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士新等:我们的老师贺绿汀

发布时间:2024-03-13 15:23   本文被浏览过:

      早在三十年代就已经名扬中外的音乐家贺绿汀教授,四十年代初在新四军鲁迅艺术工作团时是我们敬爱的老师。
      新四军鲁迅艺术工作团1941年8月在苏北新四军军部(江苏阜宁县农村)成立。不久,贺绿汀教授就来到了我们的团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是初次见到贺教授,但我们许多人对他是早就熟悉了。他的一些电影音乐、电影歌曲,我们听过,他的一些抗战歌曲,我们唱过,如《保家乡》:“同胞们!细听我来讲,我们的东邻舍有一个小东洋……。”还有《干一场》:“河里水,黄又黄,东洋鬼子太猖狂……。”还有他作词作曲的《游击队歌》:“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仇敌……。”这些歌曲在全国流行,在抗日战争中起了巨大的作用。这些歌曲跳动着时代的脉搏,代表着中国人民团结抗战、抵御外侮的大无畏精神。
      贺教授早在20年代就在湖南学习音乐,从事革命音乐活动;三十年代进入上海国立音专学习,是现代音乐大师黄自教授的四大弟子之一。还在上海学习期间,1932年他就翻译了普劳特的著作《和声学的理论与实用》,商务印书馆是将这本书作为世界名著出版的;1934年他又谱写了钢琴曲《牧童短笛》,在国际国内的著名音乐家的评选下,荣获中国风味钢琴作品一等奖。经过出版、演出,这支体现我国人民优美、质朴、健康、乐观的风格独特的乐曲和贺绿汀的名字在国内外乐坛上发出了灿烂的光彩。
      贺绿汀教授还是我们的革命前辈。他参加过湖南农民运动和著名的广州起义,还在海陆丰彭湃同志领导下工作过。抗日战争以前,就从事革命的新音乐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随郭沫若、田汉同志领导下的演剧队到前线工作。以后到了重庆,在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负责音乐组的教学工作,培养了一大批音乐人才。皖南事变发生后,形势恶化,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帮助贺教授疏散转移,途经贵阳、桂林、香港、上海,于1941年5月不远万里来到了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准备从敌人后方转去延安。在苏北盐城,刘少奇、陈毅同志对贺教授表示热烈欢迎。不久,日寇“扫荡”盐城地区,发生了“北秦庄事件”,丘东平、许晴等三十多位同志不幸牺牲。形势变化,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决定停办华中鲁艺,改建为新四军鲁迅艺术工作团和新四军三师鲁迅艺术工作团,“军鲁工团”在阜宁周门建立。贺绿汀教授出于高度的革命责任感,为了替前方培养音乐干部而暂时不去延安,他向少奇同志提出:“我希望在前方至少再留半年,帮助鲁迅艺术工作团培养干部。”少奇同志完全同意了这个意见,于是贺绿汀教授来到了我们军鲁工团。
      军鲁工团对贺绿汀教授热烈欢迎,从此贺教授就成为我们音乐组(后改为音乐队)主要的老师。
      音乐队在队长方士新同志率领下,展开了紧张、顽强的学习。我们这批二十多个团员,仅具有高、初中文化程度。在盐城华中鲁艺只学习过一些音乐知识,虽然有些同志原来就从事过抗日救亡的音乐活动和部队文艺工作,但是没有经过全面系统的音乐理论学习。在敌人后方,几乎没有任何音乐资料的情况下,贺教授凭着他音乐家坚实的、全面系统的基础理论和渊博的音乐知识对位法等一整套教材。为了加快进度,为了不影响日间的教学,他这些教材都是在夜间蜡烛灯光下编写的。这些教材油印后人手一册,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地对我们进行了重要的基础教育。
      贺教授不仅是著名的作曲家,而且是音乐教育家和音乐理论家。他对我们极为热情,态度和蔼,认真负责。进行音乐理论教育时,他联系实际,深入浅出,常常列举世界名曲、中国民歌进行讲解,充满着丰富的想象力和高尚美好的情操。为了加强节奏乐感的训练,他不厌其烦地让大家跟着他一遍遍地按着歌曲的节奏要朗读《垦春泥》:“日出东来又到西哟,军民合作垦春泥……哟”在朗读的基础上唱出强、弱、次强、弱四拍子节奏,使大家对节奏的印象加深了。为了加深对调性、调式的理解,他常常深入浅出的举例。如《怨别离》的歌词是“我怎能不恨你,这样胡里胡涂的嫁了你……”运用两种不同的音阶调式,写出两种风格截然不同的曲子。
