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日本侵略者的说法，首先提出这个词的是中国人。1941年上半年，汪伪军事委员会日军顾问晴气中佐对当时汪伪负责清乡的人员说：“关于‘清乡’两个字并非出自日本，在你们满清的时候，曾国藩、李鸿章在消灭太平天国后，为了绥靖地方，便创‘清乡’……蒋介石的‘剿共’，名称有殊，而意义与曾、李的‘清乡’，并无二致。但在方法上较曾、李显然要进步得多，所以今后不仅要学曾、李，更要学蒋介石。”
近代历史上，日本侵占朝鲜后，就对朝鲜人民采取了血腥镇压、警察统治等一系列反动措施。在它侵占了我国台湾、东北以后，为了对付抗日人民，又实行过合并村落、连坐切结等殖民政策。抗战期间，为了全面控制其占领区，进行残酷的清乡。实际上这是它总结了在朝鲜、台湾、东北那套反动经验，更加强化其殖民统治的一种恶毒措施而已。
大家知道，日本侵略军在“七七事变”后，同年陆相杉山原就狂妄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这是他当时答复日本天皇的一句话。实际情况怎么样呢？不仅三个月未能灭亡中国，就是到了1941年7月，打了四年之久，也没有能灭亡中国。由于我国军民奋起抗战，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军虽攻占我大片国土，控制了许多大中城市，但广大农村仍在我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军民手中。日本侵略军速战速决的狂妄企图不仅没有实现，反而损兵折将，日、伪军伤亡达100多万人，它的泥足愈陷愈深，不能自拔。尤其在京沪杭三角地区日伪心腹地带，到处是新四军的游击根据地，抗日烽火越烧越旺，威胁到日伪首都及首脑机关的安全，它的“政令不能出国门”一步。为了消灭此“心腹大患”，日、伪军曾数十次集中兵力，对新四军建立的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但每一次都以扫荡扑空或惨遭失败而告终，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它们就抓住一根救命稻草——清乡。
当年日军在京沪杭地区驻军，十三军司令官泽田茂的《阵中日记》其中有一段记载，就是它们为什么要进行清乡的“自白状”。他写道：整个三角（京、沪、杭）地区治安肃正，为我军当前的最重要的任务。以向来那样暂时性讨伐（即扫荡），显然不能破坏深入地下的组织。因此，我到任之初，欲为此治安工作谋求何种方案，与军事顾问晴气中佐研究结果，从蒋介石在江西省赤化地区施行过的方案，即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方案中，得出了清乡的结论。泽田茂与晴气这个方案，很快得到了南京驻华日本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的批准，并为汪精卫汉奸政府全盘接受。于是在1941年上半年成立了与汪伪“行政院”平列的清乡委员会，还在南京召开过“蒋介石五次围剿”研讨会，以此来训练骨干，并调兵遣将。于同年7月1日在所谓苏州地区开始清乡了。可以说，日伪对京沪杭这个战略要地进行清乡，是下了最大决心的，它妄想通过清乡，解决它多年扫荡不能解决的问题。
