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人：王骅书 王金鑫 陈于可慧 卢珊
采访时间：2016年7月11日
采访地点：盐城市滨海县界牌镇冲边村3组46号
整理人：王金鑫
我是家中独子，家境贫寒，所以没有上过学，不识字。十五岁时父亲又去世，家里失去了重要的经济来源，只得在别人家靠做长工为生，生活异常艰辛，同时日本人又侵略中国，来到盐城，于是于1942年19岁时，参军当了兵，起初加入游击大队，担任勤务员为部队首长打饭，照顾首长日常起居。期间部队活动在三坝区，我随首长居住在刘金花的家中，认识了自己的妻子刘金花，当时的刘金花年纪还很小没有当兵，相处久了便日久生情了，于是，我请人介绍说媒，刘金花当即表示愿意，但当时生活艰苦，所以也没有下定亲礼，以后我在部队当兵，刘金花则待在家里。
1943年反“扫荡”时，我随部队活动在洪泽湖地区，我担任两年勤务员后，于1944年阜东独立团成立后，调至独立团作战士，到班里后，部队发给我一把步枪，我至今还记得那是一把当初部队打天场的时候，从孙良诚那里夺来的，名叫开封造的步枪，以及两身衣服，里面穿军装，外面穿便衣，当时的独立团只有二三百人，武器装备并不好，只有步枪、手榴弹等，每人三发子弹，平时由部队安排教官教授我们学习射击和拼刺刀。
同年，21岁的我向部队请了七天的假期，回家同15岁的未婚妻刘金花结婚，结婚的那一天，刘金花穿着我找人制作的方布格子做的新衣，被自己的母亲用独轮车推着送到了我家，当时的家庭条件艰苦，所以并没有办酒席，仅两家自家人在一起吃饭。由于事前已是部队通信员的我向领导吴大胜征求意见，并得到了领导的同意，所以婚后的我便带着妻子刘金花回到了部队，刘金花被安排在了新四军三师军服厂工作，做衣服、军帽和绑腿，一次要同时剪十二层灰布，灰布布料有土布，也有洋布，洋布则是从上海偷运回苏北的白布，到达后由军服厂染成灰色，再由刘金花她们负责制衣，同时部队里也有五六十台从上海偷运回来的洋机，刘金花在厂里也学会了踩洋机，此后刘金花先后待在三师所属的被服厂、制鞋厂、炮弹厂、修理厂工作，一直待到抗战胜利后。
解放战争爆发后，我于1947年8月同所在部队华野第12纵队第34旅参加了著名的盐南战斗，在伍佑和便仓，我们同敌人打了七天七夜！1948年2月底，华东野战军第12纵队司令陈庆先率第34旅从苏北南下进入淮南地区，刘金花也奉命随大军南下，当时生活异常艰苦，吃过晚饭渡小船直到第二天才渡过河，然后大军直奔淮南。此后刘金花一直待在安徽合肥供给部被服厂，此时身为通信员的我也随部队驻扎在安徽合肥新当埠（待查），而我的原名其实叫张爱堂，名字是自己当初在作通信员时，部队的首长为自己取的，因为我是负责送情报的，腿脚飞快，行动迅速凶猛，因此而得名，典型的例子便是1947年二十四岁的我回家时，在回家的路上，看见有人在扒门偷东西，当即便提着手枪追了上去，最终逮住了小偷，送到了派出所，因为小偷认识自己，所以后来才将自己的家从东坎镇的坎南，搬到了现在的冲边村。1949年我与刘金花的八个月大的大女儿在合肥出生。朝鲜战争爆发后，志愿军花名册上录有我的姓名，于是我准备送妻女回家乡，由部队报销来回路费，但是没有送成，因为部队指导员和团长念及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所以安排刘金花去安徽工作，但是最终计划还是发生了改变，部队让我们夫妻俩带着大女儿一起退伍回家，部队开取证明，分别给予我和刘金花475斤和175斤米作为复员费后，我带着手枪同妻女于1950年返乡，回到了滨海县东坎坎南北荡区，回来后却没有房子，一家三口只得搭个简单房屋居住，回家后，我担任了三年的民兵中队长，此后我们夫妻二人以务农为生，至今已相濡以沫七十三载。
我们共育有三男三女，长子是看门人，次子是名瓦匠，由于家庭贫穷，子女没有得到应有教育，工作都异常艰辛。其实我在部队时长时间担任勤务员和通信员的工作，与部队首长感情深厚，自己在部队的战友，后来也有身居要职的，像我晚年经常在一起玩的战友张长虎便官居团长，只要我说一句话，我的子女都会有很好的出路，但是，我却从未向部队首长和战友寻求帮助，即使是子女迫于生计，恳求我找老首长吴大胜帮忙找一份工作，但是我却说：“不去麻烦人家领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