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春，盐垦中学开学了。我和二姐家琤背上了背包来到学校读初中一年级。没能念完小学的我，是多么高兴啊。
一
盐垦中学的校舍是借用鼎丰公司的全部房屋，门前是一条大路，路的两边长满了刺槐，树上挂满了一串串白花，很是好看。进了门楼，是类似四合院的平房，南面一排大房间兼做饭厅、礼堂、文娱活动室和晚自修室。东面的两间小间是女生宿舍，西面的两间小间是教工宿舍兼做办公室，北面一排通间是男生宿舍。东面是厨房和堆积杂物的地方，中间是一个正方形的大天井。出了东门朝南走几步，是初中一、二、三年级各一个教室。教室的东面、北面是一条小河，那清清的河水就是我们的饮水之源。在教室里，有一块黑板挂在墙上，还有用木板钉起来的简易课桌椅，大概有二十人左右的座位。除此以外，就没有别的东西了，这就是我们的学校。
二
盐垦中学创办初期，教职员总共七八人。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教师才渐渐多了些。他们有的是革命干部，有的是当地的知识分子，有的是来自敌占区和侨居海外归来的爱国志士。他们都是为了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教育事业，走到一起来的。老师对培养一代新人怀有崇高的责任感和高度的热情，选编教材极为认真，讲究教学方法，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他们不仅向学生传授知识，而且关心同学们政治上的成长，他们既是老师又是亲密的同志，受到了同学们的信任。
三
学校在鼎丰公司时，因为离敌占区近，为了隐蔽学校的性质，消除敌占区一些青年和家长的顾虑，除设文化基础课以外，没有政治课。当时的原则是：暂不讲革命的道理，先谈爱国思想；暂不要求和工农相结合，先结合农垦实践灌输劳动观念；暂不传播党报党刊，先从学习革命文学中，提高学生的品质素质。学校南迁至通遂以后，便开设了政治课，注重了学校教育和当前的军事、政治斗争相结合。学校经常对学生进行形势任务的教育，组织学生参加地方政治活动。1944年，根据地的政权普遍进行民主选举，学校所在地的乡政府进行选举就是借我们学校的场地进行的。那一天，学校停了课，学生都参加了选举大会。选举时，选民们在候选人身后走过，你要选谁，就在谁的背后的碗里丢一粒红豆，这个方法现在想起来很有趣。然而彼时彼地，它确实体现了抗日民主政权是真正实行了人民民主，根据地的人民是真正的主人。当时，我们年纪小，还没有选举权。但是，我们的心情和选民们一样的喜悦、自豪。那一天，我们还为选民们表演了节目。吴天行先生拉的小提琴受到了乡亲们的热烈欢迎，我也为大家唱了歌。1944年4、5月间台北县开参议会，我们学校为了祝贺参议会的召开，吴先生帮我们学生赶排了话剧《婴孩杀戮》，排练了《春来了》歌曲，去大会表演。就在这一次会上，我们的校长孙蔚民同志被选为台北县参议长。
开学半年后的一天，学校领导得到情报，驻扎在大中集的伪旅长谷振之已经发觉盐垦中学是共产党办的，要派兵来袭击。学校领导、我的父亲孙蔚民同志立即召开全校师生大会，讲青年前途的选择问题，指出有三种前途：一、参加抗日，走革命的道路；二、投奔日本帝国主义当汉奸；三、仍旧回家去过少爷小姐的生活。这个报告对大家教育很深，特别是对敌占区来的同学振动很大，有些同学流泪了，大家决定随同学校南迁。当夜，除少数学生疏散回家，其余一百多位师生便迁往（东）台北县的中心地带，通商附近的通遂公司。连家住敌占区大中集的大户人家子女张氏三姐妹（张素芳、张惠芳、张黛芳）也随校南迁。
学校搬到通遂公司校舍也是借用公司的房屋和场地。不仅原来的学生没有减少，而且又增加了一批新学生，连同师范部和农垦班的师生有两百多人。普通中学班有初中一年级上、下两个班级，初二和初三各一个班级。师范班有乡师和速师两个班级，还有农垦班一个班级。真是一派兴旺发达的景象。
1944年夏天，我读完初中二年级上学期就离开母校，参加了新四军。去部队以后，秋末冬初时，我所在的部队文工团正在沈灶镇给部队演出，敌人突然来袭击，我立即随部队转移。部队经过洋岸时，我见到了父亲、盐垦中学校长孙蔚民同志和老师、同学们，他们已经从通遂公司搬到洋岸来了。老师、同学都住在老百姓家里，打地铺、睡茅草，门板当黑板，打谷场就是课堂。我来不及叙谈便随部队走了。后来听我妹妹家琰说，在我走后的第二天，敌人就到了洋岸，盐垦中学来不及转移的师生，就跟着老百姓一起隐蔽起来，她就是和老百姓一起躲在大草地里过了一夜。敌人在洋岸又烧又抢，同学们就是在那动荡艰难的环境中，吸取着科学的知识和革命的道理，踏上了人生的光明大道。
