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二八逃难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军攻击沈阳北大营，打响了侵华战争第一枪。由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三十万东北军不发一枪一弹，奉命撤退进关。没多久，长城外的东北四省很快落入残暴的日本侵略者之手，三千万关外同胞在炮火、皮鞭、刺刀下，过着暗无天日的亡国奴日子。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的绥靖政策，纵容了日本野心家们迅速把战线南延。就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一百三十二天，即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集中陆海空兵力，突然袭击上海华界，这就是上海军民第一次抗日战争。
是晚，上海闸北地区枪炮声隆隆，硝烟滚滚，炸弹声不绝，到处火光熊熊。当时我家就住在宝山路鸿兴路口，母亲还在宝山路新民小学任教。战争一爆发，路旁巷口到处都是沙袋堆积的工事和碉堡。一队队国民党士兵穿梭般往来，抵抗日军进攻，所有的店门都关了，老百姓开始逃难。弄堂里时有啼哭声、吵架声，战云密布，人心恐慌，空气十分紧张，人们似乎在希望着什么，而多数人却在迷茫中。
我家住在弄堂头排房子的前楼，为了防止枪炮弹片突然穿墙飞射进来，母亲把棉被、毯子都挂在墙上。挂好后，我和母亲呆呆地坐在地上，屏着呼吸，紧张地听着远处传来的枪炮声，楼下的煤炭店老板沈家姆妈传来一个消息，说是停战两个小时，给老百姓逃难，要母亲带我快离开闸北，越过界路，渡过苏州河，奔向租界，逃难到安全地带。午夜2时，母亲没有和我商量，整理着简单的行李，要我把衣服穿暖，戴好帽子，匆匆地出门，带着我往西南方向而去。一到宝山路虬江路口，只见人山人海，你走我跌，扶老携幼，大呼小叫，由东往西，由西往东，到处乱窜，到了界路（即现天目东路），两界相交的铁门更是拥挤不堪，华界警察和租界巡捕用警棍吆喝，维持秩序。远处的枪炮声，近处的哭闹声，各种车辆的拥挤声交织着。一群逃命抢路的人群过了界路，人们分散了，母亲路熟，牵着我的手，拿着一只箱子，七挤八挤奔向老垃圾桥（今浙江路桥）。
苏州河上，“一·二八”晚上，租界的英军士兵和万国商团把外白渡桥到泥城桥（今西藏路桥）之间的桥梁全部戒严封锁，不准人来往，禁止大批人群涌入租界，搞乱租界秩序。唯一可以到达荷兰租界的，只有一些小渡船，他们趁着黑夜，偷偷摆渡，趁机发国难财。我和母亲在狼狈拥挤的人群中，拼命挣扎，总算挤到老垃圾桥东边的一个小码头，抢上一条小渡船。不到十分钟，就进了公共租界，上了岸，母亲叫了一辆大照会（通英、法租界和华界的牌照）的黄包车，一口气拉到法租界辣斐德路桃源村（今复兴中路）母亲的知心朋友余婉君家，在那里权暂避难。
那年，我正八岁，在新民小学读三年级。我幼小的心灵中，第一次看到残暴的日本侵略军发动的淞沪、“一·二八”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余婉君家中常有许多人来开会，我因年纪小，还不懂得什么叫“革命”和“抗战”，只知道他们是赞成抗日的。有时听到几个年轻人来房间轻轻地唱着中华锦绣江山谁是主人翁，我们四万万同胞、强虏入寇呈凶暴，快一致，持久抵抗将仇报。家可破，国须保，身可杀，志不挠……”。我和母亲在余家住了几天后，就辞别了余家，回到了奉化北街老家。
淞沪“一·二八”战后，不久经中日谈判，暂时恢复和平。为了生活，几个月后，我和母亲离开了家乡，又进入了战火摧残后的上海闸北，燕子窝虽被狂风卷去，母亲如一只母燕，衔草啃泥，再筑新巢，重新在上海闸北安了家。
二、血战淞沪，全面抗战
从1929年到1936年，母亲带着我，孤儿寡母在上海这块冒险家的乐园谋生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936年7月，我才上一年初中，家中生计实在困难，母亲要我挑起家庭负担。于是，找我姨夫堂弟周荆庭，他介绍我到上海华孚金笔厂当练习生，时我年龄12岁。
华孚金笔厂是奉化县城关人周荆庭先生所创办。他是一位爱国资本家，20年代办起该厂，他曾去美国等地实地考察，学习了西方新兴工业管理方法，回国后，摒弃陈旧的封建主义管理方法，改革工厂管理，把工厂办得欣欣向荣，一度成为上海国货行业实业先进，产品属三级国货。我进厂，曾在工务部、储藏部当练习生。
