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是贫穷的工人家庭，我家周围邻居也大多是工人和农民，我们都知道共产党是为穷苦老百姓谋利益的党，是坚决主张抗日救亡的党，虽然见不到“共产党”，但是我们经常可以听到、看到许多进步人士抗日救亡的言论、文章，我们就朴素地认为这些“进步人士”，就是共产党方面的人士。
柳湜、徐鸣夫妇是我的近邻，平时我们相处甚好。我当时就知道柳湜是个作家，在读书生活出版社工作，还是《街头讲话》的作者，是主张抗日救亡的进步人士，所以我暗地里就认为他就是共产党方面的人。他知道我家里贫困，我当时初中毕业了，但实在无力升学，就把我介绍到读书生活出版社（后来改称读书出版社，以下简称“读社”）当练习生。于是我就认为“读社”也是共产党方面的书店了，而我自己也是共产党方面的人了。因此自己既有点暗喜，又有点害怕，全家人也相约对外人要注意保守秘密，注意谈话、活动方式，提高警惕。
在“无锡青抗”入党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者在上海挑起了战争，“读社”决定到汉口开展内地出版工作，我随洛峰先生到了汉口。洛峰是“读社”的经理，后来知道他是地下党员，他对我的教育和帮助很大，我一直尊称他为“洛峰先生”。当时“读社”业务发展比较顺利，社里也陆续增加了好几个同事。在汉口，洛峰先生工作忙极了，尤其是常有新华日报社（党在汉口办的党报）和八路军驻汉办事处（我们称为“八办”，实际是“中央长江局”，对外称为“中共代表团”，以下“八办”均是此意）的来客：如潘梓年（新华日报社社长）、章汉夫（新华日报主编、新中国成立后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许涤新、林默涵、曹荻秋、夏衍、周立波等。罗炳辉将军和洛峰先生是云南同乡，也来过多次。后来才知道，他们除了商谈“读社”的出版事务、出版计划外，还和叶剑英接谈多次，终于接上了他（洛峰先生）的党组织关系，从此他就在“八办”的凯丰和何伟领导下进行工作。
我那时白天做社里的活，晚上业余时间，就参加了当时在汉口异常活跃的抗日救亡团体——“青年救国团”（青救）和“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的救亡活动。后来知道这两个团体都是党直接领导下的群众团体。我白天在社里的工作是很努力的，洛峰先生很满意，他对我业余时间搞抗日救亡活动，也是很支持的。我主要是在“青救”活动。不久，“青救”和“民先”被国民党无理解散，原“青救”领导我的吕德基（后改名吕东明）因此很快转到“无锡青抗”（全称“无锡青年抗日救亡团”）。因为他知道我是“读社”的工作人员，平时工作还积极，所以也把我带到“无锡青抗”。“无锡青抗”是无锡的一个青年救亡团体，无锡沦陷后，仍保持了原组织，一路向西撤退，继续做宣传工作，直至抵达武汉才驻下来，很受武汉各界欢迎，而国民党也一时无法“解散”它（后来知道，他们里面也有党组织，第四机械工业部钱敏部长当时就是这个团体的负责人之一，但当时我们并未见面）。大概是1937年10月上旬的一天晚上，吕德基找我谈心，他对我说：“你既然热爱共产党，我有个朋友是共产党员，我介绍你们认识一下好吗？”我当即回答：“那好啊！”于是，吕德基和在“无锡青抗”的另一位党员应文彦两人作为我的入党介绍人，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间是1938年10月，地点在汉口。因为我是工人家庭，自己又是店员，所以没有候补期，我的组织关系因此不在“读社”，而是在“无锡青抗”吕德基那里。这些情况“读社”的洛峰先生不知晓，我也无法告诉他。
