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诚：参军途中巧遇项英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八十周年，新四军成立七十周年，回顾我在参加新四军多年的军旅生涯，难忘的战斗经历不少，特别是参军途中一幕巧遇项英副军长的情景，虽时隔七十年，仍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抗日战争全面外发前，我在上海及故乡——徽州休宁县五城镇做了一段时问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1938年7月我在休宁县抗敌后援会委托工作团(实际受中共地下党领导)时，经地下党中共休宁县委书记汪宪，小温家宝教师黄麟介绍参加共产党。1938年9月底县委派我到中共皖南特委党训班去学习。当时中共皖南特委机关和党训班设在新四军军部云岭附近的章家渡。此时我已有参加新四军入伍的心愿，十分高兴有这个良好机会，汪宪交给我的介绍信是用香烟盒内的包装纸写的，撕去锡箔的这层纸又柔软又结实，不易折断，把它握成细长卷状缝在长衫衣服边上，既安全可靠又不会失落，到了特委机关，我才取出交给特委书记李步新(文革前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新四军成立后，分散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于1938年4月在岩寺集中整编成正规部队立即开赴抗日前线及敌后。军部设在泾县云岭地区。
        国民党顽固派害怕新四军实力壮大，此时已经开始限制阻挡青年学生投奔新四军，在新四军周围地区设立关卡岗哨，对待可疑的人员进行盘问刁难，并劝说他们去参加国民党办的青训班、政训班之类招募机构，以每人每月还发十多元钱引诱可是坚信共产党、新四军有觉悟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还是一心一意投奔到新四军队伍中去。我到党训班必经之地岩寺，新四军岩寺兵站设在大石桥北河沿一处民房内，此时大桥上已站着国民党的军警，过桥必受盘查。我正在桥南徘徊时，一位黄包车夫问我是否要过桥，我点头承认，他示意坐上他的车子，他拉我到桥顶哨兵正要上前盘问我时，车夫假装控制不住下坡姿势，拉着车子顺势下滑跑去。此时国民党的哨兵在后面空喊叫停已无能为力了，车子下桥左拐就到了新四军招兵站门口，是兵站夏站长接待了我，进门后发现这里已聚集了十多名青年学生，都是等待机会到军部去参军的，听说军部还较远着呢!大家商量最好是搭乘过路军车去军部。有一天傍晚，正有一辆军车路过到此投宿，原本是项英副军长一行，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位赫赫有名的红军将领，他身材矮壮结实，方脸大眼，十分精神，身穿兰布军衣整洁朴素，平易近人，活似一位老工人，老农民，一点也看不出“高官"的样子，据说他是参加中共中央六中全会后从南昌返回军部的，他同车还带来了著名的经济学家薛暮桥和五官科医务女专家(姓杨)。我当时正患着比较严重的鼻炎病，还请杨医生观察一下对参军是否有影响?她看后认为只要认真对待无妨碍，让我放心了。
        我们这些等待参军的青年人，见到项英副军长坐着军车到来，十分兴奋。纷纷请求跟项英的军车到军部，项副军满口答应。
        第二天一早，开车上路。项英和薛募桥仍坐在驾驶室的司机旁，其他十余人就坐在军车后边几十只子弹小木箱上，军车一路上颠颠簸簸摇摇幌幌，大家还是兴致很高，不知谁开了头，也无须人打拍子，大家就跟着唱起《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流亡曲》都是当时流行的抗日歌曲，歌声不断，笑声不断，一直欢乐到达目的地。这么高兴是我们巧遇项英副军长，又搭乘上他的军车，既安全又可靠，又省劲力却免了长途跋涉步行之苦，大家当然喜欢无比。
        军长的车到黄山脚下的汤口镇停下。项英副军长让大家下车休息一会，活动活动，方便方便，项英下车后叫他的警卫员把望远镜递给他，他举起望远镜仔细张望，我这时就站在他身边，他看了一会后脱口说出一句话：“黄山这地方不能打游击。"我们就问他“为什么"?他解释说：山上无村落人家，冬天雪大太冷，无生存条件，不比井冈山、大别山那样具备打游击的条件，我常想：项英当年亲口说的这句话，完全可以驳斥小说《皖南事变》作者诬蔑新四军要赖在黄山，不相东进抗战的谎言了。
        以后我在军部时，又多次见到过项英副军长，多次听到过他做报告讲话，他做报告时，站在台上，始终是立正姿势，长时间纹丝不动，直到结束，我没有见过他用过稿子都是口惹悬河讲到底，而且声音洪亮，思路清晰，有条有理，令人信服，我常想一个工农分子磨炼培养到如此高水平的文武全才，共产党真了不起。
        我们乘坐的军车过了太平县，很快就到了章永渡，我下车找到中共皖南特委党训班报到。党训班主任是孙宗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安徽大学党委书记)，我们学员都是皖南特委下属各县派来学习的党员，有三四十人，我在那里学习了一个月，就转到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二期二大队六队学习。大队长张闯初，六队指导员周福生都是红军干部。教导队驻地叫中村，距云岭有十里左右，我们六队和五队都住一个祠堂内，六队组成时，近百名学员中只有三名党员，开始指导员让我当五班组长，隔了几天，他又要我担任俱乐部主任，任务是组织学员开展文件活动，不久，军队又成立戏剧训练班，调我去班子习。班主任是，他是《南国社》成员。以后戏剧训练合并到文化队，著名音乐家何士法任队长，邵惟任副队长。新四军军歌就是在文化队创作诞生的，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新四军三支队政治部室教科当干事，参加了谭震林副司令员指挥的五战五捷的繁倡保卫战，打死了川岛少佐(芜湖日军司令官)，还毙伤了一大批日寇侵略军。以后我又调到大别山挺进团，七师工作，指导此撤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