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日本侵略军对我山东抗日根据地大举进攻，为配合其军事行动，年初，日军在济南成立了一个名为“救国训练所”的机构，以便于在这个机构内对我方被俘、被捕人员进行政治上的分化和争取。当时，我作为一个青年学生被日军当作抗日分子加以逮捕，送到这个所谓的“救国训练所”受训。这件事情虽已过去半个世纪，但往事历历，记忆犹新，故特记之于后，借以揭示日本帝国主义者政治亡华之一斑。
1941年冬，我听说在安徽阜阳地区，国民党设立的国立二十二中、阜阳军校和临泉师范等学校招生，我经国民党平度县政府考试并被录取，于当年农历二月下旬，约郭家庄村郭典礼、杜家村杨允禄一起去阜阳上学。当时时局混乱，再加上我们都很年轻，而且又是第一次出远门，所以是跟允禄的祖母一起走的——她去济南看望儿子、即允禄的父亲杨新斋（又名杨紫辰）。杨新斋是当时济南新民会会长，并兼在统税局工作。我们到了济南，游游大明湖，看看趵突泉，这样一下逗留了五六天之久。不料，这竟引起了驻济日伪特务的注意。就在我们准备由济南启程的前一天下午3点多钟时，有个西装革履戴眼镜的人，带着两个警察闯进了我们的住所，不容分说，抓住了我们三人，把我们带到了附近的第五派出所（大明湖西、靠近省图书馆处）。当我们被押着来到大街时，见到处都拉着绳子禁止通行，日伪对我们三个青年学生竟如此大动干戈。
我们在第五派出所立即受到审讯。我是第一个受审者，开始我想隐瞒去阜阳上学的事，但他们拳打脚踢皮鞭抽，好像已有所知，紧逼不停，后来，我索性照实说了，反正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郭典礼和杨允禄也都照实说了。敌人见我们三人对了口供，便将我们一起绑送至警务厅特务科的拘留所。在这里，我们才听人说，带领警察抓我们的那个姓吕的小头头是莱阳县人。
在拘留所虽不似以前那样逼供审讯了，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三人只不过是几个学生而已，但还是经常“过堂”盘问，诸如去哪里报名考试的，共有多少人，怎样到校，是自愿还是被迫，等等。有的我们根本不知道，就给胡编一通。唯独有一次，是日军一个头目亲自审讯，两旁站立着手持明晃晃日本军刀的日本兵，真是杀气腾腾。这个日军头目在问了我们每个人的姓名、年龄和家乡、住处等情况后，接着向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如问我们支持哪位县长（当时有国民政府县长和伪县长）、支持抗战还是支持“共荣”，支持省公署（日伪省府）还是支持省政府，等等。我们照心里想的直说，他就竖鼻子瞪眼睛；我们违心地回答，他又哈哈大笑，说我们是“说假话大大的”。更可笑的是，他问我们：“中国为什么和日本打仗？”我们一时说不出别的理由，就照直地说：“这是日本挑起的，因为他来侵略中国。”这个日军头目听了却一本正经地说：“不对。例如兄弟二人同居，为兄的把弟弟赶出了门，现在，弟弟已经长大成人，回来分家业，他兄不给该怎么办？”他两眼瞪着我们停了会又说：“那么只有用武力来强分了……”这真像痴人说梦一般滑稽可笑！
在拘留所我们被扣留了二十一天，前后被审讯了五次。农历四月八日，又转移至设在济南成通纱厂内的所谓“青年训练所”，在这里主要是被强制接受日语灌输。人们都为以后的出路所担忧：不知日本侵略军要把大家作何处置。三个来月以后的农历七月初，我们几个人又被送进济南日军设立的所谓“救国训练所”，地址在南郊千佛山下的原华北中学内。这个所谓的训练所的所长是樱井荣章，下设日籍、华籍两个办公室，还设有教官。被押送进受训的，一是战场上被俘虏的我军政人员；二是下乡“扫荡”掳来的我无辜青年百姓；三是从宪兵队和拘留所转来的所谓“嫌疑犯”。当时，里面共约有四五百人，而且时有增减。