      他常常教导我们,音乐要为工农兵服务,所谱的乐曲要具有民族特点,要有科学的音乐理论作指导,以熟练的技能进行创作。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才具有生命力。音乐工作者必须深入民间,收集民歌、民谣和地方戏曲,通过记谱,巩固所学到的基础知识,充实谱曲的乐感。他治学严谨,要求严格,一丝不苟,对升、降半音,转调,他反复要我们视唱练耳,一直唱到准确无误、熟练掌握为止。他对作曲法、和声学等的基础理论,反复教,要我们反复学习,多做习题,让我们打下牢固的音乐理论和作曲基础。军鲁工团团长、音乐家何士德同志则对我们进行声乐学和指挥法的教育。
      经过半年多时间紧张的教学,贺教授为了加快提高大家的理论和作曲水平,示范性的亲自谱写了由文学组鲁军作词的《一九四二年前奏曲》无伴奏男女混声四部大合唱(后来改名为《和平、光明前奏曲》《新世纪前奏曲》)。歌曲以强音长音开始:“啊!一九四二,你将和法西斯的恶魔,永远离开人间!”歌曲历数了法西斯的侵略罪行,歌颂了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英勇斗争,高唱着法西斯必败,人民必胜,最后反复以“法西斯恶魔的末日来临,全世界一定走向光明!”达到高潮而结束。这首大型合唱曲,运用了西洋音乐的和声学、对位法、花腔、独唱、转调等音乐手法,技巧娴熟,旋律优美、雄壮、实现了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
      为了演唱好这首由四个声部、四次转调(A调转E调,再转e小调,又转D调,再转A调)大合唱,使之演唱准确,表现深刻,贺教授除了对乐曲逐段逐节进行讲解外,还在每天黎明日出,亲自为男女各声部分别进行训练,特别要把女高音部的“啊!………”字花腔唱出优美动听的旋律来,难度很大,贺教授就不厌其烦地天天教、句句练,反复教,直至练到满意为止。由于这首合唱曲在曲式结构、调性对比等方面都有明显的特色,大家通过练唱,等于对和声学、曲体学、对位法等各种音乐技巧进行了一次总复习,巩固了学习成果。
      与此同时,我们在贺绿汀教授的具体指导下,开展了一次音乐创作活动。由文学组的同志作词,音乐队的全体同志都参加作曲,创作了如《战斗》《轻骑队》《盐阜之歌》《模范战士赵老三》《一条心》《天快亮》《读书好》《欢迎战友歌》《发护苏北》等歌曲。这次创作的歌曲,当时曾在部队和地方流行,有一些还被选登在盐城新四军军部原址纪念馆筹备处1981年选编出版的《盐阜区新四军抗战歌曲选》上。
      为了向军部首长汇报半年多来的学习成果,军鲁工团专门组织了一次大型音乐会,在新四军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演出。新四军军长陈毅等领导同志特地赶来参加。当他聆听到由贺教授谱曲、何士德团长亲自指挥,有一百多人参加的《一九四二年前奏曲》大合唱时,陈军长将一杯茶水拿在手中,竟也忘了喝,一动不动全神贯注静听唱完为止。音乐会上还演唱了音乐队同志们创作的歌曲。演出结束后,陈毅军长等领导同志和贺绿汀、何士德二位教授亲切而热烈地握手,祝贺这次创作和演出的成功。
      此后,《一九四二年前奏曲》由何士德团长指挥,在军部、部队、农村作过多次演出。每次演唱,抗日军民群情振奋,反响热烈,激发和增强了抗战必胜,反法西斯正义战争必胜的信念。以后金虹、黄苇等同志还把这首歌又传到浙东、苏中根据地。
      贺绿汀教授在半年多的时间里,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为新四军鲁工团培育了一批音乐骨干。如黄苇、刘萼、张天虹、徐达华、王洛夫、东峰等许多同志。他们后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在各部队文工团队和文艺单位中担任了音乐工作的领导职务,成为开展群众音乐活动的骨干。他们结合斗争形势创作的计多歌曲在全军传唱,受到广大指战员欢迎,有的还得了奖。例如黄苇同志写的《飞毛腿》、徐达华同志写的《背包歌》,部队里人人都爱唱。黄苇同志为十八旅谱写的《你是游击兵团》成为十八旅的旅歌。王洛夫同志创作的抗美援朝歌曲《打!狠狠的打》、高炮兵的《前进在祖国的大道上》都获得创作奖。后期到军鲁工团自学的梅滨同志,他创作的《祝你健康》《孙秀兰》《我的枪》等歌曲先后获得创作一、二、三等奖。东峰同志谱写的《特种兵之歌》也成为特种纵队的队歌,还在三野暨华东军区第一次文代会上被评为三等奖,一直到建国后还在部队里流传着。
      新中国成立以后,当年新四军鲁工团音乐队这些由贺绿汀同志辛勤培育出来的音乐骨干们大都担任了部队、地方文艺团体的领导职务,有的专业从事电影音乐创作,不少同志被吸收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有的同志还担任了有关省、市音协的主席、副主席等领导职务,有的同志还担任了音乐专科学校和艺术学校的校长,像当年贺教授培养我们一样去培养新中国的新一代音乐人才。
      半年多后,贺绿汀教授离开了他曾经耕耘的新四军鲁工团,离开了我们,辗转千里去延安。但他的言谈风采,他的谆谆教诲却长留我们心间。他是我们的好老师,永远是我们的好老师。
 
(来源:《新四军的艺术摇篮》)
 

分享到:
抗战史上的今天

展览讯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