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康同志是江西萍乡人，青年时期留学日本，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参加了文化界革命活动。1927年冬回国以后，积极参加党的外围组织——左翼文化界总同盟，192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任“左联”所属文艺团体“创造社”理事、党组成员。1929年任中共闸北区区委委员、中央（上海）文委委员。1930年任中央文委代理书记时，不幸因偶然问题被国民党军警所逮捕。被关押在反省院，到1937年“八一三”抗战开始后，才被释放出狱。他的被捕是由于南京和记蛋厂工人罢工，上海工人示威游行，声援南京工人的斗争，在上海工人罢工游行时，军警进行镇压，有一个工人纠察队队长的儿子，藏有手枪，仓卒之际，竟欲把枪枝存放在彭康的住所，不巧被追捕的敌人所发现，彭康因而被捕，随即引渡给国民党政府。彭康在狱中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坚持党的立场，渡过了黑暗凄苦的七年余的牢狱生涯。出狱以后，党的长江局审查了他的历史与狱中表现，党对他充分信任，认为他是一个坚忍不拔的共产党员。审查完毕后就派他到大别山地区抗日根据地工作，后来彭康随刘少奇同志转移到津浦路东地区，后又辗转到达江苏北部的盐城阜宁地区，参加开辟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工作。党中央在苏北建立了华中局，领导全华中的抗日工作。彭康同志担任华中局宣传部部长，并兼任华中局党校副校长。
1941年12月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日军进驻上海租界，江苏省委派我去苏北盐阜地区工作，随即派到华中党校任党委副书记，由此得与彭康同志同事。当时华中局党校的教员是孙冶方、冯定、吕振羽、陈一诚，党委书记温仰春。校部设在一个地主的瓦房里，既是宿舍，又是办公室。彭康住在一个农民的家里，每天到校部来同我们商议工作或聊天。他的香烟瘾很大，虽然不大说话，但大家请他唱歌，他也会唱一些外国歌曲，有一次我听他唱一支德国情歌，记忆犹新。
同年5月间，我调离党校，担任华中局机关报新华报的总编辑，因而我们之间的过从更加频繁了，因为报社是归华中局宣传部领导的，我常常去找彭康同志请示工作。他最喜欢下围棋，有棋迷之称，我时常看到他与军长陈毅对弈，二人注视着棋盘。这种时候，最好不要向他们两位谈工作，因为他们那种悠然自得的争夺战，我不想去干扰他们的兴趣。
1942年底日军大肆“扫荡”我盐阜根据地，华中局决定实行精兵简政，轻装御敌，撤销了一些非战斗性的行政机构。新华报社也在撤销之列，报社与通讯社合并，我也就离开了报社随华中党校一起转移到淮南地区，在行军中我与彭康同志等一起行军，指挥作战的是党校军事干部。在这次长途行军中彭康经常对党校干部作政治动员，我们在坚定的政治领导下，没有发生伤亡，平安地冲破了敌人的包围圈，来到了津浦路东的淮南地区。华中局设在盱眙县的小村庄黄花塘，彭康也住在那里继续工作，我则被调到淮南区党委党校。同时华中局也在新铺镇上建立了华中党校，彭康为校长，温仰春任党委书记，沙文汉任教务长，钱俊瑞为总务长，汤光恢为锄奸部长。
1945年春华中局党校在完成了历史任务后，就在它的旧址——新铺设立了一所新型的华中建设大学，彭康同志任校长。这个大学的任务是为培养一批建设根据地的财政经济、民政、文教与群众工作等方面的干部，从敌占区也招收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培养一批年轻的干部。建设大学设四个系，即财经、民政、文教、民运系，各系设正副主任，由党支部统一领导。我任财经系的副主任兼支部书记，负责系的全面工作。系主任多数参加了校务委员会，由彭康同志领导全校工作。我因事经常去找彭康同志谈工作，他仍然保持着他的特有的风格，不慌不忙，依靠各系的负责人领导各系的教学与党政工作。大事不放，小事不管，这样各系主任均能发挥其独立思考的作用，使我们心情舒畅，真正实行了民主集中制，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处理问题。
建大的工作是繁忙的，但彭康同志仍然抽空下棋，不过这时的对手改换为围棋高手姚耐同志。在中午的时候，他们还是对坐下棋，若无其事，这种情况使人回忆起来，是颇有滋味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结束了八年抗战，全校师生欣喜若狂，立即准备分赴前线去接受新的战斗任务。不久，建大也由淮南迁移到江苏省的淮阴城内续办，这一期建大的学员与领导班子有所更换。我调到华中分局城市工作部任南京工作部的部长，1946年4月调到南京任市委书记，彭康同志则调到设在山东的华东局任宣传部长。他北上，我南下，我们从此无法见面。我们是在各自的新的岗位上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去战斗了。但是我在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南京工作时，始终不能忘记在党校与建大时的工作情景，对于在整风中所学到的理论知识，十分珍视，我是尽量地去发挥在工作之中，也因此时常想起彭康同志待人接物的可敬印象。我在苦难的斗争中，忘记不了彭康同志对我们的帮助，在苦斗中没有遭到牺牲，深深地感谢党与彭康同志的教育。
1949年，南京、上海相继解放，彭康同志随大军南下到了上海任交通大学校长。我在1950年夏天也调到了上海，因此我们又时常得以相见。更凑巧的事是1954年间我调任华东暨上海高等学校党委副书记，由于工作关系，我们相见的机会更多了，我常常从彭康同志的谈话中得到办好高等学校的启迪。高校党委书记是华东局宣传部长舒同兼任，除了我任专职副书记外，还有宣传部的两位副部长沙文汉与陈其五兼党委副书记。我们把交大作为带头的学校，号召大家向交大学习，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党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改造问题。这个问题是解放初期一个重大决策问题，有些干部对高级知识分子理解不深，不能团结，也无法改造，因此党委着重讨论了这一问题，决定全面深入地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我们的提法是不能团结，也就不能改造，二者之间是互相依存的，片面强调改造，而不能真诚团结知识分子，要想改造思想，往往落空，甚至对立。彭康志对党的政策理解最深，他善于团结教师，对党在改革教学上的问题在交大能够比较顺利地执行。我们又提出了要依靠老教师用带徒弟的方法把青年教师带起来，培养年轻教师要靠老教师。这个意见在交大行之有效，交大在这方面起了模范作用，这与彭康同志是分不开的。
1954年底华东局被撤销，彭康同志调到了西安交通大学任校长，我则调到了浙江省委去工作，从此以后我与彭康同志再也没有见过一面，申江一别，竟然成为永诀。
1967年西安交大多次派人到杭州来向我调查彭康的历史材料，有一次有一教职员模样的人前来向我调查，他告诉我一个可怕的消息，他说：“据康生讲，彭康是一个叛徒，你们怎样斗他都可以。”我一听，暗暗为彭康同志叫苦，这一下他的性命难保了。康生的话，可以致他于死命的。果然不出我所料，不久就传来彭康同志惨死的噩耗。在传闻中得知彭康同志是在一次批斗中，被造反派揪住领子不放拖了一段路，被活活窒息而死的。
彭康同志是一个党的教育家，忠诚的革命家，他默默地死于非命，他的死是时代的悲剧，是党的重大损失。他的崇高的正直形象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
1987年1月
（来源：《华中建设大学校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