本军部上报。除此之外，还进行案情的复审和行刑。1944年担任审问课课长的是高桥（日本人）、副课长是高经武（国民党被俘军官，上尉军衔，解放后在镇反中与“新华院”小队长刘文英经群众检举，同时伏法）。
       四、警备队。由战俘中的一些无知少年编组而成，最大的不过18岁。敌人利用他们的年幼无知，在青井部队直接培养下，训练如何守夜和管制战俘，并给予“打死‘越轨’犯人无罪”的特殊权利。生活上给予优待，吃得饱、穿得暖（每人配有厚厚的棉大衣和棉鞋）。他们手持粗大的木棍，日夜守候在大门前，或在训练队、电网、铁丝网、禁闭室的窗子外巡视。在走道边则每隔20米就站立着一个，戒备森严。当俘虏靠近时就拼命地用棍子劈头盖脸地打。
       五、干部队。是1944年12月成立的。专门培养、训练管理战俘的中、小队长骨干分子。其成员是从训练队里挑选出来的，约有30多人组成。
       六、训练队。设在两道电网和一层铁丝网里，前后两排库房内极宽敞，两边筑通铺（土坑），中间只留容一人行走的甬道，成千的人按编制的小队、班挤睡在上面。中队以下为小队，每小队有3个班至5个班（以一次收容的进院人数多寡而定），由正、副班长进行具体管理。凡进入“新华院”的人，都要编入训练队进行训练。记得我们这些被捕的教员，是编为第五中队第五小队，因该小队原有两个班，遂编为第三、四、五班。这样，这个中队就有500多人了。所谓“训练”，主要是进行法西斯奴化教育，强迫参加各种劳役，或去白马山开山，或进行军事步伐操练等等。早上，天还不亮，大约5点钟集合号音就吹响了，接着便是中、小队的哨音和班长的呼喊斥责声，必须要在3分钟内起身并在库房门前列好队，从早到晚不给人一点喘息的机会。就这样，经过几个月的劳役之后，身体强壮者就被拉去充当劳工，剩下的继续受摧残。
       七、工场队、菜园队。是“新华院”的监狱工场，凡年老体弱或有手工技术的俘虏才能被选用，计有织布、织袜、制鞋、菜园等班组。日军利用中国俘虏的无偿劳力，来为其服务，菜园所生产的蔬菜是供应“新华院”的日军和全院食用。这个队的俘虏生活较好，能吃饱，管理也不像在训练队那样严格，只要能干活，表现老实，每星期还可以到外边去游逛一次。
       八、医务室和“病栋”（房）。医务室设在训练队的前面，中间只隔一层铁丝网，有一名大夫和两名女护士，归劳工协会管理。这个医务室名义上是为战俘所设，实际是为“新华院”内的鬼子和汉奸们服务的。被关押的人员若有病则既无医又无药。最狠毒的是，日军经常从身体强壮的俘虏身上抽血，以供应侵华日军的伤员，有的俘虏竟被活活抽血而死。
       “病栋”名为病房，但它却成了停尸房，设在训练队后的一组平房内。当病人在训练队不能坚持劳动和训练或病情恶化时，就被剥光衣服移送到这里，每天只给两顿小米稀饭，而且无人照料。里面黑热病、传染病菌很多，病人发高烧，喝不上水，即便活着的人被送进去，不用多久也会被折磨而死。因此每天死亡达30～40人之多。据早来的人说：死亡率最高的时候是盛夏和严冬，夏季传染病多，严冬多半是冻饿而亡。人死后，用车拉往无影山一带去掩埋，每天2～3车（每车装死尸6具），严冬时每天死亡5～6车人。年积月累，白骨成堆，形成了人们所称的“万人坑”。
       九、被服仓库。是专门收存战俘衣物的部门。凡解入“新华院”的人，首先在大门内的院子里将随身穿的内外衣服全部脱下（只留裤头），另将手表、眼镜、水笔、皮鞋等物悉数没收。每人换一身从死者身上剥下来的囚服，（一般是黄色或灰色军服，里面生满虱子、虮子，有的带有血迹）。被换下来的衣服和物品初存仓库，而后逐渐转入日商经营的当铺，或卖给估衣商人。
       十、伙房。设在训练队前，除由一日本人掌管外，炊事人员都是从被俘人员中挑选出来的。每日三餐，早上每人一碗稀饭，中、晚餐只能吃上一平碗满是蛀虫的小米饭，两人同喝一碗豆芽汤或胡萝卜汤。开饭一般在劳役和出操后，按点名站队的顺序，两人端端正正地对坐在训练队大铺上，每小队一木桶饭，值班班长盛饭，先领到的不准先吃，像上供一样地安安稳稳地放在自己面前，稍有一动就要挨打，等全班、全小队盛完后，队长才宣布“开吃”，大家这才狼吞虎咽地几口吃下去。关在里面的人，由于每天挨打受气，劳动量又大，加上吃不饱，营养不良，身体就渐渐地被折磨得瘦弱不堪，最后直到死去，这是“新华院”里的人死亡率高的主要原因。

