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的出生
（来源：《新四军研究》第一辑）
一九一九年三月二日，我生于安徽青陽陵陽镇金家村。
父亲金广太，家有百多亩土地。在祁门城内还与人合伙开着一个名叫“豫大”的酱油店。我六岁在家乡的私塾读书。一九二九年，父亲与大哥相继病死。我们这个大家庭开始分崩离析。分家后，我母亲带着我与弟兄靠着分得的一小部分房产独立门户。我在已经属大娘产权的“豫大”酱油店当学徒。三年满师又在店内干了一段时间。三七年，我报考陵陽师范学校被录取。三八年三月，我二哥原祺在雷湖防空哨里当了头头，他安排我在他手下当班长。
二、走上革命道路
在防空哨时，因为有很多空闲时间，我常去祁门玩。碰到我在陵陽师范的同学王建业和冯宗礼。他们都是学校抗日救亡运动的积极分子。我们聚在一起谈日本侵略者的罪恶，谈中国的前途问题以及新四军抗日主张，青年人血气方刚、志趣相投，我也参加了他们组织的各种抗日宣传活动，贴标语、演抗日的戏等等，
有一天，王建业和冯宗礼对我说：“听说屯溪那边就有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我们大家去找找关系也去参加！你干不干？”干！当然干！我坚决地回答。又过了一段时间，王建业、冯宗礼和我三人，聚在祁门城外祁山脚下。他们问我：“你找到关系了没有？”“我没有找到关系”！“你是不是真心愿干？！”“当然是真心愿干！”他们二人笑了，对我说：那我们一起干吧。他们我带到祁门城外一农家小旅馆的一间房子里，拿出一张表格纸交给我，我填好表格交给他们。我们三人都又兴奋又神秘，禁不住将三双手紧紧握在一起。这一天，是一九三八年。一个永远钉住在我心中的日子。二天后，冯宗礼与王建业再一次领我走进那间旅馆的小房间。里面早已经等着一个人。他就是祁门这片共产党的领导人李式一（即后来的李可夫同志）。李式一先问了我的家庭情况，又向我宣讲了党的纪律、党的宗旨等等道理。当时，我有的听懂了，有的似懂非懂。但是他说的：“你现在是一名共产党员了，要保守党的秘密，服从党的命令，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这几句话是我完全听明白了，并且在心中记了一辈子。
我入党后，彻底结束了只有四个月的防空哨所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救国的运动中。
我们组织学生，下乡为农民扫盲，编排抗日的小话剧各处演出，在街头举行演讲会，贴标语等等，通过这些合法的形式，宣传抗日。经过一段工作经验，李式一同志介绍我到皖南特委党训练班学习。学习内容是：党的建设，民运工作，游击战术，统战工作等等。讲课的老师是：李步新、黄诚、孙宗溶及焦恭士。学习结束，特委派我担任青阳县委青年部长。指示我与一个大个子名叫苏托夫的党员接上关系。在陵阳一带，做抗日救亡国作和秘密地发展党的组织。
三九年，皖南特委又派我去东南局党训班学习。学习结业后被派往南（陵）芜（湖）宣（城）一带去工作，先后担任过组织部长兼妇女部长、县委书记；无为县副书记、繁芜工委书记等职务。
三、做革命的一颗种子
一九三七年底，日本侵略军佔领了芜湖、宣城、繁昌。三八年又疯狂地向皖南进攻，形势越来越严酷。三九年，受皖南特委派遣，担任南芜宣县委组织部长兼妇女部长，化名林子玉。由于国民党和顽固派对抗日斗争的限制和刁难，南芜宣县委转入地下，秘密地通过一些妇女和学生的合法组织进行抗日宣传。我们曾有计划地组织二次声势浩大宣传活动。
一次是利用元宵佳节，我们发动西河、蒲桥等地的农抗会、妇抗会、青抗会和群众，举行了一次名为灯会，实为宣传抗日的提灯游行。长龙式的提灯队伍，绵延十多里，从一个村走到另一个村，一路上高喊着：“抗战到底！”“抗战必胜”！“国共合作万岁”等等口号。
另一次是农历二月二这一天，县委发动了一次近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会上声讨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号召全中国人民团结一致，抗击日军的侵占………。
通过宣传，扩大了影响，团结了群众，使广大群众懂得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但最后的胜利必定属于我们中国人民。
