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鲁艺分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四个系。美术系的专业课，设有素描、速写、宣传画实习；技法理论有解剖、透视。素描和宣传画实习的教学时间，差不多占专业课的三分之二。
美术系的同学有五十多人，是人数最多的一个系，我现在记得的老同学有黄丕星、蒋宁、凡一、车戈、顾德、周占熊、傅哗文、巴西、张彤、程怡昌等人。
美术系的专业课程，约占整个教学时间的三分之二，其他时间则为全院的共同课。共同课有《论持久战》《社会发展史》《文艺概论》三门，另外还有军事课。在生活上也完全是军事化的，全院学生编为一个大队，设有大队长、教导员，各系各编为一个中队，设中队长、指导员。不管男女同学，每个中队都有几颗手榴弹，有几条枪。作息时间都是吹号。无论住在城里或行军野营，日夜都有同学轮班站岗放哨。同学们对于军事生活很热爱，每一个新来的同学，第一桩关心的事，便是赶快有一套新四军的军服，佩上新四军的臂章。
这一期学生原来计划学习一年，但1941年7月反“扫荡”战斗之后，苏北的形势有了新的变化，敌人眼看苏北根据地是他心腹之患，对根据地的骚扰便开始频繁起来。华中鲁艺的同学们虽有枪有手榴弹，但毕竟不是作战部队，相反的还会成为战斗部队的累赘。1941年9至10月间领导决定将一部分可工作的同学先分配到连队和地方上工作，其余的分在军政治部和三师政治部，各成立一个鲁艺文工团，教员也随着分下去。带领同学继续学习，结合需要做些宣传工作，既是学习单位，也是工作单位。
提起华中鲁艺的筹备工作，我们是1940年冬末，从海安接受任务后，回到盐城开始的。筹备处最初在盐城东北角教育局旧址，里面只有六、七间破烂的房子。我们这些人一直是随着部队打游击的，身边除了被包、挂包和几本随时阅读的文件和必要的工作用品外（如木刻刀），别无他物。因此这几间屋子，八九个人住着还是空空的，不仅什么教具教材都没有，连起码的参考书也没有。虽然称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但实际上与延安鲁艺遥隔着一道道敌人的封锁，我们有的只是搞文工团的经验，不要说没有办过艺术学院，就是参加过艺术教学工作的也不多。
尽管什么经验和教学设备都没有，并未难倒当时同志们办学校的勇气。过去我们没有正式编写过教材，身边也很少参考资料，我们便根据自己过去学的，以及工作里积累的一些经验，想到哪里就记到哪里，然后再整理出像教学提纲那样的一个大概的框子，后来再经过教学，边讲授边整理。就这样，当时编写了《论速写》《石刻画》《构图常识》和《写生常识》等讲义。这些教材，也适合当时一般地方和部队里的美术工作者的要求，所以校外来要的也不少。如新四军四师宣传部，为了满足淮北地方上和部队美术工作者的需要，曾由《拂晓报》将《构图常识》又作了翻印。
根据当时美术系的教学计划，主要是培养能从事一般宣传画制作的美术干部，并通过实际的美术工作来进行教学。但又不能光搞实际工作，最起码的写生能力和描写人物的知识还是需要的，学校总是学校，一定的基础课还是要进行的。美术系的素描课还是占有较大的比重，素描课单画静物不能解决问题；学生一开始就画真人、画速写也困难，不能像正规学校，有多种多样的石膏模型。为了使同学在短期内能基本上获得写生的方法，和必要的人体知识，然后再在这基础上进行较深入的素描和速写，我们便在破庙中选一些解剖比例较准确和神态较好的菩萨和菩萨头像，刷了一层白粉当作写生模型。尽管当时有人还迷信西洋，迷信“外国菩萨”，但在实际面前，也只好打破迷信了。后来经过实践证明，作为深入研究人体和素描关系，虽不如希腊、罗马的模型好，但中国佛像艺术强调线的处理，对于要学习用线较多的速写和宣传画作准备，还是有一定的优点。筹备处后面的大庙前，还有一棵栽了多年的大白果树，我们便请了木匠把它锯倒剖开，做了足够的画板、画架。