日军迫害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
       我是1944年10月被押解入“新华院”的，时近严冬，那年天气最冷，已经下过几场铺天盖地的大雪。在这里我受尽了打骂污辱和饥饿劳役之苦。“新华院”确是人间地狱，其虐杀迫害人的手段骇人听闻，无所不用其极，今分述于后。
       一、“以华制华”的恶毒管理。日军在“新华院”豢养了一大批汉奸、走狗，直接管理战俘。从总队长下至班长，都是从国民党被俘（或叛降）军、师、团、营长中挑选出来的，这些人丧心病狂，认贼作父。如在里面被软禁的齐子修就担任过总队长。他们极端仇视共产党，因此对我方被俘人员用极其残暴的手段进行迫害和虐待。特别是小队长和班长（也叫铺头）最为可恶，他们都是兵痞出身，没有知识，举动粗野，开口就骂，举手便打。五六百人挤在通铺上，彼此不准讲话，更不许交头接耳。稍一不慎班长就大声斥责：“咬什么耳朵，妈的，想逃跑！”、“想死吗，不老实送你去病栋！”有时当你还没反应过来，拳头却已经打在了头上。晚上睡觉必须脱光衣服（怕逃跑和聚众闹事），在一阵皮鞭的抽打声中，每个人必须迅速躺下，不然就遭痛打。夜里大小便时不准抬头，须先喊声“报告”，经坐在铺头两边的班长许诺后，才允许披上上衣，光着下身下炕。记得有一个人实在憋不住了，结果大便流在地下，在遭到一顿拳打脚踢后，竟罚他赤着身子跪在两块立着的砖上，一直到天亮。还有一次，在训练场上，有一个被抓来的农民兄弟，因不会做“齐步走”和“左右转”的动作，被拉出来单独操练，声色俱厉的汉奸队长接连喊着“向左转”、“向右转”的口令，越喊越快，只吓得这位农民浑身颤抖，手足无措，每错一式，头目就拳打脚踢，直打得他口鼻流血，神志恍惚，呆若木鸡。最后竟连“齐步走”也左手左脚同时摆动了，狠毒的汉奸头目就改用皮鞭抽打他。此景此情，在场者无不气愤，但却敢怒而不敢言。
       为了镇压战俘的反抗，除送禁闭室外，在每个中队的铺头上都挂满了刑具，如军棍、皮鞭、手板、绳子，还有在木板上钉有铁钉的特制刑具，随时随地运用执行。当人们一看到这些刑具，就会觉得毛骨悚然，阴森可怕。
       二、残酷的劳役训练和饥寒交迫的奴隶生活。进入“新华院”的人，不仅被剥夺了行动自由，就连生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他们完全过的是非人的生活，随时受到日军、汉奸的凌辱和杀戮。训练队里经常关押着二三千名受难者，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跑步、点名，还要从事十几个小时的笨重劳动。在由日军押解去白马山劈山开石的俘虏中，稍有怠慢就遭毒打，有的被沉重的石块磨烂手脚，有的则被折断筋骨，鲜血直流。虽然劳役繁重，但却只能吃到少量的小米饭，真是不如牛马。因此，每个人的身体都消耗得骨瘦如柴，有气无力。在训练场上的“跑步”更是令人难熬。在宽敞的操场上，一个队（呈四路纵队）围了一个圈子跑，汉奸小队长站在中央。口令一下，无休止地跑。由于天气寒冷，加上体力衰弱，所以每次跑步都累得弓腰驼背，气喘吁吁，步履蹒跚，全身摇晃。谁掉队就挨打，所以经常有人在跑步中休克在地。
       俘虏穿的是从死者身上扒下来的破旧棉军装。记得发给我的上衣钮扣全掉了，内衣进院时又被脱去，只得将棉衣左右掩起，腰间用稻草绳系住，以御寒冷，日军从来不给人们发鞋。我们30馀人进院时穿的皮鞋、球鞋之类，全被汉奸队长们用破鞋子强行换走了。与我同时被捕的侯振宇（中学教师）因没有鞋穿，竟撕破上衣的破棉絮用稻草绳捆在脚下，手脚被冰裂得鲜血直流，走路艰难，但也要支撑着参加训练和劳动，不然就遭毒打或关禁闭。有的人竞活活地冻死在雪地里。1944年的旧历除夕之夜，大雪纷飞，一连数日朔风刺骨，天气比往常任何一年都冷，所以除夕这夜就冻死60多人。就在那几天里，与我们同时被捕的赵学安、李同群、王百寅、宋其岳、焦桂芳、刘恩木、邵清溥7人就先后被冻饿而死。
       三、惨绝人寰的杀戮。“新华院”本身就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残害中国人民的典型集中营，是日本法西斯暴徒们妄图灭亡中华民族的一个具体而残忍的缩影。
