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 年7 月，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抗日战争的烽火弥漫全中国。我像当时许多青年学生一样怀着满腔热情从祖国的最南方，投奔到革命圣地——延安。1939 年夏，领导同志突然告诉我，给我分派了新的工作，叫我立刻去杨家岭集合。我一口气跑到了集合处，是山下一列平房，已经有不少同志在那里热烈地互相谈话。
（摘自《你是这样的人——回忆周恩来口述实录》，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有改动）
不一会儿一位领导同志随着爽朗的笑声走进来，同志们向他涌过去。我还不知道他就是周恩来。一会儿他走近我，笑着问道：“你是小广东吧？要把你调到蒋管区工作，怎么样？”那时我心里真难过，委屈得要哭了。“我是从国民党地区来的，我要去前方打仗抗日。”我的话引得周恩来哈哈大笑。他说：“哪里都有工作，哪里都有抗日，你慢慢就会懂得的。”于是，1939 年7 月我被调到重庆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
1940 年8 月底，周恩来去苏联治疗臂伤后经延安返回重庆，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同志们都非常高兴，因为他回到红岩使整个气氛都改变了，大家在生活上好像也活跃起来，所有同志对他都非常尊敬爱戴。周恩来本人对大家很亲切，没有一点首长架子。
有一天，我抄完急电，童小鹏（一直随周恩来在西安、重庆等地八路军办事处，负责秘书、机要工作）不在，于是我拿着一叠电报到周恩来处，他很快专心地读完，抬头看见是我，有点惊愕地说：“你不是那个小广东吗？”我点点头。
他问：“你在机要科工作？”
我点点头。
他又问：“你在延安是哪个学校的？”
我说：“是鲁艺的。”
他又问学什么的？我回答戏剧系，又加上一句：我不喜欢演戏，我喜欢文学，但那时候还没有文学系呢！
他又问：“你演过戏吗？”
我说演过《农村曲》《军民进行曲》，都是歌剧。因为我说话带广东口音，只能唱歌。他突然像想起了什么，哈哈大笑说：“你就是《农村曲》里的春姑吧？”
我又点点头。
“那你在延安还是个名角嘛！”他又笑起来。我挺不好意思地拿回电报回头就跑了。
不久以后我就被调到曾家岩50 号南方局文委，在周恩来领导下做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工作。
记得我到文委工作不到半年，周恩来有一天和我谈话，问我在重庆文艺界有没有认识的朋友，我说一个也不认识，只是我从延安出来的时候，我的老师陈荒煤交给我一封信，让我转交给叶以群，并说以群是他的好朋友，如果有必要他会给我帮助。我告诉周恩来，这封信一直还保存在我手中，因为在红岩嘴时，我是不能外出的，所以还一直没有见面转交那封信。
周恩来顿时笑了，说你太老实了，应该向童小鹏汇报呀！怎么能把一封信压了一年呢！随即他把叶以群的电话告诉我，让我联系上了就亲自把信送去，并告诉我说，你既然调到文委来工作，就应该尽可能认识文化界的朋友。
叶以群是个非常热情的人，我和他通上电话，他知道我从延安出来，又带了陈荒煤的信，很高兴，随即约我到重庆城里的广州大三元酒家饮茶，我答应了，问清地址，在约定时间我找到了大三元酒家。在我以后的工作中，叶以群给了我许多帮助。
由于我已经开始做些对外工作，所以用《新华日报》记者和编辑的名义参加文艺界各种活动，可以采访文艺界人士。从那时起，我到全国文协参加有关讨论会，经叶以群介绍，认识了老舍先生，还有住在张家花园里的臧克家、梅林、史东山、郑君里等许多朋友，以后巴金、冰心到重庆，我也在欢迎他们的茶话会上认识了这两位著名作家。
我在文委工作几个月后，由于很努力，周恩来和徐冰都对我十分关切和信任。周恩来常常鼓励我说，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广交朋友，善交朋友，要从交流中产生影响，在交友中宣传党的方针路线，使坚持抗战、团结、民主、进步的思想为人民大众所接受，使进步的队伍更加扩大。他经常教育我们，在国统区，我们不可能发号施令，也不可能去指挥任何人，只能依靠正确的指导思想，依靠每一个共产党员的榜样起作用。
当我在南方局文委工作期间，发生了皖南事变。国民党顽固派要消灭共产党的新四军，掀起第三次反共浪潮，重庆的政治气氛因而非常紧张，国共联合抗日的形势，面临严峻的考验。重庆国民党特务横行，抓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文艺界许多知名人士都被列入特务捕杀的黑名单。一时间乌云密布，笼罩整个山城，我们红岩八路军办事处、曾家岩周公馆和《新华日报》等公开机关都有随时被查封的可能。延安党中央多次来电报，催促周恩来返回延安免遭逮捕，但周恩来从大局出发，认真考虑后决定，南方局不能撤，他本人更必须坚守在重庆，以挽救时局的危机，何况那时有很多进步人士、民主党派人士、教育界文化界人士，在重庆也面临危险，如果他走了，一定引起恐慌，也不符合共产党人的品德。他必须让朋友们离开险境。