在宣传的同时，我们通过“农抗会”采取合法的斗争形式，在农村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使农民得到实在的利益，他们更加靠拢共产党和新四军，并且纷纷要求参加抗日协会和参加新四军。
南芜宣地区的各类抗敌协会会员发展到一二万人数，我们不失时机地从抗日斗争中的骨干分子中，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党的秘密组织。四0年春，南芜宣地区已有浦桥、奚滩、西河、金阁、林都五尔区委党员达七百余人。
一九四一年初，蒋介石撕掉了抗日的假面县，发动了血腥的皖南事变，皖南地区黑云翻滚，各地方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我们牺牲了很多优秀的同志，地方党组织近乎瘫痪。我们的抗游击队伍，也因为遭到地方反动势力如大刀会、青红帮等反动组织的袭击而损失惨重。
血的教训，使我们不得不尽量减少与敌人正面交锋，加强统战工作，通过各种渠道和方法，团结地方开明士绅，争取中间力量。对一些地区伪政权的人物，我们能拉的就拉过来，不能拉的，我们也会不失时机的对他作些工作，使他们既不能为我所用，至少也不来打击我们。对于那些罪大恶极的顽固分子，我们找机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处决掉。
有一次，我与陈作霖二人，化装成汉奸特务的样子，利用一张记不清是那里捡到的一张XXX宪兵队特务的名片，直闯襄安镇的伪军据点。我和陈作霖来到襄安镇政府岗哨前递上名片，指名我们要见蒋少云区长，伪兵赶快拿着名片进去请示，蒋少云一见是日本XXX的名片，立刻喊着“请”！但当我们进去将门一关，他立刻觉得不对时，我将衣襟向二边一抖，对他说：我是新四军，我们没带武器，我们只是找你谈谈……他不得不坐下听我讲话。我便把抗日救国的道理对他讲一遍，并向他提出靠拢我们的希望，谈好话，我并不强迫他回答，只是软中带硬地留下几句话后就离开。
像以上的这样例子，我已记不清有过多少次，既然有些冒失，但当时确实是工作的需要，只得这样冒险。
四三年，敌我力量悬殊，形势险恶，地委秘密派我去芜湖县委，要求我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我向地委负责人提出我想打入当地反动组织：“青红帮”，经地委负责人胡耀南批准后，我就参加了青红帮，当时我公开的身份是走街串巷的医生，名叫刘亚夫。
青红帮是一个和大刀会同样性质的反动地方组织，头子的名字叫王茂秀，他同时又是伪保安队的队长。王茂秀抽大烟，我住到他家中帮他戒掉大烟。天天晚上我给他讲三国演义，讲梁山好汉的侠义，为民除害的故事，他很爱听。后来我开始讲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罪行；国家危难匹夫有责；中国人决不当亡国奴；新四军就是打日本鬼子的队伍等等道理。终于，王茂秀开始同情新四军，他曾利用伪保长的身份为我们买过枪，并且掩护过我们的同志。直到最后，他带着整个中队投奔了我们，参加了抗日游击队。汉奸特务烧了他家的房子，并没使他动摇，他作战勇敢，在一次对日本鬼子的战斗中壮烈牺牲，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四、白色恐怖下的武装斗争
一九四0年秋，我在当芜县委任副书记，当芜一带已是日本鬼子和汪蒋的沦陷区。这里同时也活动着我们的一支游击队。四0年秋，国民党一0八师勾结当地土顽，对我游击队突然袭击，游击队毫无准备，虽经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牺牲大半，只少数突围了出来，这就是惨痛的“金宝圩事件。”事变之后，游击区的工作暂停了下来。
一九四三年冬，日本鬼子大举进攻苏浙皖接壤地区，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牵制敌人，皖南地委命令只有一个班的游击武装进入芜湖市郊活动。第一仗就遇上下乡进行“清乡”的芜湖伪保安七中队和八中队，一场血战，终因力量太悬殊，我游击队撤回繁昌。但这次战斗后芜湖又一次响起抗日游击队的枪声，这在芜湖城乡人民中间引起很大震动。鼓舞了铁蹄下的人民大众。威协了敌人。
四四年初，我们游击队在皖南支队的配合下，取得了南陵的俞家埠和芜湖的新屋两次大捷。歼灭日、伪军百名，俘虏三十多人，缴获机枪一挺；长短枪六十余支。我们处决了反动乡长陶良矩和叛徒查贵金。大大灭了敌人的威风。青年们纷纷参加我们游击队，我们游击队发展到具有九十多人的武装力量。
