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深秋，我留守上海，坚持剧运工作。一天，苏北新四军派来的司徒阳同志秘密来访，邀请我去苏北新四军抗日民主根据地，从事文化工作。我同意后，便和司徒阳同志一起悄悄地离开上海到达苏北新四军军部驻地海安，住在敌工科科长丘东平同志处。有一天我和丘东平在海安镇上散步，陈毅同志正匆匆地从开会的会场出来，东平给我们介绍之后，我们就好像老朋友似地热烈握手。陈毅同志用他非常清晰的四川乡音对我说：“许先生来我早已知道了，刚巧这几天很忙，没有工夫去看你。今晚我已经通知他们准备欢迎晚会了，欢迎许先生出席指导。”
（来源：《新四军的艺术摇篮》）
“实在不敢当。今晚我一定来参加晚会。”
虽然是第一次见面，是一次简短的寒暄，但陈毅同志对文化工作者的亲近和热情，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至今难忘。
欢迎会后没几天，丘东平通知我，陈毅同志要单独接见我。我便独自到陈毅同志的住处看他。原来陈毅同志找我去是要商谈有关筹建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的事，他要我再回上海一趟，邀请许广平同志来苏北担任鲁艺华中分院院长；请一些专家教授来教学，号召一些青年来苏北解放区学习和工作等。他用陈仲弘的署名写了三封信分别给许广平、王任叔(巴人)和李平心(马列主义理论家)。我便携带这三封秘函，通过地下交通又回到上海去和他们秘密联系，但许广平由于要留在上海给海婴治病和编辑《鲁迅选集》，不能离沪去苏北鲁艺工作。巴人和平心也都各有自己的任务，需要留在上海，不能分身前往。因此，我只动员了一批比较了解的爱国进步青年，前往苏北解放区。
当时盐城已经解放，大批人员到达那天正值旧历1940年除夕，陈毅和粟裕同志亲自到旅馆来探望，大家情绪非常激动。历正月初一，在鲁艺的筹备处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欢迎会，欢迎从上海来的新同志，刘少奇、陈毅等领导同志也都出席了迎新会。过了两三天，领导召开筹建鲁艺华中分院会议，我参加了这次会议。院长由刘少奇同志兼任；丘东平为教导主任，负责鲁艺全部行政和教务工作；孙湘为教导员，负责政治思想工作。决定成立四个系：文学系、音乐系、美术系、戏剧系。由陈岛任文学系主任，由戴平万、林珏、蒋天佐和我以及南洋归来的几位华侨任教。何士德任音乐系主任，教员有章枚、孟波以及稍晚一些来的贺绿汀等。莫朴任美术系主任，教员有刘汝醴、戴英浪、庄五洲、铁婴、涂克、洪藏和我。戏剧系本拟推我当系主任，但我表示不想搞行政工作，而愿意在三个系里(文学、戏剧、美术)担任教学，我的意愿得到了同志们的谅解。戏剧系由刘卯(刘保罗)任系主任，后因刘卯不幸牺牲，由许晴继任。戏剧系的课程由刘卯、许晴、邵惟以及上海来的朱丹、魏征和我共同负担。
当时丘东平同志提出大家在艺术理论上需要进一步深入，要我给各系的教员补补课。就记忆所及，其中一个课题是讲的《艺术的起源及原始艺术》，在周末的晚会上开讲，约讲了三、四个晚上才结束。我在美术系除了讲《艺术概论》之外，还教过素描。在戏剧系的讲课内容已完全记不起来了。据在京的鲁艺戏剧系干部沙地同志说，我曾给戏剧系排过《阿Q正传》第五幕，但我自己已记不清了。戏剧系以演出实践和课堂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培训戏剧人才，成立虽然只有不到一年时间，却演出了不少具有战斗性的抗战话剧，如《皖南一家》、《反投降》、《反逃亡》、《王玉凤》、《撤退以后》、《惊弓之鸟》、《人约黄昏后》和许晴自编自导的多幕剧《重庆交响乐》等，颇得陈毅同志的好评。
这些话剧多半是在盐城大众戏院演出的，这个旧戏院本是上演京剧和地方戏的舞台，不适于演出话剧，后由我设计，经过翻新改建为“鲁迅艺术剧院”。把旧戏院的后台扩展为布景、道具、化装室，又将前台用倒塌的城砖砌成有陡坡的池座。因陋就简地改建成剧院后，同志们颇感满意，并得到陈毅同志的赞赏和表扬，以后成了新四军活动的群众集会的中心。记得皖南事变后新四军誓师大会就在此进行，仿佛记得《重庆交响乐》演出那一回，前门刚砌上“鲁迅艺术剧院”门楣后不久，日寇敌机来盐城空袭，投下燃烧弹，把这个新四军的集会中心炸毁了。
1941年春在盐城冈门排戏时，刘保罗同志导演一个新编的抗日活报剧(剧名叫《一个打十个》)时，用步枪作道具。由于管理道具的人粗心大意，没有认真细致检查，在排演枪毙汉奸时，以致真子弹出膛，扮演汉奸的演员费民杰同志当场身亡，子弹又从砖石蹦回来随即打中了刘保罗同志的头部要害，保罗不幸牺牲。子弹又打伤了另一干部的腿。这一惨痛教训值得我们戏剧和电影工作者永远记取：应尽量避免用真刀真枪作演出道具，倘要用真刀真枪时也必须经过严格检查，以确保人身安全。