这时“保卫大武汉”的大会战已近后期，大家早已陆续向重庆、广州方向做撤退，我们“读社”也已经把一些重要的“纸型”（已经排好了活字铅版打出来的纸型，是出版社最重要的资产）运到了重庆分社。洛峰先生等人经过认真分析局势，认为广州对“读社”未来发展更有利——广州北可海路联系上海，当时“读社”书籍的出版印刷主要在上海租界（如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等），陆路又可顺利联系湘滇黔川，因此决定把“读社”总社设在广州。当即令我立刻去重庆，把早已运到重庆的重要纸型，迅速押运到广州分社去，并决定让我不再返回武汉，留在广州做未来的总社工作。我刚入党没几天，就遇到这个重大事件，不知如何是好，立刻向吕德基请示报告。他请示上级后向我回示：“同意你去重庆转广州，你的组织关系将由我负责给你转到广州读社总社去。”
1938年10月10日，我登上去重庆的轮船，轮船刚到宜昌停靠，就传来战况：“敌（日军）于十月十二日在广州大亚湾登陆……”我一时不知所措，怎么办？还能去广州吗？我立即在宜昌发电报给汉口的洛峰先生请示，幸而很快接到洛峰先生回电：“可径赴渝，去粤作罢”，我放下心来，直赴重庆。第一次转接党组织关系不久，武汉沦陷，洛峰先生等也到了重庆，我们在重庆会齐了。但吕德基当时只知我会去广州，却不知我现在只能在重庆落脚了，我的党组织关系怎么解决呢？时间一天天过去，吕德基那边又音信全无。
一天，来找洛峰先生的“八办”的一个人员，突然“神秘兮兮”地要我出去谈谈，我心里忐忑不安，不知如何是好，但还是跟他去了附近的一个茶馆。我俩边喝茶，边聊天，最后他对我说：“博古同志叫我跟你联系，你的组织关系转到了。”不久，这位同志把我的关系介绍给了当时在重庆生活书店工作的华凤夏（后被特务杀害于渣滓洞），我的党组织关系在一个月左右后终于转到了重庆。
当时我有过这样的疑问：我的党组织关系怎么会让党的高级领导博古转呢？后来我猜想大概是当时博古是“八办”组织部门的负责人，吕德基在汉口沦陷前夕将我的党组织关系汇报到了“八办”。那时他只知道我要“自重庆到广州”，但这时广州已先于重庆沦陷，他于是只能做“不在广州读社，就在重庆读社”的推断，向组织上做了交代，因此负责组织工作的博古也就做了我只能在重庆读社的判断，找到了我。组织上对一个普通党员这么认真、关心、负责，使我受了一次很大的教育。这是我在国民党统治区转接党组织关系的第一次经历。
不久，华凤夏去了延安，于是，他把我的党组织关系介绍给在生活书店工作的何廷福。在他的领导下，我在“读社”发展了范用（新中国成立后任三联书店总经理）、陆良才二人入党，并成立了党支部，由我任支部书记。后来又介绍党员吴忠谷加入这个党支部，新知书店的党员徐津也转到我们支部。
第二次转接党组织关系
1939年6月初，洛峰先生决定派我去成都建立“读社”成都分社，并任经理，争取7月1日党的生日那天开张。我那时18岁，此去将单独担负重任，内心高兴，但一想到自己的经历和年龄，将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工作，又有点胆怯。当我将此决定向党组织领导何廷福报告时，他表示同意，并表示：我的组织关系，他将负责转到成都。那时从重庆到成都，坐“木炭”汽车两天即可到达，但我的党组织关系将如何转到，又成了新的悬念。
在建立成都分社的过程中，党在成都开办的战时出版社经理杨道生和副经理吴与之给了我很大帮助。大概是“七一”前夕的某一天，杨和吴约我到战时出版社见面，杨开门见山地对我说：“你在重庆的组织关系转到了，以后就同吴与之同志联系。”我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这样我在国民党统治区完成了第二次转接党的组织关系。