一九四四年夏天，新四军临江团二营，在十连圩老鹳咀，遭到投敌土顽六乡中队和大刀会袭击，战斗失利，损失了很多人，决定撤出南芜地区，为补充部队力量，将游击队编入部队一起撤走。只给我留下二条长枪和十个人在南芜地区坚持武装斗争。
连我一起，只有十一个人。二条枪的游击小分队，却成了日本鬼子“扫荡”、伪军的“清乡”、大刀会袭击的重要目标。形势险恶。我带着游击小分队退缩到肖埧、新塘北滩的芦苇地带活动。我们白天头顶烈日泡在塘水中，晚上休息在芦塘的沼泽地带。蚊叮虫咬，我得了病疾，隔二天就会发作一次，一发作便发冷，浑身止不住的颤抖，二个人压着都止不住。环境的恶劣，疾病的折磨并不是我最大的烦恼，最大的烦恼是缺枪，在敌人的鼻子下，没枪，便无法开展武装斗争。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搞到枪支弹药。经过侦察，我们发现有二名汉奸特务，各持一支短枪，他们隔几天就会从一条河乘船到河对岸鬼子炮楼去一次，然后再乘船回去。我们就躲在河沿的水中，等到这二个汉奸特务从鬼子炮楼出来，船到河中央，我们扑上去，突然迅速地将他们拖入水中，整死在河中，我们神不知鬼不觉地夺了二支短枪。接着，我们在群众的配合下，化装成送柴草的老乡，没费一枪一弹拔掉了肖家渡的一个伪据占，全歼伪军一个班，缴获了敌人全部枪支弹药。从此，我们从十一人二条枪的游击小分队发展成为有十九条长枪、三支短枪、三十余人的武装队伍。有了枪，我们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对敌武装斗争。
四五年三月，我们拔除了竹丝港伪军据点。四月又缴获了芜湖伪政府的枪支。同时间，攻下了赵桥保安队的据点，活捉了伪保安队九队队长秦道心。至此，我们中心区的障碍基本被扫除，开始向外围扩展，继续为支援正面战场，牵制敌人而战斗。
在最严酷的形势下与我一起坚持武装斗争的十个人中，有七位战友在历次的战斗中牺牲，他们是：强日增、强良迪、滕良福、麻传贵、麻传道、陶先富、宦锋友。他们没有能够见到抗战的胜利，但他们战胜恶劣环境，忍受艰苦生活，不畏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一往无前的献身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我永远怀念他们。
五、三次被捕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作党的秘密工作，当然是极其危险的，为了防止暴露，防止叛徒，需要经常更换姓名、身份，而且住无定所，有时住在老乡放稻草的隔墙内，有时住在小船上，有时露宿荒野。但要开展工作就不可能没有风险。我先后曾三次被捕。
第一次被捕是在一九四二年三月间，我与孙宗溶及通讯员小沈三人由皖南地委前往南芜宣地区，一路上我们装扮成商人模样乘着黄包车，在过鲁港伪据点时，突然被伪警察怀疑是新四军扣下，并分别审问我们。由于我们身上都备有“县民证”，所以不论敌人如何再三地说我们是新四军，我们也只说自己是同路的商人。最后敌人搜去身上的钱就将我们放了。
第三次被捕与第一次差不多，也是一场有惊无险的经历。一九四五年，我在南芜县任县委副书记，书记是孙宗溶。
我在一次去一个开明士绅家做统战工作时，正碰上当地六乡中队的队长张××率领着伪军也到这个士绅家，我被他们抓了起来。由于孙宗溶及时派人营救，我在被关了一天一夜后就被救了回来。
真正有惊也有险的一次被捕是第二次在一九四二年的十月份。我在繁芜工委担任工委书记期间。那时，我们以保达圩地区为依托，向芜湖地区开辟工作。在向芜湖方向的公路边有几个小村庄属于空白地区，我决定要开辟这块地区。
我找了一个熟悉这几个村的何乡长带路，在夜晚摸进了一个小村庄，找了几户人家作了一些宣传工作。到深夜，何乡长将我带到一个叫张家墩的小村子里，找了一家农民家休息。凌晨，忽听女房东叫我们，说“鬼子来了，你们快跑”！我与何乡长立即向村外跑，跑到村口时，只见敌人队伍以扇形队形向村庄包围过来。我们转身往回跑，跑着跑着，何乡长突然跑没了影。我人地两生，盲目地向没有敌人的方向跑，敌人在后面放枪，最后在村外的田地里将我团团围住，我落入敌手。
