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8年起我同乃超同志的接触就比较多了。那时候正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时期。
1938年，中共湖北省委刚刚恢复，董必武同志担任书记，他派我到鄂北我的家乡考察情况，准备恢复党组织活动，并从事抗日宣传活动。那时候，虽然表面上国共合作，但蒋介石政府对我们的防范还是很厉害的，我在那里刚刚开展一些活动，鄂北的国民党驻军就接到上级的密令，要他们严密监视我的活动，必要时加以逮捕。就在这个时候，我接到冯乃超、田汉同志从武汉发来的具名电报，他们大概听说了这个情况，叫我赶快去武汉。回到武汉，省委通知我，我的组织关系已经转到了新成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政治部部长是陈诚，周恩来担任副部长。第三厅是宣传厅，负责进行抗日宣传工作。
把这个厅划归周恩来管，就算是划给共产党的一个“租界”吧。经过10年的白色恐怖，许多老党员都失掉了组织关系，所以共产党员并不多。那时候上海、北平都已经沦陷，南方、北方大批文化人、艺术家，许多名人和进步人士都来到武汉，集中在第三厅。这些人里虽然党员不是很多，但他们对党是有感情的，是很尊重的，特别是非常尊重周恩来同志。第三厅厅长是郭沫若同志，厅办公室主任是阳翰笙同志。第三厅有三个处，第五处负责报刊、出版、宣传，处长是胡愈之；第六处是艺术宣传处，田汉任处长；第七处是对敌宣传处，负责对日本人民和日本战俘进行宣传，冯乃超同志就在这个处。他指导日本反战同盟的鹿地亘等日本友人对日本战俘做了很多工作。第三厅里成立了直属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的中共特别支部，由三人组成，冯乃超是书记，刘季平是组织干事，我是宣传干事。
记得特支成立时，乃超同志传达周恩来同志的意见，大意为：国共两党有个协议，互相不在对方军队内部发展党员，因此组织决定公开我们三个中共党员的名单。
这样，国民党有事可以找我们交涉；文化界、知识界一些与我党有联系，后来又失掉联系的人，也可以找我们这些公开的党员谈心、提出要求。这样，在抗战期间，我们三人在武汉和重庆就成为对国民党公开、对社会公开的中共党员。
那时，我们的上级单位是中共长江局，由长江局宣传部长凯丰具体负责，但实际上，我们的工作多由周恩来同志亲自传达、指导。三厅特支领导着在三厅内工作的20多名党员。在乃超同志领导下，我们支部开展了很多工作。那时我很年轻，才24岁，乃超对我关怀备至，我有什么事都经常直接找他，尽量不去麻烦恩来和长江局的同志。在行政上，我在第六处第一科。那是戏剧音乐科，科长是戏剧家洪深，音乐家冼星海、张署也在这个科。我的一项主要工作是帮助第三厅组织十个演剧队分布到十个战区去进行抗日宣传，还加上一个孩子剧团。
经过田汉、阳翰笙、洪深、郭沫若反复商定，报周恩来、郭沫若同意，我们将原来上海、武汉的演剧队重新组编。于是，三厅特支给我的党务方面的任务是与这十个抗敌演剧队的党组织联系，没有党组织的，要帮助他们建立党组织。
这些演剧队和孩子剧团的党支部和个别党员均由三厅特支联系和领导。
后来国民党反共厉害时，这些演剧队差不多都受到迫害。他们有事情就去重庆找乃超，找翰笙，让他们想办法找南方局恩来同志解决困难。
此外，在我所从事的戏剧、音乐方面的工作上，和我所联系的电影、戏剧、音乐界的人士中，出现什么问题了，人家提出什么要求了，我也常去找乃超商量解决。乃超同志联系三厅内外文化界广大群众从事抗战文化工作，贡献很大。
总之，第三厅成立后，在武汉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宣传活动。那时，经常有全国各地的青年宣传队，包括平津学生流亡宣传队、东北宣传队、上海十个救亡演剧队，包括许多电影界演员。武汉学校、工厂、店员也都组织自己的宣传队，经常联合演出，整个武汉非常热闹，到处都是抗日的歌声。
1938年秋天，我随一支演剧队离开了武汉，开赴第二战区，到山西去了。周恩来同志给了我一个“军委会政治部西北战地宣传工作视察员”的名义，以便于工作。后来有一次，我骑马摔伤了关节，当地无法医治，组织上就把我送到了延安去治疗。在延安间，老朋友冼星海来看我，希望跟我第三次合作，《黄河大合唱》就是这个时候写的。稍后我被送到成都治疗一段时期。我的伤稍恢复后，正好有方便车子，我就去了重庆，又和乃超同志见了面。