1935年底到1936年底，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1936年12月9日，各地学生纷纷要求去南京向政府请愿，要求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936年12月12日，爆发了“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兵谏蒋介石，逼蒋抗日。华孚厂是一个文化性较强的工厂，工人大都有初中文化程度，对社会上抗日战争的要求，工人中比较容易散布，工人中传唱“大路歌”“开路先锋”歌曲，一直发展到唱“旗正飘飘”“自由神”“救亡进行曲”等歌曲，“农工兵学商，一起来救亡”，虽然不能在马路上大声唱，但歌声却也悄悄地钻进工人的心坎。社会上、学生中，抗战烽火在一天天燃起了工人中的爱国热情。由于我从小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在工厂里年龄是最小的，但受爱国热情的感染，要奔向自由、平等、博爱之心，倒是站在最前列的。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向中国驻军发动进攻后，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揭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一个月后就把战火从华北蔓延到华东。8月13日，中日军队在上海交火，日本政府声明发动对中国全面进攻，并狂嚣要三个月灭亡中国。在抗战形势急剧的变化下，地处战场边缘的华孚厂宣布暂时停工关厂，工人们全部遣散回乡。才进工厂的我，于1937年8月初又回到奉化家乡。
1937年的奉化，已经有强烈的抗战氛围，北门口公共体育场常有人群聚会，宣传演出，民众教育馆内也是歌咏队的歌声不断，奉化中学、锦溪中心学校更是抗日歌声嘹亮之地，锦屏山上时有人集会，县新民剧团演的以抗日内容的活报剧也时而能见，连我家的房客王振声律师夫妇俩和他的儿子、女儿、媳妇常言必谈抗战。
“八·一三”后，我随母亲回奉化住了一年，年间，祖母周氏去世。1938年暮春，上海华孚厂复业，母亲说，“你已14岁，应该离开家，一个人去闯天下。”他要我一个人从奉化到上海，回到工厂工作，她自己则在乡下小学教书。母子俩人分别在苦难的旧中国，为争取美好的未来而度生。
三、抗日烽火点亮我的心
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使人们觉醒，战争虽然有大量破坏行为，但战争却又建设了人们的思想。
再次回工厂后，我仍在储藏部工作劳动。这次，我一个人回沪，思想上带着好多问号：“中国为什么打不过日本人？”，“母亲年轻时代，那个曾在奉化出现过的共产党到哪里去了？”，“到四行仓库给八百壮士献国旗的女学生为什么那么勇敢？”，“在租界里只能守中立，那些要抗战的人们在哪里？”，“加紧学本事，将来到内地参加抗战。”等等。正在苦恼，想在社会上寻方向的时候，我通过夜间补习学校、通过阅读报纸（如《译报》《导报》《文汇报》《上海周报》)，通过进步书店、报摊、工厂进步工友，由好奇心出发，参加了上海拉丁化新文字研究会，参加了译报副刊《大家谈》文艺通讯员征召，通过了三个读书会，通过了华光戏剧专科学校、励志英专等，结识了不少赞成抗日的进步人士、热心青年、党的外围组织和朋友，在1938年—1941年期间，看了许多书籍、小说从《家》《春》《秋》到《西行漫记》《中国的新生》《华北前线》，从中国作品看到苏联及外国作品，如《铁流》《夏伯阳》《复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高尔基三部曲》，理论书从《论修养》（即《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青年修养》《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到《大众哲学》《联共（布）党史》，一直到《论反对派》《共产国际纲领》《资本论》《鲁迅全集》等等，看得懂的看，看不懂的也看，生吞活剥。由于时代和环境影响，学习真是饥不择食，正像“我们的读书会”简章中说的一样，无论我们今后走哪一条路，喜欢什么专业，去干什么具体工作，学一点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知识，读一点人生观的书，无疑是普遍的、有用的知识，对我们每一个人前进中会有好处的。这段时间对我思想启蒙影响最大是杨行、王平、李培源、汤剑鸿、巴人、吴梅林、秦信等人。由杨行组织的华孚厂读书会、由成语组织的新文字研究会读书会和以我组织的华光剧专读书会等学习，奠定了我进步的人生观的基础。湖南路400号、石门路及斜桥弄、拉都路、绍兴路等几处是我转送根据地进步书报的几个点。由于我年纪小、灵活，可以避开租界外国巡警检查的关口，杜美大戏院放映苏联影片时，看到苏联人民生活则是当时头脑中最大的向往，使我看到十月革命后苏联社会主义幸福美好的社会，使我懂得社会必须变革，中国必须革命，个人必须投入到革命中去。1940年，华孚金笔厂工人杨行（奉化大桥人）、金松波悄悄去了苏北。1941年初，周开柽（奉化人）也离开了家，放弃高中读书机会，去了苏北。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抗日根据地需要补充新生力量，同时，华中抗大和鲁艺通过地下党关系在上海招生，我为了去考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决定在上海学一点基本知识，于是考进了上海华光戏剧专科学校，为去鲁艺作知识准备。