语文兼音乐老师吴天行先生，是从南洋回来的华侨。他三十出头，讲一口福建口音很重的普通话。记得他来学校的那一天，除了带有行李箱子以外，还有一架小提琴，那天晚上，我们都在饭厅上晚自修，校长陪他来和我们见面，他给我们拉了一首曲子。同学们都以敬佩眼光看待吴先生。每当他上音乐课，上课铃声还没有响，大家就安安静静地坐在位置上了。也许我在音乐课上的表现不错，吴先生要教我和唐永玲同学拉小提琴，我们简直高兴得发狂了。他手把手的从指法、弓法基本功开始教我。遗憾的是学了没有多久，琴弦断了，在那偏僻的农村是买不到小提琴弦的，学提琴事就只好算了。
吴先生的语文课上得也很好，他选的教材都是鲁迅的作品，如《阿Q正传》《孔乙己》《故乡》等。吴先生改作文很认真仔细，经常要把学生叫到身边批改。有一次，我做了一篇以《夏》为题的作文，是用诗歌形式写的，描写了夏天的炎热和农民的辛苦。吴先生觉得写得不错，一面批，一面告诉我哪些地方写得好，哪些地方写得不好。
吴先生生活很简朴，经常穿一件褪了色的宝蓝色布大褂，一双黄皮鞋已经很旧了。他还是个单身汉，袜子破了也没有人帮他补，脚后跟露出一个洞。当时我总觉得吴先生能从南洋回国到根据地来吃苦，思想进步，工作认真负责，一定是个共产党员。有一天我悄悄地问他：“吴先生，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他很惊讶地望着我说：“你怎么问我这个问题，我不是，但我相信党。”
英语老师舒翼翚先生，是外国留学生，懂英、法、德、日等好几国文字，当时教我们初中娃娃的ABC实在是有些大材小用。他教得非常认真。在课堂上，他不仅领着我们一遍又一遍集体朗读，还叫同学们站起来个别朗读，纠正读音上的错误。我对这种方法感到紧张，唯恐念错，别人笑话。其实不然，大家都在默默地朗读，看看自己是否念得正确。我们学生都是刚学外语的，很新鲜，也很用功，课堂上念，下了课还在念。舒先生是宁波人，是带着妻子儿女从上海来到解放区的。他的爱人魏先生来根据地后曾在万丰小学教过书。他们的女儿叫舒翘，和我同班。舒先生夫妇对孩子管教很严，舒翘每天做功课都要做得很晚才能睡觉。所以，舒翘虽然是从小学跳级上来的，年龄是班级最小的，但是她的成绩却是名列前茅。她后来参加了新安旅行团，改名舒巧，成长为著名舞蹈家，曾是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
数学老师周恩超先生，一位女老师，上海人，毕业于大夏大学。我从小就不喜欢数学，也不肯在数学上下功夫，因为她的课上得好，所以我也能得到好成绩。周先生对人和气，对学生也是这样，下了课我们常到她的宿舍去玩。有一次，我去她的宿舍玩，她请我吃自制的五香豆，说：“五香豆是上海城隍庙的特产。”每当我吃到五香豆，就要想起周先生。
生物老师谢也实先生，扬州人，和我是同乡。我很喜欢听他的课，因为他上课生动有趣。他除了在课堂上讲书以外，还带我们做实验。学校没有实验室，也没有生物标本，他就带我们用青蛙、野兔子进行解剖，让我们亲眼看到、亲手摸到动物的生理现象。谢先生还亲手做些动植物标本，用来作教具。他把捉来的蝴蝶、蜻蜓，先用针钉死在墙上，然后再把蝴蝶、蜻蜓放在一张白纸上，用两块木板夹紧做成标本。还有野花、野草、树叶子也做成植物标本。我最喜欢看谢先生制作的各种生物标本。它不仅让我学到了知识，而且是一种美的享受。从外表看，谢先生很严肃，实际上他是很活跃的。他会唱、会拉、会弹，特别是京戏唱得好。吃过晚饭，他的房间里最热闹。我也跟着大家向他学过《捉放曹》《打渔杀家》。在战争年代，谢先生是一个使人愉快的好老师。就在那一年，日本鬼子抢走了他的宝贝儿子虎儿。从此他就变成另一个人，整天不开口，总是呆呆地坐着。1944年夏我离开盐垦中学的时候，虎儿还没有回家。这件事虽然已经成历史，但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暴行，却永远不会忘记。
农业课老师是翟福农先生，他是南通农学院毕业的。我不知道他确切的岁数，但从他已经秃了的头顶看，好像已近五十了。我们都喜欢他带我们到小农场（校园仅有一块小小的土地）去劳动，种麦子，种蔬菜，种蓖麻。