在敌人对我的审问中，我始终说我是老百姓，敌人先是采用吊打，后又将我按在地上，双绳捆住双腿，再用棍子插在绳子中间绞，象给据子上劲一样，越绞越紧，麻绳深深陷入肉里。敌人边施刑边逼问，要我承认是新四军；要我交出枪。我一口咬定，我是老百姓，没有枪。经过了打打审审多少个回合后，敌人已对我失去耐心。终于有一天将我五花大绑，前呼后拥地拖到一块空地上，命令我跪下。我坚决不肯，他们在我的腿弯处猛踢一脚，我跌跪在地，一个伪军拿着明恍恍的大刀在我面前晃一晃，又在我脖后颈上拍了拍。我明白，为革命牺牲的时刻到了，我抓紧这最后一刻，向站在远处的群众高喊：“共产党万岁！”“新四军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喊完口号，我双目紧闭，等待着头断而去。谁知这时，敌人突然下令停刑。我又被拖了回去。
从刑场回来，敌人对我的审问开始升级。他们逼问我：“你是什么人领导的？过江去干什么？哪些人参加了共产党？哪些人参加了农会？”我的回答是：我是受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我只是一个催粮草的副官，不在本地工作，本地谁是共产党，谁参加农会一概不知道。敌人更加凶残地对我施刑、捆绞、吊打、灌辣椒水，打一阵，问一阵，最后我干脆对他们说：你们要砍我头，我都没什么说的，现在上刑我更没什么可说的，大不了，再将我砍头吧。敌人没法，只好又将我关回牢里去。在回牢房时，一个看守我的伪军悄悄地对我伸出大姆指说：“有种！”
再一次提审时，情况大变样，没有对我上刑，并把绑着我的绳子也松了，还叫来一个伪军打水给我洗脚，找了一双旧鞋给我穿上，请我抽烟、喝茶。伪军的头子叫赵子兴，他假惺惺地对我说：“你还很年轻，家里必定有父母、老婆、孩子，要为他们想一想，我们都是中国人，你说了，我就放你回家，硬不肯说，我们也只好把你交到鬼子那里去……。”
我回答：“我没什么可说的，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就该把我放了，如果你是个中国人的叛徒，那就把我交给日本鬼子，让他们把我杀了！”纠缠了很长时间后，赵子兴又问我：“你们新四军为什么要打我们？”我回答：“新四军是抗日的，而你们身为中国人却帮助日本鬼子，我们当然要打你们。赵子兴问：“新四军对我们有什么计划？”我回答：“我只管催粮草，不知道有什么计划。”赵子兴反反复复问“计划”。我忽然灵机一动：“何不趁机会将我们新四军的一些政策对他们讲讲呢。”于是，我装着想了一下后说：“我听教导员说过，是有个计划，这个计划就是对日本鬼子，我们坚决要打，直打到把他们赶出中国，对伪军、汉奸，作恶多端的，我们坚决要消灭，对改恶从善的，采取宽大政策，如果暗中帮助抗日，还可将功赎罪给于奖励，对俘虏不杀不打，留者给工作干，不愿留下的发给路费回家。我边说边观看在场的伪军动静，发现赵子兴和其他伪军都在静静的听，我干脆又接着讲起了全国抗日形势及日本鬼子不论有多凶，必定会被我们赶出中国……”。最后，我说：“日本鬼子败了可以回日本去，你们能跟着去日本吗？你们的家，家中的父母妻儿也能跟着去日本吗？现在该是为自己留点后路了，要争取立功自赎……。”我滔滔地讲，伪军们静静地听，这场审讯草草结束，又将我关牢里。一个伪军班长对我说：“你有种！佩服佩服！以后我也想参加新四军，请你帮帮忙。”
我一时还不摸底的，没作任何应承。这以后连着几天，敌人没有再提审过我。一天，将我从牢里叫了出来，经直来到赵子兴的房间。进屋后，我一眼看到我们的一个地方干部金开元正坐在那里和赵子兴在说话。一见到我进屋，金开元笑着说：“算交了一个朋友吧，好了我们回去吧，说着就拉着我往外走。赵子兴只是对我笑了笑，什么也没说。我就这样被金开元同志送回了皖南地委。路上，金开元说赵子兴表示想与我们靠拢。后来我才知道，我被捕后，黄辉南同志指示地方组织设法营救，又正碰上赵子兴想向我们靠拢，所以党组织花了二万元伪币，将我救了回来。我向党组织汇报了被捕经过，并且汇报了赵子兴想与我们靠拢一事，黄耀南政委肯定了我在狱中的表现，并送我到后方医院治病。四三年春节，我伤好后回到皖南地委机关。
这期间，赵子兴曾通过金开元再次表示要和我们靠拢。所以黄耀南政委要我代表地委去和赵子兴接触。我与金开元一起去找赵子兴，赵子兴诚恳表示要求抗日工作做点好事，将功赎罪。我代表皖南地委欢迎他向我们靠拢。这条关系就算正式建立了。四三年度，赵子兴终于带着队伍和枪支向我新四军投降，并且成为了我们抗日游击队里一名队长。
回忆往事，能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而战斗过，是我的荣幸。我怀念那些无数的为革命为党牺牲了的战友，我能活着迎接我们自己的国家的建立，并参加她的建设，对我本人来讲，不只是幸运，而是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