       在“新华院”里，凡被认为有“不轨”行为的人就会被送进禁闭室，不给饮食，大小便全在里面，不几天就会活活饿死，要想逃跑更比登天还难。1944年我们被捕前不久，听说有两人难以忍受虐待，想逃跑求 生，结果被烧死在电网上。有的被日本兵抓进军部（东院）让狼狗咬死。1945年2月在训练队选定600人去日本福山县开矿当劳工，其中有两人密谋潜逃，被日军发觉，当即将二人捆绑在操场高台的木桩上，周围布满了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召集全“新华院”的人现场集合，日本军官一声令下，只见两个凶狠的日本兵，提着上有明晃晃刺刀的枪，以二人为靶子，“呀”的一声猛力刺去，只听一声惨叫，顿时血溅遍地，活活地将他们刺死了。“新华院”院长青井并在高台上向全体俘虏嘶叫：“今后哪个不服从分配，就同他俩一样！”随后，还令全院的俘虏列队绕尸体一周。这种不顾国际公法，任意杀害俘虏的行径，实属残暴无比，天理难容。日军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杀一儆百”，借以威吓全院的俘虏，所谓“中日亲善”，被他们自我揭露得一览无馀了。
       “新华院”杀人的另一种手段是利用前面所谈的“病栋”。不管大病小病，只要送进这里就算被判处了死刑，极少有能活着出来的。里面环境恶劣，传染病很多，既不能治疗又不给药，饮食不按时，又无人照料，进去后很快会死去，因此，它实际上成了停尸房，汉奸头目们经常谩骂恫吓俘虏们：“妈的，不老实就送你进病栋！”“病栋”里确实阴森可怕，里面的老鼠像小猫一样大，红红的眼睛，经常啃去人的耳朵、鼻子、屁股、脚跟等软组织部分。有的人奄奄一息动转不灵，被老鼠咬死的也不在少数，炕上、地下血迹斑斑，人死后尸体也往往残缺不全。俘虏们只要因病在训练队不能坚持上操和劳动的，都会被送到这里来，因为中队是集体活动，到时全部出动，病号留在铺位上无人看管，所以，每日从训练队移送病栋的人很多。有一些病人当被赤身抛进拉尸车上时，还在不断地呻吟喊叫：“我还没有死……”。为了处理死尸，有的竟被日本医生注射升汞水和石炭酸水，以加速病人的死亡。
       惨无人道的日本法西斯暴徒就是这样灭绝人性的屠杀中国人民。在“新华院”被害而死的人，一批又一批地被埋进“万人坑”。我们同案被捕的32人中，因受折磨而死在“新华院”里的就有10人。从“新华院”以西至堤口庄东，黄屯庄南、庄北一带，白骨盈野，“万人坑”更是骨尸堆积，厚度竟达一尺（33厘米）有馀。在杀害战俘上，日本法西斯较之德国法西斯是毫不逊色。

杀人恶魔的下场
       在日军占领时期，济南“新华院”内杀人如麻，其罪行罄竹难书。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济南人民对日军在“新华院”的暴行纷纷向当局提出控诉。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军事法庭对济南“新华院”院长青井真光的罪行进行了侦查，提出了公诉，其“公诉书”如下：
       敌济南新华院长青井真光，惨杀我同胞一万二千人，第二绥靖区军事法庭侦查终结，提出公诉。（注1）
       第二绥靖区司令部军事法庭检察官起诉书。
       （民国三十五年度检诉字第二号）
       被告青井真光（男，四十七岁，日本岗山县人，济南日本新华院中尉院长）
       被告因杀害俘虏一案，经检察官侦查终结，认为应行提起公诉。兹将犯罪事实及证据并所犯法条开列于后：
       ［犯罪事实］ 案查被告于民国三十三年七月十日任济南日本新华院院长。至三十四年九月解职。为期一年又两个月。该院之设系为“罪行”较轻微之战俘收容感化机关，乃该被告不顾国际信义，本其灭绝中华民族之传统思想，利用此机会，欲将先后收容之战俘连续杀尽而后快意。院中俘虏每日啖以二次稀粥，却驱策其作艰苦劳工。稍有缓慢，则挞楚随之，消耗不久，相继死亡。俘虏预谋逃脱，或有怨言，倘被发觉即枪杀毙命。
