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樊金邦
采访人：王骅书 王金鑫 陈于可慧 卢珊
采访时间：2016年7月17日
采访地点：盐城市滨海县东坎镇水岸绿都67幢102室
整理人：王金鑫
我是家中独子，当时的政策是一家有两个儿子不动员，有三个儿子才动员。中国共产党考虑到如果樊金邦在战场上牺牲，致使樊家断后，无法向樊家父母交代，于是没有让我参军入伍，同时共产党与新四军是自1940年9月份来到滨海地区，当时党的政权不稳固，地主反动，所以我一直在地方工作。1943年春天，十八岁的我成为了中共滨海模范班的班长，第二年任基干民兵班长，使用从地主那得来的长枪，1944年陈家港战斗爆发时，身为基干民兵的我与战士们在中山河附近的大有搭建船桥，以方便新四军三师八旅24团渡过水深的中山河。由于自己的“八父八母”为人纯洁，家庭出身贫苦，于是我于1945年7月份经七套区的区委张雨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宣誓入党时，由于地方政权不够稳固，于是我们唯心的采取了歃血宣誓的方法，他们双膝跪地，右手拿刀，左手拿鸡，宣誓:“坚决听党话，跟党走，不出卖，不叛变，不自首，不投降。”然后手起刀落，杀鸡取血，共饮鸡血酒，违誓者犹如断头鸡一样。
此后，上级发放委任状，正式任命我为滨海县七套区樊集村村长，此时的村已经是民主政权，尤其是1946年实行废乡划村，撤销了国民党的乡后，村取代了过去的乡，村里由村长、指导员、财粮员和中队长四位干部和农会会长分管各项事物，村长乡长和指导员定二四级干部，财粮员定二十五级干部，中队长定二十六级干部，农会会长不是干部，从县长到村长都有委任状和印章，由上级统一颁发进行任命。作为村长的我负责动员村民参军，一般由三到五人组成群众组织前去动员贫苦农民子弟参军，三人一组轮流动员，每年春季动员一次，当时的原则是一家有三个儿子的动员符合年龄要求的一个去当兵，每个乡和村都有规定的征兵名额，但是当时也存在着逃兵役的现象，在我所在的七套区里便有一户姓刘的外来的人家通过自残来逃避兵役，然而这种情况在樊金邦所在的新民乡中却从未发生。
1946年我被任命为新民乡的乡长，下辖樊集、陆塘、刘庄、许里四个村，身为乡长的樊金邦不仅要为新兵牵毛驴戴红花，送新兵到部队，安排村中的代耕队为军属代种、代耕以及代收，部队后勤人员携县里发放的征粮和征草证找到身为乡长的自己，还要在乡里为部队征收公粮和公草，我根据“好地多征，坏地少征”的原则将土地分为各等进行征收，制作“草串”即每户该交的粮食数目单，征收后盖章，依照夏天征收小麦，秋天征收玉米的惯例，县里根据部队的人数，下达的指定数额的粮食，将小麦和玉米就地加工，在固定的磨坊中，采用大磨用驴加工，小磨人工加工的方法，日夜加工，磨成粉后，由部队的司务长交接带回部队，当时的新民乡没有公安司法机关，但是上级下来抓人，也要经过身为乡长的我签字后才能抓人。1947年经亲戚做媒父母做主，22岁的我同19岁的从未见面的妻子顾凤英结婚，我家送了四件布料用以做衣服和六块银元作为聘礼由媒人送去，两家都是樊集人，所以很近，当天婚礼在家里举办，顾凤英穿着新衣都顶盖头被用牛车送到了家中，由父母双全的全福奶奶牵到新房，由我亲自揭盖头。1948年，我的长子出生，此后两人先后育有一儿两女。
淮海战役爆发后，地方一次性组织长备民工支援前线，分为担架队和运输队，由运输队用小车运送粮草和弹药，由滨海出小车，射阳（6）则出挑夫，由我的堂哥樊金发带队组织民工前往淮安兴安镇集合，组成班排连，由区政府组织安排分工，时间长达一年，在这次民运中有人逃跑了，有人则火线入党，我的堂哥便火线入党，回来后担任区委委员。1949年渡江战役期间，地方政府也临时组织了民工运送粮草，用船运草，用小车运粮，而此时的我在七套区工作，负责民政，当时的区里有司法区员、社会区员、民政区员和文教区员，县里设有读狭管理文教，由高助担任负责，大军过江时，本有三套班子，等到南方解放后，立即送至南方各地担任相应的职务，我仍在区里工作，而我的同事民强乡的乡长吴庄在过江之后却开小差逃回七套区，结果被双开，开除官职和党籍，只得在家务农。
1950年5月份，我调至县百货公司，52年升任副经理，67年调至公安局工作，文革中被认为是当权派，调至粮食局樊集粮管所支部书记和党委委员，文革结束后，我先后调至百货公司和化作物公司工作，几年后先后任商业局输运股股长和任公安局东坎镇派出所指导员，只能带手枪步行去上班，此后我退休在家。如今樊金邦的86岁的妻子顾凤英已经于2014年去世，两人一生中除曾闹过一次矛盾外，一直感情深厚，现在我同自己的儿子生活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