不久，“读社”分社成立了党支部，我任支部书记。7月1日，分社顺利开幕，业务也还不错，此时成都书业界同样也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成都市书业界同仁联谊会”，我也加入其中做些抗日宣传工作。入冬后成都国民党反动气焰日益嚣张，罗世文、车耀先、杨道生等同志不幸先后被捕并被杀害，我根据党的指示，停止了一些公开活动，转入隐蔽状态。
1940年初，得到洛峰先生的指示，我被调回重庆，并派陆良才、吴忠谷来接替我分别任正、副经理。不久陆、吴二人抵成都，我向他们做了工作移交，准备随时返渝。这时单线领导我的杨祚禄（后改名杨用之）在我得到调令后，同以前的情况一样表示同意我去渝。离开成都的前一天下午，我又特地再到他的宿舍里正式向他告别辞行，他再次表示了党的组织关系将由他负责转到重庆。
2月底我到重庆后，一两个月过去了，始终无人来找我，我不免开始着急。洛峰先生和范用成天都在忙碌，我深知他们除了忙社务外，一定还会忙着党安排的工作，但我却和他俩没有党组织关系上的联系，只能“游手好闲，无从插手”，也无人可以交谈倾诉。就在这时，新的情况发生了：洛峰先生告诉我，社里已经决定，让我做好准备，要远赴太行山去参与开办“华北书店”。
第三次转接党组织关系
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情况是对抗日更加动摇，而对共产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对我们三家书店则更加强了捣乱、迫害。如在西安和成都抓捕、扣留了生活书店的分店经理，没收财产；在衡阳封闭没收了新知书店并抓捕了分店经理。我在成都时，也曾遭到特务“上门”，被“查抄扣留”了大批所谓“禁书”。有鉴于此，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曾两次约见三家书店的经理和负责人邹韬奋、徐伯昕、黄洛峰、徐雪寒四人商讨对策，最后决定：为保全财产，保护干部，开展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出版事业，三家书店应各抽出一部分资金和一部分纸型，并各派一名干部，先到太行山（即晋东南，也即晋冀豫根据地）开办书店，店名定为“华北书店”，这也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到敌后去开办的第一个“三联书店”。
那时国民党统治区的热血青年都特别向往延安，向往太行山，向往到敌人后方去打游击战。在汉口时，我曾向洛峰先生提出过希望到太行山去，但经洛峰先生和公朴先生商讨未能同意，现在却是主动让我前去，并指出不久即将成行，我是多么高兴。但是，我的党组织关系尚未转到，因而，喜忧参半。此次赴太行同行的代表有生活书店的李济安、新知书店的陈在德、“读社”的我，任务是以“大后方民主人士”（不用三家书店名义）身份，到敌后开办书店。当时我和李济安是党员，但未接上党组织关系，陈在德尚未入党，这个问题我们三人心中各自有数，心照不宣。根据“八办”通知，我们赴太行的日期定于8月初，而我的党组织关系仍毫无动静。8月1日那天，我意外的在重庆街头碰着了杨祚禄，真是喜出望外。我立刻向他提到我的党组织关系，我还特别告诉他，我即将赴太行办书店，不日将北上等情况。杨表示：他现已在重庆“八办”熊老（即熊瑾玎）处工作，我的组织关系，他将负责转到太行去。我不能“责问”他，我的关系为何迟迟未能转到，也不好问他将如何把关系转到太行去，我又如何能接到关系，心中无限惆怅。在那白色恐怖笼罩的情况下，可能他有他的难处。
不过我对熊老还是知晓的。因为熊老那时在重庆“八办”工作，人称“熊老板”，他就重庆《新华日报》的纸张供应，以及如何组织四川纸商生产四川土纸以保证印刷党报、书刊的需用等问题，曾多次来“读社”和洛峰先生商讨过，因而我们有机会见过面。