1941年6月12日，新文学研究会王平同志电话通知我，由李培源同志陪我同去苏北，我高兴得心要跳出来，当天和胡水琴、吴梅琳、梁奕行、秦信等几个知心朋友商量后，他们都给我一些路费，总共凑齐九十元钱盘缠，在当天晚上，到外滩大自鸣钟底下码头。9时整，会见了李源培同志，上了去海门青龙港的一条船，多年要求参加革命的愿望，多年要求抗日救国的思想，多年要像母亲、表兄在奉化轰轰烈烈闹革命的理想，随着黄浦江水浪的汹涌，一阵阵波浪把我推向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投入革命的怀抱。
四、党把我培养成为革命战士
李源培同志和我在上海外滩8号码头上了去苏北青龙港的轮船，经一个晚上的行驶，天明到了青龙港，船一停靠码头，日本鬼子和伪军的刺刀东刺西摸，搜查一番。我们上了岸后，来到新四军地下通讯站，站上的人十分热情，知道我去参加新四军，烧了好多好菜招待我们。根据气候和敌情，在第三天，我们租了两部独轮车，直奔根据地掘港镇。从拂晓到下午，走了八十里路来到北新桥，第一次看到穿灰军装、佩戴N4A的新四军战士，我的心快要飞出来，又不敢叫，只是默默地想，我终于找到了革命的大家庭。
本来，李培源同志要带我到盐城军部，并依我的志愿报考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但是我到了掘港后，暂住在苏北文化服务社，这是我苏中党组织领导下的一个文化机构，负责人吴铭同志热情她接待了我，看我还了解不少革命基本知识，一定要我留在他那里工作，经过他们再三挽留，我终于答应，成为服务社的一个正式工作人员。从我正式参加革命之日起，到1945年8月15日寇投降的四年多时间里，随着日军的扫荡、清乡，工作单位的变迁，抗日战争、革命工作成了我人生的大学。两个月后，我又参加了掘东区大予三乡联防中队、掘东区大队。背了一支步枪，天天跟着部队捉汉奸、打游击。到了1941年10月，我被调到抗大五分校苏中大队学习，先到地方武装队，后到政治队。当兼校长粟裕司令来号召：“上海的工人、学生青年们！党现在最需要的是有文化的军事干部，希望你们能自动报名学军事，学打仗、学打枪、学打炮、学指挥，到抗日战斗第一线，做一名有文化的军事人员。”我那时正是抗日热情奔放，听说学军事、学打仗，到前线去杀敌，十分高兴，我立即响应了粟校长的号召，改变我原来的想学文艺的念头，想到古人有“投笔从戎”，我是一个青年，应该去学打仗了，于是立即打了报告，很快批下来，被编进了新成立的参谋队。因我们是军事队，抗大有战斗任务，我们总是分配到第一线，在参谋队的半年多时间，我们与日伪军共战斗了三次，初步学会了战斗的基本知识。
由于我是自觉参加革命军队，从小受到母亲及表兄的革命思想的影响，主要是受到全国轰轰烈烈抗日运动和上海地下党外围组织的教育和影响，同时又受到入伍后一年来的革命实践教育，我于1942年7月9日领导批准我入党。1942年战斗频繁残酷，是抗日根据地最艰苦的年代，我就在这时成为光荣的中共党员。
1942年11月，在参谋队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新四军1师2旅4团参谋处，任见习参谋，学习作战、教育、侦察等。1943年部队在江南改编为新四军6师16旅48团，我任队列侦察参谋。1945年1月，组织上派我到苏南党校学习，毕业后留校任军教科队列干事。日寇投降，我又被调去苏南武南警卫团任宣教股长兼文工队长。不久，又回到另一老虎团——师3旅7团先后任特务连、炮兵连和六连的政治指导员。
在我参加革命后的四年多的时间里，我先后参加二十一次战斗，其中一半以上是和日本侵略军和伪军作战的，还有是和不抗日、专门在敌后反共的顽固派军队作战的，我这些行为，也就是我在1955年全军授衔的日子里，能得到三级自由独立勋章的理由。
抗日战争最后一战是把不肯向我军投降的日伪军围城进攻的苏北高邮战斗，这一次战斗共生俘日军大佐以下人员八百九十一人，生俘伪军三千四百九十三人，我在华中野战军8纵队64团特务连任政治指导员。．
抗日的熊熊烈火把我一块顽铁炼成了钢，把一个无知青年锻炼成为身经数十战的参谋人员、政工人员，党啊党，生我是娘，教我是党，我只有永远跟随着您，才会有灿烂前途、辉煌光芒。
（来源：《新四军研究》第一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