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并使同学的学习联系实际，在实际工作中进行教学和锻炼，美术系在盐城大街上找到一所过去开过茶馆的旧房子，由同学们自己动手粉刷一番，建立了一个“大众画廊”。每隔一、二周，换一次内容，作为创作教学的基地。
宣传画的形式有独幅画，连环画，有漫画，有木刻，也有生活速写等。内容除了根据当时的宣传中心编绘的时事漫画等以外，大部分是十幅左右的真人真事的连环画。每幅并配上说明或七字唱，最为群众所喜爱。这种连环画形式的创作，不但有利于锻炼同学的构图能力，也促使同学很自然的注意到生活的描写。在那时已感到这是一种初步学习创作的很好的教学形式。这种连环画有些内容较好的，还重新把它画在一丈多长的漂白布上，用卖梨膏糖的调子，在各处边唱边展览，或是配合戏剧系演出，把这些布画，布置在台前周围。既是演出广场，也是展览会场。各种宣传画，大部分都是同学在教师指导下进行创作的，也有一部分是临摹的，因同学水平高低悬殊较大，对于能力较弱的同学，通过临摹，也是一种教学方法。
除了画宣传画以外，就是写标语、画墙画。每个小组都有几只铅桶，分装着石灰水、黑烟灰和红土。同学们对于画墙画的兴趣很浓，感到红土、石灰等两三种颜色太单调了，便设法到颜料店、染坊里去找其他颜色。那时颜料店也没有什么颜色，结果在染坊里找到染衣服用后的各色染料剩脚，画墙画很好，几个组便经常派人到染坊里等倒出来的剩脚染料。
1941年7月反“扫荡”前，华中鲁艺到湖垛一带参加减租运动。各系同学混合编成二三十个小组，既是工作组，也是一个小文工队，同学们通过艺术形式宣传，很快接近了群众，把群众发动了起来。美术系同学和文学系同学配合，画了很多诗文并茂的墙画。又和音乐系、戏剧系的同学配合，绘制了不少“洋片”。群众非常喜爱这种一边听说唱，一边看画的“拉洋片”的形式。记得1941年“七一”在湖垛镇庆祝建党廿周年和完成减租减息的胜利大会时，同学们把群众的各种文娱活动，都允分的发挥出来了。有舞狮子、旱船、吹鼓手、耍杂技，应有尽有，单是龙灯就有九条，另外庙里的万名伞“、”打道牌，也为宣传画和标语利用了。那天到会的群众总有万人以上，锣鼓爆竹齐鸣，五彩缤纷，群众情绪非常兴奋。
各种美术创作形式和工作方式，后期分散到鲁工团创造的更多，例如为了适应部队夜晚的小型文娱活动的需要，曾由张拓为主，设计了一种厚纸板做的“皮影戏”，并编写了《希特勒的噩梦》《西游记》《阿Q正传》等小脚本，由美术组同学自制皮影，自己表演。另外在盐阜文工团的鲁艺同学车戈等，创造了一种“灯光洋片”。这种洋片不是先画好了的，只是在纸背面用铅笔画了一个底稿，灯光从纸后透出来，看不见底稿，演出开始后，由一个人用毛笔蘸上浓墨，配合前面演唱的人，依着铅笔画的印子陆续描出，好象在白纸上随着演唱的内容自动出现了形象。如前面的人演唱“蒋介石逃得快，躲在峨嵋山上不抗战”，白纸上便先显出蒋光头的一副尴尬表情，再陆续显出他那鬼祟的动作，使观众看后，忘不了洋片里的形象，宣传效果很好，也非常受群众欢迎。