在这之前，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武汉，第三厅辗转撤到重庆。我到重庆，本想着看老朋友，然后再去延安，或者回第二战区。可是一到重庆，冯乃超同志找我谈话，传达周恩来同志意见，让我留下来工作。原来，以前那个第三厅已经被国民党夺了权，郭沫若同志要求大家都走，离开重庆，向蒋介石总辞职。蒋介石慌了，怕这些人跑到延安，于是就挽留大家，另外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还是原班人马，还是原来的那几个处、那些科。原来的第三厅中共特支，就变成了文化工作委员会中共特支，书记还是乃超，我还是宣传委员。在重庆，我既从事文艺宣传工作，组织了诗歌朗诵队，也兼搞统战工作，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工作，这些都得到了乃超同志关心并愿意帮助其他人。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为了保存实力，避免蒋政权的迫害，在我党帮助下，进步文化界的党内外许多同志分批疏散。这时作为大后方重要文化堡垒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人员也将大半离去。只有郭老、乃超、翰笙和他们身边的一部同志留下苦撑。当时我党在军统内部的地下工作者发现军统的一个黑名单，我的名字也在上面，下面括号中还有“捕杀”两个字，他们马上把这个情况报告了组织。
周恩来同志让他的文化秘书张颖同志通知我，让我赶快走，去缅甸的仰光。我那时候总是不大在乎，因为以前总遇到这类事。此外，我不想去缅甸，于是恩来同志当面说服我，还让冯乃超同志找我具体谈。随后乃超约我到郭老在城里的住处天宫府谈话。郭老的这个地方比较宽敞，以前恩来同志常与乃超邀我和田汉等同志到那里聊天。这次乃超约我到这里，代表组织很严肃地要我马上走，并从郭老的书橱里拿出一本世界地图，指出怎么去昆明、怎么通过边境、怎么到缅甸，并告诉我一路上都会有熟人帮助，到昆明、到缅甸找谁联系，他都很详细地讲给我听。在嘱咐我几句后，还发给我路费。
1941年2月的某日，郭老为即将远行的章泯和我饯行，乃超与翰笙作陪，那是一次深情的、沉默的便宴，席散后，我和乃超同志漫步片刻才分手。不久，我化装成一个商人，改名张华甫，一路上历尽多种艰险，于夏天到达了缅甸。
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进攻缅甸，我又辗转返回了昆明。1944年上半年，我在昆明接到乃超同志从重庆寄来的信，谈到他郭老对闻一多先生的近况甚为关注，托我向一多致意问好。
信中还转达郭老让我向一多约稿的事，请他为《中原》（郭老主编的大型文艺刊物）写稿，嘱我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我把乃超的信拿给一多先生看了，他笑着说，“这可得好好写”。不久，他就写出了富于创见的名篇《屈原问题》。这是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探讨历史问题的一篇力作。抗战期间，我到西北、西南各地奔尽快，都常写信给“乃超兄、声韵姐”报告行踪，知道他会及时告知长江局、南方局负责同志。解放初那几年，我和乃超没再见着面，但还常常通信。直到1959年，我利用和周扬同志一起到广东的机会，我到中山大学去看望了乃超，我们在一起聊了很久。再后来见面就更少了。
1975年，冯乃超同志到北京，到我家来看我。那时我还在干校，正好探亲回到家里，见老大哥来了，非常高兴，就在家里款待他。那时也说不上款待，家里正好有广东的绞鱼雌头，我们边吃饭，喝点葡萄酒，边聊天。我自嘲式地聊了我在干校的事，把苦事当乐事说吧。
稍后，几次去三里河路看望乃超夫妇。他那时候为心脏病所围绕，不能下楼了，可表面上看不出来。后来我还到北京医院看过他。直到现在，我脑子里还时时浮现出他那时候的笑容，很敦厚的笑容和带着鼻音的广东官话。我每次去看他，都没有深谈，动感情的事也没谈，怕他身体受不了。粉碎“四人帮”后，我们都自由了，反而不能谈心了，真是憾事。
总之，这位老大哥对我一直是非常关心、爱护的。我也非常尊重他。乃超同志在第三厅，特别是在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时候，对郭老帮助很大，类似顾问的性质。同时，他也是郭老与周恩来同志联系的一座桥梁。可以说，在南方局，乃超同志是恩来同志在文化战线上的一个得力助手；在蒋管区，他是文化战线上的组织者、指挥员，长期默默地、不动声色地做了大量工作。
他的事迹，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是文化界的人）都不会忘记。
（张光年口述，李丹阳访问录音，杜立整理 来源：《百年潮》200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