鲁艺的教授和骨干也是苏北文化界的骨干。1941年4月中旬成立的苏北戏剧协会筹委会，委员有许晴、黄其明、邵惟、仇泊、李洛夫。苏北歌咏协会筹委会，发起人为何士德、章枚、孟波，推何士德为筹委会主席。4月16日，在刘少奇、陈毅同志关怀下，召开了苏北文化界代表大会，选举苏北文化界协会理事二十五人，其中鲁艺就有丘东平、何士德、我等多人。
在鲁艺华中分院召开的“诗歌协会”成立大会上，我们特邀请了陈毅同志前来参加。会上有人大为赞赏普列汉诺夫的阶级美学观。认为一切自然界和人间的美与丑，都要用阶级观点来衡量和分析，认为离开了阶级观点，人和大自然就根本谈不上什么美与丑。只有‘‘劳动”是创造诗歌、文学的源泉……
陈毅同志随即起来发言，他丝毫也不隐晦他自己的审美观点，说：“普列汉诺夫的文艺理论用马列主义观点来分析文艺，用‘劳动’，观点来解剖美与丑的法则，的确有他的独特的见解。但他的理论有时过分偏激，把一切美感和艺术起源都归结到‘劳动’上面去，是一种机械唯物论的美学观。”于是，他又引申了列宁的艺术理论美学观点说：“‘文艺对于政治有时不是直接的而常常是间接的或曲折的反映。’那才是正确的、深刻的认识。”
陈毅同志进一步地批评了一般文艺评论家盲目崇拜普列汉诺夫的阶级美学观，他认为这种理论是值得商讨的，他随即举出当时盛开在鲁艺庭院中的玫瑰花说：“我不相信劳动人民就不欣赏这美丽的鲜花。现在劳动人民为牛马般的劳动与生活所苦，他们没有时间和没有心情来欣赏罢了。假使他们在劳动和生活上有一定的余裕来欣赏的话，我就不相信劳动人民会厌恶这些花，而要无缘无故地摧残它。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那些种花的园丁们，岂不要每天对着鲜花咒骂么?”这确是一针见血的箴言。在鲁艺的庭院里，我们经常看到学员和士兵们去摸摸或是闻闻那些鲜丽芬芳的花草，却从来没有看见有人，甚至连那些调皮的“小鬼”在内，去摧残鲜花的。
他又举例说：“假如有个长得非常美丽的少女从这里走过，我的士兵们会觉得她长得丑恶不堪而唾弃她吗?我相信绝没有这回事。我相信我的士兵们同普通老百姓一样会对她发生美感的。只有那些不肯说真话的人，而自以为是‘革命知识分子’的人，才会矫揉造作，把明明是美的东西说成是丑的，有时倒反而把丑的东西当成美的了。我看倒并非美与丑的阶级观念绝对悬殊，而是知识分子不敢正视现实，故意颠倒是非，混淆美与丑，把西施与东施混为一谈罢了。问题并不在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天生就喜欢肮脏、丑恶，而是他们因辛勤劳动和贫苦生活，没有余暇没有闲情来欣赏美；同时也因为他们没有文化、没有受过教育，因而没有能力与教养来欣赏高级艺术品罢了。实际上劳动阶级要求把生活水平提高，使他们能普遍地受到良好的教育，使每个人都有欣赏艺术品的机会和能力，解除劳苦大众那种文盲和奴隶地位，这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之一。”
接着陈毅又谈论了当时的新诗和诗坛的种种倾向，他认为：现在的许多新诗人，多半还离不开旧的圈套——那就是“自我呻吟”，很少有白居易那样，为大众而歌唱，被大众所欣赏的诗人。他认为许多新诗之所以愈写愈糟，主要是因为年轻诗人诗歌的修养不足。并且认为中国的新诗老是陷在陈套的泥沼之中而不能自拔。在这个伟大的新时代，中国新诗应该进一步探索自己的新的道路。这就是诗和歌谣携起手来，开拓新诗歌的道路。实际上，陈毅发表过的新诗和旧诗中那些为人所熟读、那些家喻户晓感人肺腑的诗词，才真正实践了他的理想、开拓了新诗歌的道路。
1941年夏，日寇开始了大“扫荡”，代军长陈毅和参谋长赖传珠几次召集鲁艺的负责同志开会，作了周密的指示和部署。随后鲁艺内部又作了反“扫荡”的动员，把一部分不适宜于随队行动的人打了埋伏，又下放部分干部及学生到盐阜区作地方工作。当时宣布鲁艺精干人员分两队出发向指定地点集合：第一队是黄源(因丘东平被批准从事写作，由黄源续任鲁艺教导主任)、何士德、蒋天佐负责，包括文学美术及音乐系一部分师生撤退。第二队由丘东平、许晴、孟波率领，包括戏剧系、音乐系一部分和普通班随行。我和贺绿汀被留下与军部同行。1941年7月，第二大队行至湖垛附近北秦庄时，与敌人遭遇，日军用火力封锁了桥梁，丘东平同志在战斗中不幸牺牲，许晴同志也于同一天同一村庄在指挥学员战斗时不幸牺牲。丘东平、许晴、刘保罗；位文学、戏剧干将和革命战士以及一部分学员的牺牲，是鲁艺华中分院短暂历史中的巨大损失。
大军到达阜宁后，刘少奇政委宣布鲁艺华中分院改建军鲁工团和三师鲁工团。后来两个鲁工团又解散，学员分散到各师去参加各师宣传工作。从上海来的文化人仍回上海隐蔽起来，等时局稳定后再欢迎回来。于是，我在组织安排下返沪赴港，从事电影制片工作，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香港地下党指挥下和留港文化人一起撤离香港转到内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