军鲁工团当时在淮海区（即现在的阜宁、淮阴、涟水等地）活动，那一带农民每逢春节都要在牛栏里贴一套或几套“牛印”。这种“牛印”是七寸长、四寸宽的横幅水印木刻画，印在各种颜色的纸上，每套八张。“牛印”的来历，传说后汉刘秀复国时，有一天在荒郊逃亡，眼看快要被王莽的兵马追上，道旁有一头牛，它帮助刘秀在地上犁了一条深沟，把刘秀藏在沟中才避开了敌人，说“牛印”是纪念牛的功劳的。也有农民说牛有灵性，所以也要给牛看画。我想实际上是这样，是农民把自己的爱好，也分享给他所眷爱的劳动帮手。所以这种“牛印”的内容，没有迷信的色彩，如大轮船、火车、保家防匪、耕田打场、上海大马路、变魔术或是杨家将等戏文中的人物，以及孙文当总统等等，都是富有生活情趣的题材，表现手法也很朴质，很风趣。军鲁工团美术组同志发现后，1942年春节曾刻印了多幅的“牛印”，分赠给附近农民。我们刻的“牛印”，除画画的尺寸和印刷的色彩、纸张，学了旧的“牛印”形式外，在技法和风格上，吸收原来“牛印”的民间装饰趣味还很不够，不过当时的农民还是非常欢迎这种形式的木刻艺术，“牛印”贴在农家附近牛栏里，到处红红绿绿，使得生活本身也得到有趣的点缀。
那时的美术工作，不像现在有这样好的印刷条件，现在任何形式的美术品都可大量复制送到群众手里，但那时你纵有再好的作品，如没有和群众见面的办法，也只好自己欣赏，更不能适应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美术系的教育，对于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和工作经验非常重视，不然，美术工作及美术工作者便不能在群众中生根，也不能得到滋养和发展，所以美术系关于这方面的讲课内容和实际活动，都有充分的安排。那时在华中局党报《江淮日报》工作的芦芒，在抗大工作的项荒途，都有丰富的工作经验，美术系也请他们来给同学们上些课。虽然同学们的生活和学习条件都远没有现在这样好，但如何克服困难，创造性地使自己的工作与群众见面，发挥作品的效果，成为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这一观点是很强的。如分配在盐阜区文工团工作的同学们，条件很困难，连一部油印机都难买到，最后只向领导要了一把刷油墨的刷子，便刻印出多种多样的美术宣传品。
美术系的干部除了担任教学、编写教材和领导同学们从事各种美术活动外，也作了不少画，如许幸之、刘汝醴当时还画了些油画，庄五洲、洪藏都画了些宣传画，铁婴、吴耘、莫朴当时都搞木刻，所以作品发表的也多些。
1941年3、4月间，为了庆祝苏北文联成立，美术系组织了一次美展。除了本院师生作品外，当时在盐城的美术工作者如芦芒、沈柔坚、涂克、孙从耳、费星、项荒途等都有作品参加。这次美展，不仅有群众常见的木刻、宣传画、漫画、石版画、连环画、年画，也有素描、速写、皮影和油画及风景题材的画。展览品约有三百件左右，挂满了华中鲁艺的各教室，大概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华中敌后举行的唯一较大、较全面的美术展览会。同时，许幸之、刘汝醴合画了《高尔基》《莎士比亚》《贝多芬》《达·芬奇》四人的大幅彩色像，庄五洲画了《踏着英烈们的血迹前进》的大幅彩色宣传画，芦芒画了《用我们的武器狠狠地打击敌人》的大幅漫画，莫朴画了《鲁迅的道路就是我们的道路》的大幅彩色壁画，用来布置文联成立大会的会场。
美术系和华中鲁艺各系一样，培养了一些艺术干部，这些干部后来在各个工作岗位上，在斗争艰苦的年代里，为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了不少工作，华中鲁艺虽然时间很短，但在教学上是有一定贡献的。