在过去出版的抗战史书中，除《新四军战史》有一章专门叙述清乡与反清乡斗争外，其它抗战史书大都把扫荡和清乡放在一起写的。因此，给读者一个错觉，似乎扫荡与清乡仅仅是形式不同，实质并无二致。对此，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在1942年中共华中局扩大会议上，作过一个《苏南反清乡斗争的总结报告》，其中对清乡和扫荡两者的关系，有过一段精辟的分析。他说：“清乡与一般扫荡不同，要清楚认识。扫荡带有短期性、季节性，带有战术、战役性质；而清乡是很长时间精密的篦梳，其目的不仅仅在于打击我之主力，而且使我之地区彻底伪化，故集中力量，软硬兼施，以彻底破坏我地方党政民众团体。敌伪清乡之特点，是带有战略性质的”。由此可知，扫荡与清乡，两者固然有相当联系，清乡的前奏就是扫荡，但真正开始清乡，是扫荡以后精密的篦梳式“清剿”，其本质区别，扫荡是战术、战役性质，而清乡则属于战略性质。
日伪进行清乡的时间，是从1941年7月1日起，到1944年底止，总共有三年半之久。整个抗战时间是八年，而日伪军在长江中下游江南新四军第六师及江北第一师控制的地区清乡，就占了将近一半的时间。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斗争之残酷、情况之复杂，是全国抗战历史上少有的。我们希望今后出版的抗战史书，不能漏写反清乡这段重要历史。
日伪清乡地区，包括长江中下游江南、江北的许多地方。每期清乡尽管在兵力规模、地区范围有所不同，但步骤大体上是一致的。一般先以大扫荡为前奏，妄想消灭我军主力，至少驱逐我主力离开清乡区。接着在清乡区周围筑起漫长的竹篱笆封锁线，在清乡区内大中村镇筑起许多个据点，由日军和伪军派出部队进行驻扎。然后每天出动兵力，下乡分批分区实行“篦梳式”清剿，逐村挨户搜查，妄想消灭我坚持斗争的武工队及抗日力量。这一时期，“清乡区内，敌伪铁蹄所至，残暴兽行随之。掳掠不论贫富，十室九空，奸淫竞及女孩老妇，极尽兽性之能事。……奸淫掳掠之外，又采取乱烧杀的政策，清乡后被火烧之民房，满目皆是，人民横遭颠沛流离的痛苦”（粟裕将军讲话）。在清剿之后就全面推行伪化，委派区、乡、保人员，清查户口，编组保甲，实行联保连坐；强迫我方党员、农会干部、民兵等自首。同时编造田赋册，强行开征捐税，残酷压榨人民，不准粮食等重要物资流通，供其随意征用。还撤换中小学职员，强行开展奴化教育……上述这些步骤日伪称之为军事清乡，政治清乡，经济清乡，文化清乡。除军事清乡包括扫荡与清剿两个措施外，其他政治、经济、文化清乡基本上是同时进行，互相渗透的。
从日本侵略者发表的文字看，它们把清乡直接目的，说成“为了整顿三角地区的治安肃正”，而大汉奸汪精卫则反复宣传，清乡的“宗旨”是为了“确保治安，改善民生，全面和平”，但这些谎言和美丽的辞藻，却掩盖不了日伪的卑鄙阴谋。日伪进行清乡的真正目的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军事上日伪妄想通过清乡，肃清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新四军和抗日力量，以取得其京沪杭大城市及日伪首脑机关的安全。并在清乡告一段落之后，可以从这个地区抽调出大批兵力，南侵我国浙赣线，向我大后方进犯，同时增兵太平洋战场，以挽救其节节败退的危机。
第二，在政治上日伪妄想通过清乡，对长江中下游地区实行全面伪化，加强汪伪政权对这个战略地区的有力控制，以实现其“以华制华”的罪恶目的，当时，在苏南17000余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敌人占有公路干线20条，支线64条，据点400个；然而广大乡村与地区仍在抗日人民与新四军手中……，通过清乡，日军企图将苏南地区由梅花桩式的点线占据，展开到全面的占领，强化伪政府，以伪军代替日军的守备。
第三，在经济上日伪妄想通过清乡，对长江中下游这个中国之最富庶地区的资源，进行进一步的搜括和掠夺。日伪颁布了《清乡地区物资统制及运输管理暂行办法》，实施了一系列的横征暴敛的捐税措施，穷凶极恶地搜刮这一地区的丰富资源，把清乡区大量粮食、棉花、布匹作为其军需品，以缓解侵略军供给的困难。日军妄想利用其清乡区的人力、财力、物力，以实现其“以战养战”，达到苟延残喘的目的。当时清乡区人民，遭受日伪苛捐杂税，敲诈勒索，生活非常艰难，他们把“清乡”称之为“清箱”。