化学老师周志方先生，是启海人，大学生，当地的知识分子。他个子高高的，脸长长的，梳一个小分头，戴一副眼镜。我们过去没有学过化学，周先生是从化学元素教起的。我对于理工科都不太感兴趣，也不愿花时间去记那些符号，所以上课时常常不专心，遇到这样的情况，周先生常常提醒我注意。周先生很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曾经带我们到肥皂厂去参观过。
历史老师王舫先生，广东人，是从上海到根据地来的。记得她来我们学校的时候是冬天，穿一件灰褐色的棉袍子，头上戴一顶有尖角的带围巾的绒线帽子，脚上穿的是花格子的有拉链的高帮西式布棉鞋。她到乡下以后特别怕冷，时常看见她的脸冻得发青，嘴唇发紫。她常常搓着手跺着脚，活动着身子来取暖。她是在大城市里生活的人，有许多用品都是从上海带来的。有一次，我到她的房间里去玩，发现她用的蓝墨水也是从上海带来的，打开瓶盖子，就有一股香味，写出字来也一点不花，颜色是蓝中发黑的。王先生教我们的历史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现代史，这对于激发我们的爱国热情，仇恨帝国主义，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王先生教课的态度很严肃，我们学生都有些怕她，也有个别的男生借口听不懂她的广东话在课堂上要讲话，做做小动作。我们女同学总是要维护女老师威信的，特别是我们几个学生党员知道她是一位新党员，就更维护她。
美术老师是孙蔚民校长兼的。他教我们学素描，学图案，学漫画。记得最清楚的是他教我们画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三大伟人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的头像，虽然是简单的几笔，但是他抓住了他们每人的特点，画出来都非常像。
我的老师还有方宁斯、雪友、刘仲元、陈象新、顾毓章等。
人们都说，一生中最难忘记的人是自己的父母，我说还有老师，因为每个人的成长都少不了老师的培养教育。我走上革命的道路，能为国家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这是和盐垦中学老师们的教导分不开的。四十多年过去了，我已经从一个小女孩变成了白发老人，盐垦中学老师们的形象仍然深深地烙在我的心上。
寒暑假学校组织的活动，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4年初的寒假，我们新党员和积极分子都集中到台北县委学习，县委的领导彭柏山等同志给我们上党课，进行党的基础知识教育。这是我入党后第一次参加党的训练班，使我系统地了解了党的性质、任务和最终目的。使我知道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履行党员的权利和义务。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我们的课本。这次学习使我对如何做一个共产党员有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44年暑假，苏中二专区的两所中学——二联中、盐垦中学联合举办了一个夏令营。这个夏令营是根据青少年的特点举办的，既生动活泼，又严肃团结。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许多同学参加革命作了准备。
夏令营的组织是大队、中队、分队。大队部设大队长，由二联中教师罗洛同志担任，党内兼支部书记。大队部下面有三个中队，队长和指导员是由老师和高年级同学担任，每个中队下面有三个分队，队长均由学生担任。
夏令营的活动有政治活动、文体活动、自由活动。政治活动有地委、专署的同志给我们做报告，阅读适合青少年特点的政治、文艺书籍。俞铭璜同志写的《新人生观》很受大家的欢迎。这本书对于青年人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很有帮助，许多同学就是读了这本书才知道什么叫人生观，应该具有什么样的人生观的。我们喜欢读这本书，对这本书的作者也很敬佩。文体活动有诗歌朗诵、歌咏、戏剧、跳秧歌舞、海军舞、出操、游泳等。各人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参加一两组。我喜欢唱歌，参加了歌咏组。歌咏组成员每天起床后出操，还要练腹部呼吸和发音，学习一般乐理。每天下午要学唱歌，我们学会了《新四军军歌》《新四军万岁》《收获的天》等歌。夏令营的自由活动是名副其实的，唱歌、跳舞、游泳、做针线、打草鞋、谈天说地都行。我常常在自由活动的时候到一中队去和我的二姐以及盐垦中学的好朋友一起玩。有时我们一起到河浜学游泳，男生做我们的教练。
