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人：王骅书 徐振理 王金鑫 陈于可慧 卢珊
采访时间：2016年7月13日
采访地点：盐城市滨海县滨海港镇双堆村6组157号
整理人：王金鑫
我是家中独子，从小家里贫寒，所以没上过学，不识字，也没有文化。1944年19岁的我志愿参加新四军，当时的我戴着大红花，骑着毛驴，被送到了驻扎在小新港的部队，但是却因身体原因，而不被部队接受。第二年八月份新四军在东坎开征兵动员大会时，励志当兵的我跳上了大会会台，当众表达自己当兵的决心，于是20岁的我与同乡被编入了新兵连，而后直奔在淮阴的新四军军部，在军部里当通信员，负责送信，起初是背着三八大盖，骑马送信，后来则是腰跨盒子枪，骑着自行车去送信，而过河的时候则坐在洗澡盆中趟过河，然后跑步去送信，那时送信最远要来回一个星期呢！
平时在军部值班时，我则负责送电报，当时电报放在皮包里，用锁锁着，一共有两把钥匙，只有两边的负责人才能打开，旁人是无法打开的。我在送信时亲眼见过军长陈毅和副参谋长周子昆，还曾亲自给副军长罗炳辉送过亲笔信。而没有任务时我则在军部学习，由通信连长和排长教授我们隐藏或销毁信件的方法，连长和排长告诉我们：如果信件不是很重要则就地藏起来，等事后再去取；如果信件很重要，敌人又快发现自己了，则放在枪管里打碎，最保险的是吃到肚子里。
当时的生活非常艰苦，吃的都是和豆饼拌在一起的，有时吃三顿，有时则只有一顿，为了顾及老百姓，炊事班在采野菜时，采的都是长了种子的老野菜，但是部队里却是官兵平等，部队首长同我们吃的是一样的伙食。到了行军打仗时尤其是战斗部队，有饭送上去就吃，没有就饿着！当时由老百姓随军负责运送弹药，而我们在行军时，则每人扛着一捆电线，架线通电话由电话班负责，电报人员负责携带发电机，大家一起随司令部转移，住则住在老百姓家中，就这样我一直待在华东司令部，直到1949年随大军一起过江，当时的我坐小船同司令部在从六圩渡江到镇江登陆，然后至丹阳集中，为进攻上海做准备，进入上海后，华东司令部驻扎在原国民党港口司令部中，当时刚进国民党港口司令部的时候，敌人烧的文件灰还在冒烟呢！
朝鲜战争爆发后，我转到福建南平炮兵司令部工作，部队进行大整编后，在南京的少数通信员已开始骑摩托送信了，但是自己不会骑，此后我转至在徐州的炮兵司令部的弹药库看守大门。当时我的母亲已双目失明，于是我申请将自己的母亲接送至徐州，以便于照顾，但是申请最终没有得到批准。不久，部队排长便找了我进行谈话，让我进行转业，我当即表示：“一切行动听指挥，服从命令”于是我于1954年正式退伍转业，第二天便打好背包离开部队，部队给我开了转业证明。此后我被安排在南京东流的转业大队学习如何带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三个月后，29岁的我带着部队发放的381元复员费回到了家乡。
回到家的我在家种起了棉花，但是第一年夜里下大雨，淹死了自己种的棉花，此后经自己的老姑奶奶介绍，我认识了从溱潼逃荒过来会做衣服的王玉蔻，当时的王玉蔻带着四个孩子，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嫁给了我，我们夫妻二人相互照顾度过了五十多年，我尽其所能地照顾和培养自己的养子和养女。2012年，与自己患难与共五十多年的89岁的妻子也离我而去。如今的我身体还算硬朗，但是却身患五种疾病，虽然并不十分严重，但是却需要经常去医院检查和取药，然而，医院并不报销医药费，所以目前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自己看病取药时，医院能够报销医药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