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包子”下乡接受革命教育
（来源：《桃李成林六十春》）
回首当年在华中建大学习时的革命生涯，这个六十年前的往事，仍历历在目，使我这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心潮澎湃，难以忘怀。生长在上海的我，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喝的洋墨水成长起来的。当时我在上海沦陷区，受到抗日思潮的影响，特别是在中学时受到王任叔、郁枫等几位老师的影响，不甘做亡国奴，爱国之心，油然而生。我自己偷偷地阅读马列主义书籍，一心想进入革命根据地参加抗日。但因寡母一人年迈多病，离不开我；地下党员的妹妹又居无定处。故我一直等到母亲病故后，于1945年5月通过中共地下交通员把我带进淮南新四军革命根据地。
到了淮南盱眙新铺后，我进入华中建大一期财经系学习。刚一进去，不能不从生活起居的变化说起。我那时是生活在上海大都市的“洋包子”，生活习惯，衣着服装都带着“洋”气，很不适应根据地的农村生活。
当时淮南刚发过大水，土地湿漉漉的。我这个没有下过乡的洋学生，心想这正是我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吧?晚上睡的是“竹笆子”床，是把竹竿用草绳扎起来的。我感到很奇怪，这种东西能当床睡吗?吃饭时，用一个象盆似的大瓦碗装菜，而这个大瓦碗在早上却是洗脸的工具。夏天，每天我们都到附近小河里去洗澡，女生先洗，男生后洗，对我来说真是破天荒的尝试。开始我还穿着旗袍，真是令人哭笑不得。有同志给了我一身灰色的旧军装，就这样逐渐使我适应了这个生活环境。
进建大的还有许多上海人，开始我们叽叽喳喳地讲上海话，逐步也被地方方言所代替，从生活上渐渐向工农兵接近、转化。
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和许多同学在一起，听革命老前辈讲课，接受革命教育，参加锻炼，思想意识有了较快的转变，逐步树立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理想。
怀念我的几位革命领路人
在华中建大财经系学习，系主任是陈穆同志，副主任是陈修良同志，还有干事孙继三、张茜同志等。在他们的教育帮助下，我们集中精力学习听课。当时给我们讲课的有彭康、张劲夫、周复生和陶涛等同志。彭康和张劲夫是我们的正、副校长，他们给我们上大课，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周复生同志给我们作当地最初成立的半塔合作社等经济政策的报告。陶涛同志给我们讲财会知识和革命根据地的财会工作，使我们认识到当时的抗战形势与面临的经济工作任务，为我在日后干一辈子财经工作打下了基础。在立场、观点、方法上有所转变，有所提高，这是我终身难忘的。
当时，陈修良、孙继三和张茜同志都食宿在财经系宿舍内。他们对我们既严格又爱护。张茜同志身为陈毅军长的夫人，但和我们同吃同住。他(她)们的言传身教，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系主任陈穆同志精通业务，后来又是我在华中银行总行工作时的领导，作风严谨，言传身教，终身难忘。
难忘的一出话剧——《赴苏使命》
在建大财经系学习之余，张茜同志组织同学们排演了苏联的剧作——《赴苏使命》，说的是一位美国商人佩金斯原意是去苏联寻找社会主义国家的弱点，但在苏联受到人与人之间革命友谊的影响，逐渐改变了初衷，和大家一起庆贺美好的未来。
在根据地农村物资十分缺乏的条件下，要演一出外国话剧真是谈何容易!但是我们的积极性都很高，齐心协力，在荒野空地上搭了一个简易的舞台，台下观众席则用自带的小板凳或席地而坐。剧中的服装道具都是洋货，幸好建大财经系的学生有许多能人，想方设法完成任务。演美国商人佩金斯的是从上海来的一位大学毕业生王新平同志，上台时，他穿了自己带来的一套西装，颇有绅士风度；我演随行的美国女秘书唐小姐，也穿了当时带来的一套西装衣裙。还有许多苏联集体农庄女庄员，需要穿当时苏联的服装——衬衣和花长裙。大家开动脑筋，拆下花被面等裹在身上做长裙，五光十色，十分动人。我记得当时由颜菏龄、余瑾、陆玮等同学饰演女庄员。苏联农庄内的道具是由韦刚等同学动手制造的。记得他们用彩色纸扎成收音机和桌上的座钟等装饰品，猛一看，真可以假乱真!
最后，还有一道难题，就是佩金斯和唐小姐是坐汽车去集体农庄的，当时不可能有真汽车开动的声音，但是又需要有这个效果，正在为难之时，恰逢文教系的一位学员夏昭同学(现名董国瑛，是上海锦江饭店总经理董竹君之女)也来参观我们排演，她利用后台一张藤桌子，用一块砖头在上面划来划去，发出的声音很象汽车发动的声音，使观众们感到汽车真是呼之欲出了。
上演时，革命老前辈、著名翻译家梅益同志亲临指导，对我们的演出表示肯定。使导演张茜和我们都感到十分欣喜。
回想六十年前的往事，使我感叹不已，张茜、王新平、颜菏龄等同志已不在人世了。但是他们的辛勤劳动，音容笑貌，却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