       ［群犬分食，血肉狼藉］ 即指挥犬分食，顷刻血肉狼藉。战俘一人犯过，连带全队，送入禁闭室中，绝其饮食，加以便溺熏蒸，幽忧饥馁而死。院内本有医药设备，惟战俘有病，疮疡则刀刮锥刺，扩大其伤痕以溃死。内科者为之打升汞水针以毒死，战俘为其虐待渺无生路，即寻短见，触电者、投井者、自缢者时有所闻。总计在此一年又两个月期间，该被告所杀之人，达一万二千左右。迨至本年三月二十六日，由日本官兵管理处逮捕移送侦查到庭。

犯罪证据及所犯法条
       本件被告青井真光，对杀害战俘之数目不承认达一万二千之多，但证以儿童教养院（注2）副院长王孝恭述称：“三年之间死于院内者约计三万五千馀人。”而于被告任院长期间为一年又两个月。依时间分配亦当在一万二千人之上。又据证人齐子修述称：“当青井在新华院二年期内，每天死的最多，数在40馀人之谱。”乃被告在五月三十日本庭供称“共死之四百人左右”，而在六月十日本庭复供称“共死了一千馀人”各等语，先后异词，进退无据，毫不足采，据查其杀人之方法为：
       ［消耗杀死法］ 至被告之杀人之方法，关于消耗杀死法，据证人齐子修述称：“因为被押的人营养不足，再赴白马山干那种苦力生活……身体衰弱的不成样子，不久也就死了”，“他（指青井）对院内一切物资……都封锁得很厉害，这也是死人多的原因。”各等语，是为消耗杀死法之证明。
       ［枪杀犬噬法］ 关于“枪杀犬噬法”，据证人齐子修述称：“说某人要想偷逃，日本人得了报告以后，就把这个人用枪刺死，或者唤狗咬死”。该被告自己供称“或者有逃跑的，用枪打死的有”，“因为他们逃跑，开枪打死三四个人”，“上边有命令，跑了人得判三年徒刑”，“因为以前逃亡的甚多，守卫的人少，喂狗是帮忙卫兵的”。
       ［禁闭置死法］ 关于“禁闭置死法”，据被告称：“禁人室是有的，都是心不好的人，至多不过七天，少则三天使放出来，在我任内曾禁闭三个人，有两个逃跑抓回来，还有一个偷表的，都把他们禁闲起来，”“有时伙夫不注意，或许有不得吃的”各等语。复据证人齐子修述：“犯人一到了禁闭室，就是非死不可了，因为大小便都在室内，极不卫生，进了禁闭室，就是等死”等语。是禁闭室幽囚饿毙俘虏极为可信。
       ［寓杀于医法］ 关于“寓杀于医法”，据证人齐子修述称：“到了青井真光当院长，如向他报告有几个人病得很重，他不但不释放他，反给他打升汞水针，要是再死不了，他就勒死他”等语。于病危之人，犹加速其死亡，残忍如斯，是真豺狼其性，蛇蝎其心矣。
       ［强迫自杀法］ 关于“强迫自杀法”，该被告称：“有些戒大烟的想逃，路不明白，上边有电，所以被电死了一个”。“有一次点名少了一个，经班长检查死在井里了”。复据证人齐子修述称：“被电网电死的，确实有的。在柳树上吊死的，确实有的”，“犯人不但受日本人的侮辱最难过，受中国人当小队长的虐待，实在受不了。所以迫不得已才投井自杀”。
       ［大木炕上血迹斑斑］ 复查被俘战士如非多数被杀而死，则该院东北院之南屋（系被害将死者之住屋）内设大木炕，距调查时已经九个月之久，而炕上血迹斑斑，流至地下，渗入土内。进入其室，腥臭阴森，毛发为之倒竖。设非被杀者之血，则病人至死断不能流血。又院西之万人炕，一穴即埋数十人，二亩地乃无隙可容竞向迄北开辟新区，复占半数有奇。于调查时股骨尺馀，下颚骨牙齿犹存。散碎骨片满布墓地，土为之白。如不将此万恶大憝处以极刑，何以慰我忠勇烈士之魂。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六月廿七日
 检察官 别遇昌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六月三十日
书记官 刘翰卿

       通过以上军事法庭审判终结，认为日军中尉青井真光在充任“新华院”院长期间，置国际公法于不顾，残酷屠戳战俘，证据确凿，罪不容诛，该犯对此亦供认不讳。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七月第二绥靖区军事法庭将青井真光判处死刑，在济南市各重要街道游街示众后将其枪决。

        注释：
        ①《山东公报》1946年7月19日。
        ②“儿童教养院”日本投降后，“新华院”址改为儿童教养院。

        （来源：《济南文史》2005年第3期，总2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