此外，日伪清乡在文化上也进行奴化教育。鼓吹“中日提携，共存共荣”，妄图欺骗麻醉人民，供其驱使。
以上就是所谓的“清乡运动”。
下面谈一下我所经历的“苏南反清乡斗争”
1943年我是丹阳县政府的秘书，日本鬼子在苏南茅山“清乡”以后，原来的县长调走，组织上把我这个一介书生留下来坚持斗争。我是共产党员，就要服从命令。地点在丹阳的延陵中心区，离丹阳15公里，20多万人口。我任区长并兼任武工队队长。当时我们只有7个人、2支半枪。我有一支驳壳枪；我的副区长兼武工队副队长朱祖武也同样有一支；这个半支枪是指区的军事股长张国荣有支土造的短枪，只能一发一发地打，不能连发。在主力部队撤出延陵地区后，整个形势是非常严峻的。在我们延陵区周围敌人建有“梅花桩”式的据点12个，敌人有2000多人。我们年纪都很轻，我只有23岁，军事斗争经验也不丰富。地委书记汪大铭对我说：你们的任务是“三反”，就是反投降、反特工、反封锁，不要和敌人硬拼啊。
清乡开始，来势非常凶猛。这个地方离南京很近，是敌人的心腹地区，敌人十分疯狂，一定要把我们剿灭掉。1943年1月5日和2月23日，敌人出动3000多人进行大扫荡。对大扫荡我们有办法对付，就是你到东、我到西；你到南、我到北，他就扑空了。接下来3月份是清剿，这比大扫荡还厉害。清剿就是几个据点的敌人同时出动，把一些村子包围起来，一家一户搜查。他们知道我们大部队已经走了，也知道武工队长是范征夫，还出了布告，能够抓到我的，赏十万伪币；我们一个战士投降给5000伪币。如果老百姓掩护我们被查到的话，庄子就要烧掉，还要杀人。我们好几次被鬼子包围在村子里，靠群众掩护才脱险。有一段时期我们7个人吃也吃不上，觉也睡不上了，老百姓家里又不能去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到哪个村上，敌人就来，他们就烧老百姓的房子和杀人。有一件事我还记得很清楚，有一位叫顾腊根的乡干部就是为了掩护我们被敌人抓去了，被吊起来打，要他交代武工队的下落，但他宁死不屈，最后被活活打死。
1943年的3、4月份，那段时间我们非常艰苦，我们开了个党小组会，7个人中只有4个党员。我们做出了三条决定：第一是不进村庄；第二是不住民房；第三是不吃民食。我们就住在破庙里头，住在坟山堆里，还有芦苇荡里，就是河里长芦苇的地方，下面是水，我们把头伸在上面。这时候我们真是饥寒交迫，老百姓看到了我们这么危险，看到我们这些人骨瘦如柴，他们心里也难过。老百姓就动脑子、想办法，老百姓的智慧是很多的。他们采取祭祖宗、祭土地老爷的办法，白天带点小馒头、带点糕，去上香祭土地老爷，实际是给我们吃的。再放几条破棉絮在那里，给我们夜里御寒。老百姓这样来帮助我们，我们是非常感动，感到老百姓真是我们的亲生父母啊，所以我一辈子对鱼水深情从未体会得这么深，如果没有老百姓，我们不被敌人打死，也会冻死、饿死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在延陵地区，我们共产党的两面旗帜不能倒。第一是共产党的旗帜不能倒，如果我们走了，这里就没有共产党了。第二是新四军的旗帜不能倒。我们这7个人代表着两面旗帜，凭什么力量来支撑我们呢？我听老红军讲过，红军长征以后，南方八省三年游击战争是如何的艰苦，敌人是怎么封锁，靠的是对党的信念，最后胜利总是我们的。当时我们对形势分析，认为这是黎明前的黑暗，鬼子是垂死挣扎、最后一搏，它的时间是不会很长的。我们咬紧牙关，坚持斗争，渡过黑暗，黎明就来了，我们就胜利了。地委书记也曾给我讲过，你们实在坚持不住就到南京城外的江宁县一个药铺来找党。我当时想，如果撤退出来还算共产党员吗，我们要坚决坚持下去。