那时要大量疏散在重庆公开机关的人员，八路军办事处等原有数百名工作人员，有3/4都必须离开重庆，大多数人撤回延安，部分没有暴露身份的人可以转入地下。情况十分紧张，而在重庆又必须先把各方进步人士疏散离开险境。就我所亲历有关文艺界人士疏散的情况，周恩来和南方局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当时疏散路线有几条，一是去延安，二是经过敌占区到达江北根据地，三是去香港，还有一些朋友经由昆明去缅甸以开拓新的阵地。
周恩来召集南方局文委会议，专门研究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和条件，建议他们到哪里比较合适，这样的会议常常从夜间开到凌晨，连续好多天都是如此。我记得去延安的有欧阳山、草明、艾青夫妇、罗烽、白朗等；去香港的有司徒慧敏、丁聪、胡风夫妇、凤子、凌如等；去昆明缅甸方向的有光未然、李凌、赵等。决定安排以后，大多由周恩来或徐冰和他们谈话，说清情况，还征求他们的意见。那一阵工作极为紧张忙碌，而我的工作也很紧张，比如他们决定去向之后，我和他们联系具体落实行程。
这一次大疏散很成功，这么多知名人士撤离重庆，无一人遭难。
重庆冬季的雾很大，特别是在晚上，所以日军飞机一般不来轰炸。1941 年冬，南方局文委在周恩来倡议和领导下，要改变皖南事变后重庆一片黑暗沉寂的局面。当时，留在重庆较多的是戏剧家，如能演出话剧，则既能贴近广大人民群众，又比较容易收到政治效果，于是决定开展戏剧演出活动。最为重要的演出活动就是郭沫若的新编历史剧。
周恩来和郭沫若是老相识。抗战初期，蒋介石任命周恩来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没有实权，但周恩来考虑至少可以利用这块招牌来做点实事。政治部中的第三厅专管文化宣传，是个向全国军民宣传抗日的重要阵地，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和信心至关重要。由于该职务需要一位既受各方人士尊敬，又有号召力，又具有才能的人来担任，所以周恩来立刻想到了郭沫若。周恩来找到郭沫若商量三厅之事，岂料郭沫若回绝说：不愿当国民党的官，即使当了受约束也做不了实事。周恩来再三说服无效，只得对这位老战友推心置腹说了几句话：你不当三厅厅长，我当这个副部长毫无意义。我俩调个位置，我当厅长行不行啊？几经周折，郭沫若终于担当了军委政治部三厅厅长。周恩来以此为契机，把当时已经聚集在武汉的文化英杰，尽可能请到三厅里来，共同为民族危亡、抵抗侵略而尽力。
这次在重庆，郭老首先修改了他写于20 年代的一部剧作《棠棣之花》。当时，在重庆的文艺界朋友都感到戏剧演出能直接与观众交流思想感情，对人民群众有更大的影响力。而历史剧表面上与政治关系不甚密切，国民党的压力也还不算太重。在郭老以极大的热情修改《棠棣之花》的过程中，周恩来曾经数次到郭老家，鼓励郭老，想方设法给予具体的支持，并对许多进步朋友说，郭老的戏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棠棣之花》在观音岩抗建堂剧场演出，盛况空前。
在《棠棣之花》第二轮演出时，郭老已经开始写《屈原》剧本了。郭老写《屈原》时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很快，周恩来就看到了剧本，十分欣赏。周恩来还几次到剧场看《屈原》的彩排，他特别欣赏其中的长篇独白《雷电颂》。
他曾经笑着对一位同志说，屈原并没有写过这样的诗词，也不可能写得出来，这是郭老借屈原的口说出自己心中的怨恨，也表达了蒋管区广大人民的愤恨之情，是向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控诉，好得很！不久，周恩来又叫我把饰演屈原的金山约到红岩办事处，共同研究剧本，还让金山给大家朗诵《雷电颂》。金山的朗诵非常动情，全身心投入，有极大的感染力。等金山一朗诵完，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周恩来也上前表示祝贺，说他真是表达了郭老的激愤之情。《屈原》的演出又一次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随后，郭老又有《虎符》和《孔雀胆》等剧作的问世。另外，阳翰笙的《天国春秋》、夏衍的《法西斯细菌》、曹禺的《北京人》、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等演出也很成功。在周恩来和南方局文化组的领导下，重庆的进步文艺活动蓬勃开展。
我记得就在那个寒冷的冬季，有一天吃午饭时，周恩来对我说，想请文艺界、戏剧界的朋友到曾家岩50 号来玩一次，吃顿晚饭。他问我大概要请多少人？我谨慎地回答，大概数十人吧。没想到消息不胫而走，要来者超过了百人。周恩来表示，来者不拒，还特别提出，他要自己下厨房做他的家乡菜“狮子头”。
那天来了许多朋友，把曾家岩50 号挤得满满的。周恩来给大家敬酒夹菜。大家听说“狮子头”是周恩来亲自做的，拿起筷子一扫而光。这晚尽欢，人人振奋。多年来，我常常想起这件事，我想这正是几年来我们工作的成效，是对国统区进步文艺队伍的一次检阅吧！
我之所以不避冗繁地叙述这些事情，是因为只有这些具体的实事，才可以说明南方局文化组对国统区文艺工作的领导是毋庸置疑的。这支进步的文艺队伍，是经过周恩来的辛勤劳动，一点一滴凝聚起来的，是循着党的正确方向前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