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我19岁，在抗日游击队杨相升的四团里当兵。4月28日与日军在章丘大高庄遭遇，战败被俘，被押至济南关押战俘的济南日军新华院（馆驿街西头）。从此，开始了受日军欺凌的非人生活。在新华院，我们吃的是生了虫子的玉米面干粮，喝的是半凉不温的水，天天由日军押着干活。饿得肚子疼，一停就挨打。我亲眼看到有两个逃跑的民工被抓回，脱得上下净光，活活地被日本狼狗咬死，情景真惨！吃生喝凉，闹肚子是常有的事，日本宪兵一天一次检查，把那些饿死，病死，甚至还有口气的，用木板车拉出去埋掉。每天都要拉出两三车。郊区的野狗吃尸体都吃疯了。50天里，饿死、病死后被拉出去喂狗的有两千来人！日军挑了500人，坐闷罐车送至青岛。在路上偷跑了一车厢人，剩下的300多人到青岛在保安楼住了17天。这17天同在新华院差不多。真是度日如年！
（来源：《济南文史》2008年第1期，总38期）
在青岛关了17天，我们这300人又被逼着坐轮船去日本。到了日本，我们被安排在东京大阪下煤井。10个人一个洞，由一个日本兵监管。吃的是像火柴盒大小的干粮。中午2个、早晚各3个。去的人都是年轻的小伙子，不用说挖炭，就是闲玩也受不了。监管的日本兵手拿棍棒、看谁不顺眼，就没头没脸地毒打一顿。下煤井的人被打死、砸死、饿死、炸死、病死的不计其数，天天有死人的噩耗传来。魏桥镇麻张村任怀忠呆的那个洞里，10个人被砸死了3个，还有1个被砸去了半截胳膊。田李靳村牛立业被炸去了一只手。就是这些残疾人也被迫去干活，否则就会活活饿死。章丘县泥桥村樊立忠不堪忍受这种生活。在厕所里想上吊自尽，幸好被我们看见救下。勉强活下来的人被逼无奈，采取了消极对抗的办法，在井下轮流着干活。歇着的人低下头，用双手捂住头上的灯，不让监管的日本士兵看见。否则，头灯不动又要惨遭毒打。这样我们苦熬了一年多。一天，日本士兵突然命令我们上井休息，人们疑惑不解，一年多来从未有过这样的事。美国的飞机天天在上空盘旋，被俘下井的美国人表现出非常高兴的样子。大家猜测着：是不是抗战胜利了？日本鬼子投降了？有个姓陈的胶东人懂英语，大家让他去美国人那里探听一下。经过他的翻译，我们知道日本帝国主义真的投降了，中国人民胜利了。顿时，一向愁眉不展的人们欢呼雀跃起来，蹦呀，跳呀，喊呀，简直就像一伙顽童。我们放开喉咙举起双臂大声喊：“死了的人又活了！死了的人又活了！”兴奋一阵后，我们忽然想到要找那些监管的日本士兵算账。但这时他们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为了便于联系，那个胶东人当了我们的队长。他规劝大家说：“别看日军残酷地对待咱们中国人，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他们的地盘，不能胡闹，以防惹来祸端。”
就这样，我们天天盼啊，等啊，站在高处向着祖国的方向眺望。两个月后的一天，我们坐上美国的军舰，驶过东海，在天津的塘沽下船。一踏上祖国的土地，就像小孩扑进娘的怀抱，别提多么亲切和温暖。真没想到我九死一生又回到了家乡辛梁镇。从1944年4月28日至1945年11月，我被日军掳去一年多的时间，要不是抗日战争胜利，我还能活着回来吗？可惜去的时候三百多人，活着回来才几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