这些成绩的获得，除了由于全体师生的努力外，特别使大家难忘的，是和党的坚强领导、关心分不开的。在干部问题、教学问题、设备问题上，虽然条件很困难，但只要是需要的，无不尽可能给予解决。如开办之初，音乐系缺乏乐器，美术系缺乏起码的铅笔纸张、颜料等绘画材料，根据地买不到，领导上便派人到边缘的敌占区或请上海地下党同志帮助购买。在生活上，如苏北因刚解放不久，部队迅速扩大，部队的棉衣还未发，因怕我们同学体质弱首先给同学们发了棉衣。
在7月反“扫荡”期间，由于敌人即将打到我们打埋伏的水网地区，军参谋长赖传珠同志研究后，当即请3师7旅朱涤新政委，带了部队，寻找和掩护我们撤退。找到我们后，知道我们尚未吃饭，马上把部队做好的饭先给我们吃。记得那几天正下雨，许多战士把自己的草鞋和雨具也都让给同学。美术系有个担任事务长的同学出差未回，为了不使一个人掉队以免发生意外，朱涤新政委专派了七八个战士寻找联络，直到这同学安全归队。
那时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尚未发表，文艺上许多基本观点，在我们脑子里还是模糊的。华中鲁艺和后来的鲁艺工作团，能在较短的时间里及时培养了一批能为民族革命战争而献身的文艺干部，除了客观形势促使师生们在认识上，不能不把自己的命运和民族的、人民大众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之外，还由于得到当时华中局和新四军的领导干部的关怀，特别是刘少奇和陈毅同志的亲切关怀是分不开的。而且大家引以为荣的、也不会忘却的，我们学院的院长就是刘少奇同志亲自兼任的。
当时正在皖南事变前后，敌、伪、顽狼狈为奸，企图在我军未完全站稳之前，即全歼我军于江淮一带。斗争非常紧张尖锐，但刘少奇同志、陈毅同志在忙于运筹军政大事之中，对学院仍极关怀，刘少奇同志兼任院长不是挂个名，如上面提到的一些重要的筹备措施，就是得到他的亲自指导和帮助解决的，而且还多次亲莅学校，了解情况，帮助研究问题。我们虽有个“图书馆”，但实际只有稀稀疏疏的两三架政治书和小说，都是师生凑拢起来的。开学不久，有一次少奇同志在图书馆和教员们开座谈会，当时大家没有谈到图书问题，而刘少奇同志看到我们的图书馆如此情景，即着人请地方教育局的同志帮忙，不久我们的图书馆就收到一批有关艺术方面的专业书籍，使教员上课和编写教材得到很多方便。
陈毅同志来学院的次数更多，记得有次到学校来“摆龙门阵”，和大家谈起了高尔基的作品。他不仅谈到高尔基对于“人”的深刻理解和描写，而且还谈到高尔基在一些作品中对于景物及一草一木的细致观察，及其丰富多采的描写。由于他生动的叙述，使我们也恍如眼前出现了一幅按高尔基的意境所描绘的画面。这次我才知道陈毅同志不只爱好文艺，而且很有修养。这次谈话，不仅给我们上了一堂创作课，而且他讲的内容，联系具体的实际，给大家的印象很深。还有一次，由于在学校领导干部之中，有个别老同志对刚到根据地不久的同志很不注意团结。陈毅同志曾亲自参加了学院的党组会，对那位同志给予了严厉的批评。正像话剧《陈毅市长》中所写的那样，他对革命同志有颗火热的心，很爱护同志，使你愿和他谈任何心里话，但在原则面前，他非常严格。他在这次会上帮助了同志，明辨了是非，增强了团结。这次会议是在反“扫荡”前，在湖垛镇召开的，今天健在的尚有黄源、孟波、何士德几位同志。我想这些同志一定还是记得这次会议的。华中鲁迅艺术学院，正是在这样一些领导同志言传身教的影响下，无形中教育了我们如何贯彻和体现党的领导意图，所以学院的工作，能以顺利的发展和取得一定的成绩，是和这些领导同志的哺育分不开的。
（来源：《新四军的艺术摇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