夏令营的党团组织生活很正常，定期过组织生活。我们盐垦中学的学生党员都带了党的关系参加夏令营的党支部生活。盐垦中学虽然创办才一年多，党的组织工作开展很快，在教师和学生中都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教师和学生两个党支部。学生党员的年龄大都只有十几岁，小的只有十四五岁，是青年党员，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为了这个缘故，“文革”中，那些造反派硬说我是假党员，把我关进“牛棚”。他们既不懂党的历史，又无视于客观存在的事实，真是愚昧无知。党员要模范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当时正是大暑天，瓜果成熟的时候，尽管同学们都还是些贪吃爱玩的孩子，但是我们驻地老百姓的瓜果园里，没有发生过被学生偷吃瓜果的事情。党组织还要求党员做群众的知心朋友，晚饭以后，在通往村外的条条小路上，都是三三两两在一起散步的同学，他们大多数是党员和那些想家的、怕苦的，或是要求入党的同学在谈心。夏令营结束前有一批同学要求加入共产党和青年先锋队，党组织发展了一批党员和队员。记得那天举行入队宣誓仪式，一群朝气勃勃的青年，庄严地举起了右臂，向党向人民宣誓，要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
夏令营结束的那天，一批同学没有来得及和家里商量就报名参加了新四军。我和二姐家琤也报名参了军。当时，一起参军的盐垦中学的同学有吴干、葛昭怡、高守权、戴启恒、王希胜、王圣和、陆南恢、张立、卢玉芳、张婉贞、唐永玲等二十人。唐永玲报名参军大家都很惊讶，在学校里同学们都觉得她很娇气。她的衣着时髦，是上海人的打扮，晚上睡觉，大家睡的都是学校的芦苇床，她睡的是家里带来的帆布床，学校的伙食她也吃不惯，星期天总要从家里带来许多好吃的小菜。平时零食是不离口的，我们还知道她在家里是什么事也不做，全靠佣人侍候的。然而，就是她这样一位“小姐”，竟然坚决要求参加新四军当女兵，出乎大家的意料。到部队后不久，我们的部队从江北到江南，连续行军一个多月，每天从傍晚到第二天黎明，行军百十里路，我们都担心她吃不消。然而，她却坚定地跟着部队前进。她经受了战争的严峻考验，走遍了大江南北，成了一名坚强的革命女战士。在我的记忆中，她永远是那样的年轻、美丽。她那特有的卷发，有时披在肩上，有时扎成两根辫子垂在胸前，一件苹果绿的绒线短外套配着彩色条纹的旗袍，合身地裹着她那苗条的身子。啊！一转眼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我的老同学，老战友，你现在大概也已经霜染两鬓了吧！我是多么的想念你啊！
我的母校——盐垦中学是一位伟大的母亲，用自己的乳汁精心培育着年轻的一代，向革命的队伍输送了新的力量。1944年8月1日，苏中行政公署为了肯定我们学校对革命作出的成绩，表彰我们的孙校长对团结抗 战民主建设及新民主主义教育之研究与推行作出的贡献，给他以特等奖励，发给他特等奖状。
我十分怀念敬爱的校长，我亲爱的父亲孙蔚民同志。他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创建了盐垦中学，在炮火连天动荡不安的战争环境里坚持办学。他始终把握住学校要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革命培养人才的方向，团结 一切要求抗日的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共同办学。他热爱学生，尊重教师，对学生总是循循善诱，谆谆教导。他严于律己，处处为人师表，受到大家的尊敬和爱戴。他一生为党为人民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文革”动乱的日子里，他被迫害含冤而死。至今，每当我们盐垦中学的老同学相聚，总会一起缅怀我们的好老师、老校长、我的父亲孙蔚民同志。
（来源：《盐垦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