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蒋学标
采访人：王骅书 王礼生 王金鑫 陈于可慧 卢珊
采访时间：2016年7月16日
采访地点：盐城市滨海县滨淮镇双舍村12组46号
整理人：王金鑫
我的父亲名叫蒋怀山，家中兄弟三人，大哥名叫蒋学桂，是我的大伯父和大伯母所生，我的大伯母改嫁后，被父亲蒋怀山收养，我则排行老三，而我的原名叫蒋德标，现在的名字则是在部队里被改的。当时全家正在逃荒，加上我的母亲经常生病，六岁时我的母亲去世，父亲蒋怀山一人无法养活全家，于是我被送给了居住在南京的一户徐姓人家收养，当时我的继父在南京给日本鬼子造炮楼，但其实我的继父继母是地下革命工作者，平时由于炮楼由日本兵看守，不允许我的继母进入，因此我的继母让蒋学标进去送饭给继父，于是我便拿着根讨饭棍带着饭进入了炮楼，就这样一次两次次数多了，加上我年龄又小，所以继母每次将我送到门口，日本兵每次都放我进去，于是有一天我的继母外出了，回家后说是帮我将讨饭棍改装一下，将讨饭棍改用破皮包裹，再用绳子扎起来，做个讨饭棍。当时我看送饭的时间快到了，便去熄炉灶，我看到了继母正在伪装讨饭棍，将木条用布裹起来再用绳子扎紧，于是我问:“怎么还不走哒？”我的继母急忙回答道：“马就走！”说着便从锅灶洞中掏出了一把枪，我好奇的问继母：“这个什么东西呀？”继母回答说：“这个呀！带到外面去有狗咬你的话，一下子砸过去，狗就跑了不敢咬你了！”然而当时年幼的我却什么也不懂。此后的一天晚上，我的家里来了两个人，逮捕了我的继父，在继父暴露之后，组织立即安排我的继母和我转移，然而当天南京的火车站和码头在四处搜捕抓人，我和继母两人无法离开，直到第二天在我们母子两人刚准备离开的时候，负责接应的人找到了我们，告诉了我们继父被日本人杀害的消息，于是我的继母和接应的人买了火车票，带着七岁的我坐着火车从南京来到了铜城。然而此时我的继母却患上了肺痨，被送往了紧急送往了在铜城的八路军第7纵队（不可能，可能是华野7纵的前身）的医院，五天后我的继母去世，这一年是1942年，我的继父四十岁，我的继母才二十七、八岁，而我只有七岁。
继母逝世后我被送到了烈士孤儿所，孤儿所里的孩子大的八九岁，小的则六七岁，当时部队行军时，我们被放到车篓或背筐中，有时是两个人坐在一个筐中，有时则是一个人。平时部队有专人负责做饭给我们吃，即使部队没有吃的时候，也会煨南瓜和山芋给我们吃。1944年第7纵队部队在铜城被打光后，我随部队一起来到了华中，重新了组建第12纵队（不可能，可能是12纵队的前身某部），九岁的我随第12纵队驻扎在淮安，在淮安我找到了自己的父亲和哥哥。1945年十岁的我同父亲和哥哥一起正式入伍，当时我的父亲和哥哥在外打仗，我则被安排在第12纵队后勤，像之前在烈士孤儿所一样由人照顾。解放战争爆发后，1946年国民党军开始进行反攻，而当时部队主力去了淮海，只剩下了后勤部门，我随部队一直被敌人追到了东海边的团塘，此后主力部队回援，我随后勤部队寻找第12纵队，而国民党军一个师紧随其后，我随部队转移至洋河，在洋河遇到了东海海防大队长吕国强携带十挺机枪和几十个人前来，我与后勤部队以为来接应自己的，然而吕国强其实去和国民党接头，准备率所属部队投降敌人，双方擦肩而过，我们还以为他们是去阻击后面追击的的国民党军，此后我们为寻找第12纵队转战杨庄等地。1947年8月，我十七岁的哥哥蒋学桂在盐南战斗中攻打便仓时阵亡，与哥哥一起当司号兵的战友，负伤从战场上下来后告诉了我哥哥在前线牺牲的消息。
淮海战役后，后我随第10兵团南下经渡过长江来到福建，当时我住在位于黄山的第10兵团疗养院二十三院，而在第10兵团后勤部工作的父亲则住在福州，两地相隔十里路，但却不知道对方在哪里，后来我的父亲登《福建日报》才找到了我。当时我的父亲在福建解放军卷烟厂做司务长，于是我被部队调至卷烟厂，由于年纪小便做了一名机器卷烟工人，当时的卷烟厂是由第10兵团后勤部为了获取外汇所创办的，采用机器生产，工厂原先在福州，被敌人烧毁后迁到了南平，由李国如任厂长，工厂职工区负责卷烟和包烟的工人，加上机器工人和部队人员一共两百多人，工厂中有一百多名南平当地女工，主要负责卷烟、撕烟叶和打杂工。原料由木桶包装，从国外进口，刚打开木桶立刻便能闻到烟草的香味，生产的香烟名叫红光，产品出口至国外，然而工厂漏税，结果地方税务机关将机器没收工厂被查封，加之在第10兵团后勤部卷烟厂生产处任连级干部管理员的父亲在喝酒后，与副团级干部卷烟厂厂长李国如争吵闹到要开枪的地步，但是就在我的父亲刚掏出盒子枪要开枪时，副厂长便立即夺枪，于是子弹打偏，没有打中厂长李国如，最终我的父亲被降成了排级干部的司务长，党内警告一年。于是父亲心生了带我回乡的愿望，但是第10兵团后勤部蔡部长不允许，蔡部长说：“孩子还小，正在培养中，你就到被服厂或者到器械库看看门。”结果父亲说：“不！”蔡部长继续挽留说：“那你住到南平，小孩子就转在南平念书，念书念成以后，我们部队再收回头。”父亲说道：“我不愿意，我离故乡时间长了！我要回去！”蔡部长说道：“你回去，但你儿子不能带回去，带回去你就辜负了他的前程了！”父亲说:“我大儿子为革命牺牲了！如果我不把他带回去，以后终身就不得依靠了！”虽然部队极力挽留，并准备将我调至军官学校，但是父亲仍希望带我回到多年未归的家乡。于是1952年，十七岁的我在福建转业大队住了十几天后，便随五十一岁的父亲蒋怀山回到了家乡。
回家后，由于我的父亲是老共产党员，所以在地方上当了生产队长，并且还娶了一位姓王的妻子。而我则在河西小学读了一两年书，便由于家庭贫困回家务农，此后在生产大队当了保管员，此后由于家庭人口众多，所以生活很困难。文化大革命时期，乡政府进行反贪污，认为会计和保管员存在贪污行为，进行查账，由于我只上了一两年小学，不善术算，所以记错了200元钱的帐，虽然没有查出什么原则性问题，但是我还是被迫离职，回到了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