到了5月份以后情况稍微好转了一点，敌人兵力抽走一部分，我们就集中起来活动了，上面交给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反伪化、反汉奸、反特工。头一次活动地点是在我们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包甲村。我们正在那里找保长、甲长开会，征收公粮，还没讲几句话，鬼子就进村了，大概有几十个鬼子，一挺轻机枪。鬼子一进村，汉奸大喊：不许走。怎么办！我们不走就要被俘虏。我们手里握着枪，但不能打，一打鬼子就要烧老百姓房子。我们就跑，副区长在我前面，敌人机枪一梭子打过来，子弹从我身边擦过去，把副区长身上打了一枪四个洞，手臂和身体都打穿了。我们就赶紧滚到旁边麦田里去了，我把衣服撕下来包扎止血，买药给他止痛，只好请老百姓连夜把他送出“篱笆”。后来有人向我们报告，说我们这次活动是被贡坤坤告密，他是延陵宪兵队长前田的干儿子，他准备担任柳茹镇的伪镇长。这个人过去我做过他的工作，现在当了汉奸，敲诈勒索，抓我们的军属、抗属、共产党员，群众痛恨得要死。我就带了张国荣等几个队员，晚上悄悄地到镇上。因为有带路，所以进去的时候，狗都不叫。张国荣敲门称我们是延陵宪兵队的，前田队长找你有事。贡坤坤一听，赶紧披了衣服，点了煤油灯出来。一看到我，就感到完了，马上跪在地上叫：区长饶命。我说，你认贼作父，干了很多坏事，人民政府今天要依法处理你。他连叫：饶命饶命。我们队员就把他像死猪一样拖出去，解决了。并且留下一个大布告：贡坤坤认贼作父，迫害百姓，敲诈勒索，特别是报告了武工队的住址，使我们遭袭击，应该予以严惩。接着，我们又打死几个特工，缴到几支短枪，还到丹阳城门口抓了几个伪警察。这样，消息四面八方传开了。茶馆、酒店都在谈论，伸出四个手指说：新四军没有走啊，还在啊。你看，鬼子清乡清了半天，新四军没有被清掉，这些伪镇长、汉奸、特工都被新四军搞掉了。
到了6月份形势更好转了，我那时武工队已发展到十几个人，短枪也有十几支了。反“清乡”斗争这个时期是对我人生的严重考验，我从一介书生变成一个武工队队长，经常带了驳壳枪去战斗，到街上去打汉奸、捉特务，不能用枪打，就用刺刀捅。1943年6月22日，主力部队进入清乡区打延陵据点，延陵据点是敌人清乡指挥中心，我带头冲进去，取得全歼延陵伪军250人的大胜利。
除了武装斗争，我们还做统战工作。当地还有两个头面人物。一个叫贡友三，是知名人士，他的儿子叫贡振钧是帮会头子，手下有几百个徒弟。当时延陵区伪区长好多人不敢干，他想干。我写信给他父亲贡友三，警告他立即阻止他儿子当伪区长，否则按“国法论处”。第二个人叫贡树荣，是国民党上校军官，手下徒弟很多，他要当伪自卫团长。我就带了人上门找他，吓得他连连保证说：决不当伪职。一个伪区长没敢干，一个伪自卫团长没敢干。这样一来，我们这个延陵地区的伪化就基本上制止了。事后很多伪乡长、伪镇长都写信给我，说自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愿意为抗日政府做点事。
到了10月，我们又进行了反封锁，火烧竹篱笆。就是地委在茅山顶上举火为号，茅山的各个县，镇江、丹阳、句容、金坛等几个县一起出动，包括我们这个县，一起去烧竹篱笆，大家同时烧，一下子火像火龙一样的腾空而起，半边天映得通红，大家真高兴啊。一把火就把竹篱笆全烧了，这就是鬼子清乡最后的标志，被搞掉了。我们苏南区党委书记江渭清在回忆录上说：苏南茅山地区的反清乡斗争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这就是我所经历的苏南反“清乡”斗争，谢谢大家。
（来源：上海市新四军暨中华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