两三天后我们三人到了红岩的八路军办事处，我们将要在这里出发先到西安。我们坐的是八路军运输汽油的卡车，在上车前，我们三人为安全起见都临时改了姓名：李济安改名为李文，陈在德改名为王华，我则由赵子诚改名为刘大明。不料数十年后，我们三人都未改回原姓名。同时，我们三人又脱下了自己身上原穿的衣服，改穿了八路军的军服，我胸前佩戴的胸章，则是“押运兵”。我们到了西安后，又坐火车到了洛阳，又在洛阳八路军办事处改穿了军官的军服，我佩戴的臂章是“陆军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胸章则是“垣曲兵站办事处医生”，以便通过国民党军驻地。这样，我们过了黄河，过了日军封锁线，历时三个月，正值百团大战尾声，才到达了当时八路军野战总部驻地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南端的麻田镇，真正呼吸到了根据地抗日民主的新鲜空气。
我们到边区后受到了边区政府杨秀峰主席和八路军野战总政治部罗瑞卿主任的接待和彭德怀副总司令的接见。面对功勋卓著、四海闻名的领导，我感动至深，心里想着今后只有以虚心的学习和勤奋的工作来答谢了。
经过近两年的艰苦努力，我们建立的华北书店在太行山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受到了一些赞扬。后来李文调赴延安，华北书店即由我和王华二人负责。王华后来在桐峪街委入了党，而我的组织关系仍无消息，我也只有严格地要求自己，不论处在什么情况下，一定要保持党员的本色。由于青年记者学会太行山分会（以下简称“青记”）会长蒋慕岳得知了我未接上党组织关系的情况，又亲自见到了我在太行山两年的工作、学习等情况，为此他建议我是否愿意重新入党，如将来接到关系，仍可连接上党龄。我同意了这个建议，于是我在蒋慕岳和“青记”另一位党员冯诗云二人的介绍下，于1942年冬在“青记”重新“入党”。1943年春，华北书店根据党的指示，为精兵简政，克服边区经济困难，与新华书店合署办公，我的组织关系也转到了新华书店。从此以后，我的行政关系和党组织关系就同时转接了，直至1945年日寇投降不久，我又奉北方局宣传部长李大章之命调冀鲁豫新华书店工作，但始终没有得到杨祚禄的任何信息。
这时华北各根据地交通已经完全畅通，人来人往很频繁，信息也较灵通了，因此我开始通过很多方式联系熊老和杨祚禄。
1948年5月，中央将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个解放区合为华北解放区，成立华北中央局、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为后来华北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的建立在组织上做了准备），并在石家庄召开华北解放区工业会议。我经区党委决定，代表冀鲁豫边区工业部门出席了会议，到了石家庄，住花园饭店。在和各方面接触时，我得知了熊老领导的中央财办已从晋绥边区到了石家庄，而杨祚禄又恰在中央财办领导下的财校工作，也驻石家庄。我抽会议空隙去财校找杨，得回答说：“杨已调离”，于是又找熊老，可惜未能和熊老见面，只得给熊老留了一信，原信如下：
熊老瑾玎同志：
听说你也在石门（石家庄）了，几时到的？你在晋绥时，我委托你转一信给杨用之同志，接我的组织关系，今日到财校（石家庄）找杨用之同志，得知他又调动工作了。我原在冀鲁豫，前天到了石门，现住花园饭店，我在冀鲁豫时，曾给杨用之同志通过信，请他如调动工作时，能留个信在财办，以便万一他调动，我还可以接上关系，未知他在走前留信没有？或者请你问问其他同志，如果他留有信件证明，就不必再远找他了，请赐示。
敬礼！
刘大明（即赵子诚）
五月十六日（1948年）于花园饭店
没过多久，我就得到了熊老的回条如下：