我们一来到这里，就感觉换了“空气”：吃的是白面馒头，中午还吃碗大锅菜，穿的可以随便穿自己所带的衣服，住的是大通铺（3间房）和备好的简单卧具，这和在拘留所、宪兵队以及在战场上被俘时的情况恰成鲜明对比。记得，有个国民党游击队保安团长，还有国民党51军的几个中级军官，曾同我们一起住过。他们是受命去暂编12师赵保原部（驻莱阳万第村）检阅部队回归，路经平度被日军俘虏的。他们说，先被押到胶县日伪拘留所，在那里每天都是从脏水桶里捞些饭渣给吃，脏臭难闻，还不得吃饱，夜里，铺草上特地给泼了水，叫你睡不安稳，结果人人身上生满虱子，患了疥疮。听人们说，这里生活所以搞得好些，日伪是别有用心的，这就是要给这些人壮壮身子、换换脑筋，以便发落。原国民党山东省第八行政区厉文礼部的第8团团长刘经川（平度人），1941年冬于平度于埠（官庄乡）战斗中被俘后，就曾在此受过训，翌年即派回去干了日伪平度新河镇自卫团团长。还有的被直接留在训练所工作，但多数的是发往东北或日本做矿工。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救国训练”——愿意投降的就得给他们当走狗，不愿投降的就罚去当苦工。
这个所谓训练所里的日常活动是这样的：每天上午，有半个钟头的“新民操”；下午，有一个多钟头的室外活动，其余时间，就学习日伪报纸和刊物；晚上，听所谓的“大东亚圣战消息”的广播；入夜，则强制人们静坐“思过”，“消除”不符合“大东亚圣战”的思想和行动。训练的方法是：教官讲话、读警词、座谈、写悔过书等，训练时间为两个月至半年。当时，绝大多数人都义愤在胸，有何过可思？又有什么符不符合“圣战”的思想和行动要消除呢？恐吓、欺骗、残暴，这是所有侵略者的本性！日本侵略者当然也不例外。谁若反抗，他们就采取关（禁闭）、饿（不给吃喝）、熬（不让睡觉）、用刑等种种卑劣手段进行折磨。我亲眼看到有几名八路军的女同志，因在里面唱抗日歌曲，表示对日本侵略军的强烈反抗，就遭到日伪的禁闭刑罚，但她们未为所屈，后来也不知怎么样了。总的说来，进训练所的人，除极个别的外，大家都是身陷囹圄，而心存祖国。
日本侵略军的欺骗手段是毒辣的。有时，当战场被俘的我国官兵（包括国民党军队在内）押至，他们就召开欢迎会，每往东北或日本送一批劳工就开欢送会，大力美化和鼓吹“大日本皇军救中国民众于水火”的恩德。这真是鬼蜮伎俩，蛇蝎之心！分明是侵略者，却偏偏要扮作“乐善好施”的恩人。我们在这里一共住了不到一月，先后就召开了三次这样的“欢迎”会和“欢送”会。其中的两次“欢送”会，共送走一百五六十人去东北的煤矿做劳工。每次“欢送”会结束，全副武装的日军士兵押着汽车直接开进训练所大院，把人送往火车站关进闷罐车厢运走，多是有去无回。
至于我们三人，因允禄的父亲从中托人疏通，被通知由日伪机关分配留用，但必须首先到日伪在济南所把持的一座寺庙里作祈祷。祈祷由日本僧人主持，他和中国僧人一样的装束，也是又敲钟又念经地手舞足蹈，要我们三个学生跪在佛堂前，朗诵祷词，实际就是照着由他们早编好的词宣誓。据说由日本国内刚补充来的侵华军士兵也要到此做祈祷，只是祷词内容有所不同，同样地以宗教迷信思想麻醉他们，以便为其军国主义卖命。我们祈祷完毕，每人送给了一个小佛像，说是神在时时监督，要我们“忠心为大东亚圣战效力”。这就是日本侵略军所谓的“救国训练所”的真谛。当时，带我们去寺庙作祈祷的，是日军的一个名叫阿部的宣抚班长。祈祷文，也是由他写成的，我们只是照抄、照读，最后还得签上姓名和住址，我当时签名吴林尚。只记得“祠祷词”的开头是“显显道义救国”几个字，其余则全忘记了，大致内容是“要为强化治安和救国效力”。帮日伪办事明明是当汉奸，有谁去效力。
这年的中秋节前后，我们被派到寿光伪县署宣抚班，第二天，我便趁机跑回了家。不久郭典礼也从寿光跑回来，杨允禄则跑去济南他父亲处。日本侵略军实在是白费心机。
后来听说这个训练所在1943年5月被撤销了，据说日寇认为“救国训练所”在所谓“战意瓦解”和“政治争取”方面收效不大，未达到预期的目的，故将“救国训练所”撤消，另又成立了一个什么“新华院”。
（来源：《济南文史》2005年第三期，总二十八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