杨用之动身时，并未留什么信，杨的通讯处是冀中饶阳团里村永茂公司。
此复
刘大明同志
玎
由于当时物资紧张，我给熊老的信，是用石家庄新华书店的“广告品”的背面空白写的，而熊老的回信则是用了我原信的反面（广告品的正面）写的，但字迹还可辨认。这样，终于有了杨祚禄的下落。永茂公司是当时中央财办的一个直属大公司。当我向财办同志问及如何能找到杨时，得到的回答是：“杨一行是一个‘汽马车队’（装有汽车轮胎的双轮大车，运转较木轮大车轻便），今天刚出发，晚上可能宿藁城县贸易局。”这时天将近中午，我便立刻做出决定，向藁城方向追去。
我向大会请了假，带上了随我来石家庄开会的通讯员张彬，一人一支短枪，一人一辆自行车，向藁城进发了。由于道路情况并不太好，结果我们到达藁城城内时，天已经漆黑了。
在石家庄时，我也听说藁城刚解放不久，城内残余敌特顽坏分子多有作乱，治安情况还较差，要我们提高警惕，我也顾不得这些了，但当我们找到藁城县贸易局时，局大门紧关着。当我们叩门时，半天才有人回应，令我们二人觉得奇怪的是，他们显得特别紧张、警惕、小心。而当他们把我们二人引进院内，我俩还未定神时，却突然“窜出”几个壮汉，不容分说，把我们俩人的短枪卸了，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尽管我们一再申诉，我们是石家庄开工业会议的代表，亮出了会议的代表证件，并解释是来找“永茂公司路过人员”的，但丝毫不起一点作用。他们对我俩一言不发，既没有捆绑、殴打，也没有辱骂。不一会儿，他们把我们押到了另一个地方，到达目的地，方知原来是一个监狱。
我俩在监狱院中一会儿站着，一会儿蹲着，一直无人来“管”我俩，真是无可奈何。天亮后，工作人员来了，我要求他们立刻放我出去寻找永茂公司车队，他们仍是二话不说，倒是真的把我俩放了出来，让我们自己到街上去寻找（大概他们根据我们提供的情况向有关方面进行了联系，证明我们的身份属实，因此只是“一言不发”，没有做出其他举动）。我们到藁城，人生地不熟，又得不到贸易局的协助，所以到了大街上，只有到处打听。当找到接待过永茂公司一行的骡马大店时，他们声称“天一亮就出发了，现在不知道会走到哪里……”
是“追赶”，还是“暂时放弃”？我为难起来：“追赶”——我们的枪、自行车还被扣着，昨夜至今水米未进，又在寒夜空院中蹲了一整晚，实已心力交瘁，劳顿不堪，又不知他们走哪条路线、能否顺利追上，而贸易局的是非又将如何“了结”……尤其是我到石家庄是来开会的，我能用更多的时间离开会议而办这件事吗？然而为了“寻找”党组织关系，我已等待了九年，此时不向前奔去，又欲待何时？委屈、气愤、遗憾、悔恨……一股脑儿向我袭来，又无人可以商量，一时无可奈何，最后只有决定：回石家庄，以后再说。
于是我又到了贸易局，要求发还枪支、自行车，让我们回石家庄，局方一一答应办理。在得了枪支、自行车后，就在街上草草吃了点东西上路，回石家庄。此时天已近午，幸好在半路上碰到了一辆基本空载、西进石家庄的大卡车，在司机端量了我俩身份后，允许我俩搭车，于是一路顺风，不大工夫就到了石家庄。
到石家庄后，我一面向会议销假，一面抽空再去拜访熊老，可惜仍然没有见着，我只得将情况写了一份材料，请求他转给杨祚禄。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大概是1948年秋，我突然收到了冀鲁豫区党委组织部组织科科长朱涛给我的来信，信中告诉我，“你的组织关系，已由杨祚禄同志证明，因此决定恢复1938年汉口入党的事实，党龄从1938年10月起计算”。从此我心中悬念多年的前段党籍得到了恢复，这是我第三次转接党组织关系的经过，正是：“九年苦守，小城惊魂，祸耶？福耶？终得善果！”
（来源：《百年潮》201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