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9月问，我奉命率领部分干部和学员，从抗大第5分校(即后来的抗大华中总分校，当时直属军部，后归属第3师)来到苏中，与原来苏中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合并，组建成新的抗大分校，隶属新四军第1师。
（来源：《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院校·回忆史料》）
学校组建初期，称抗大苏中大队。大队长吴啸，我任大队政委，副大队长姜茂生。1942年5月，苏中大队驻启东县海复镇附近，正式命名为抗日军政大学第9分校。粟裕师长兼校长和政委，教育长张日清、后由杜屏接任，副教育长姜茂生，我任政治部主任，副主任刘亚奇。
1943年2月转移到苏南、原第1旅、第3旅、第16旅的三个教导队和第9分校原有的学员，统一整编为3个大队和1个直属党训队。校长和政委仍由粟裕师长兼任，副校长刘季平，教育长杜屏，政治部主任张崇文、副主任姚耐，参谋处长廖昌金。同年7月在淮南整训时，取消大队建制，缩编成5个队。1944年5月底，各队学员全部结业。6月1日苏中公学成立，抗大第9分校原有机构、人员基本上转入苏中公学，从而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
为了适应作战和转移的要求，第9分校规模不大，一般情况下保持5至7个队，六七百人，最后精简到3个队，约300人,鼎盛时编11个队，全校达1200余人。抗大第9分校在近3年中，共办了5期，先后毕业学员3300余人。他们在第1师、第6师和苏中、苏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工作斗争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有不少同志在后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和国家建设时期，分别在党、政、军系统中担负了重要职务。
一
1942年8月，新四军陈毅代军长在华中抗大教育会议上说，“分校在不断反‘扫荡’中获得一面作战、一面进行教育的宝贵经验”，并予以赞扬，指示要好好总结。学员们一面战斗，一面学习，是抗大第9分校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紧靠上海、南京，同日伪腹心地带隔江相峙，是日伪的心腹之患。1941年2月，日伪军出动7000余人对苏中进行第1次大“扫荡”，侵占了海安、东台、泰州等县城和一些集镇，苏中抗日斗争由城镇深入乡村。日军继7月向盐阜区大举进攻后，8月再次出动万余人“扫荡”苏中区，占领了全部县城和一批集镇及主要交通线，并拚命增设据点。苏中区内日伪据点星罗棋布，根据地被分割成零碎的小块。敌人凭借据点和现代化交通工具，不断轮番“扫荡”，小股骚扰，分区“清剿”。因此，学校在东台县北部乡村一诞生，就投入频繁的战斗，并辗转流动。学员们以战斗保卫学习，在战斗中锻炼成长。为了在极其艰苦、复杂的环境下坚持斗争和教学，学校配有电台，以利单独活动。学员持有武器，用以自卫。但装备的只有老式步枪和手榴弹，且枪少人多，有枪的也只配几发子弹，看上去鼓鼓的子弹袋，其实塞满了芦柴秆。手榴弹每人也只有一两枚。
1941年10月初，三仓、角斜、李堡等地的大刀会徒数千人，在日、伪、顽的策动下暴动，苏中大队刚成立1周即参加了军事镇压及善后工作。10月中旬，日伪分3路进攻三仓，苏中大队主动打了一次伏击，第2天夜晚又远出数十里袭击敌富安据点。12月9日，日伪千余人分3路再攻三仓。苏中大队担任正面防御，部分队伍被敌包围，干部、学员伤亡近30人。12月中旬，苏中大队奉命由东台南下，22日到达如东丰利时，正遇第3次丰利战斗，遂担当起掩护师直属队的任务。1942年1月苏中大队南下与地方武装配合．收复三阳据点。从1941年10月初到1942年1月初，学校在90天中行程七八百里路，参加了8次战斗，平均10天左右就战斗一次。1942年春，学校在海启地区虽局部环境暂时稍为安定，但仍经常处于高度的战备中，并出现过几次险情，进行了若干次战斗。5月15日，配合兄弟部队拔除启东县向阳村、南阳村两个伪军据点。6月15日，敌南浦旅团抽调日军1500余人，伪军2000余人，分9路“清剿”我苏中4分区，海陆空并进，情况十分严重。其时，学校正在“清剿”区内，所幸由于判断正确，决心果断，才从牛角尖(海启地形似牛角尖)转移人海，终于突破封锁，未受丝毫损失。学校成立后的一年里，流动区域北至盐城，南至海启，东至黄海，西至高宝，差不多整个苏中4个分区都走遍了。1941年冬从北到南进行了一次大的运动。1942年夏从南到北再来了一次大的运动。一年中，学校移动宿营百余次，行程约3000里，平均每周移动两三次，每次行程约20里。
1943年4月的苏南反顽战役，学校更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并作出了重大的牺牲。原来，奉命南下的第9分校，在1943年旧历除夕安全过了沪宁铁路和京杭大运河两条重要封锁线，于2月中旬到达溧水、溧阳地区。经与南下其他各单位统一整编后，正在一面对付日伪新近开始的“扫荡”和“清乡”，一面以山野为课堂开展教育训练的时候，国民党顽固派调集第52师、第192师、挺进军、忠义救国军、保安纵队等共12个团1．5万余人，向我苏南抗日根据地猖狂进犯，妄图一举消灭我苏南抗日力量，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我们迫不得已，在第16旅王必成旅长、江渭清政委统一指挥下，奋起自卫。第9分校和第47团1营担任西线防御，牵制敌人，以配合东线第16旅主力集中兵力相机出击。在西线向我进攻的顽军主力兵多势众，装备优良，弹药充足。我2大队、1大队、3大队先后与顽军接战。面对凶恶的敌人，全体同志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顽强抗击，勇猛拼搏。手中没有武器就捡石块投击敌人。激战3日，终于保障了东线重创顽军，并赢得了调整部署的时间。最后在第46团、第48团的配合下，胜利突出重围。在这次战役中，第9分校为粉碎顽军妄图围歼我军的罪恶阴谋起了重要作用，但也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伤亡近200人。
在游击条件下能不能把学校办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保存自己和实施教学两个基本要求解决得如何。敌人对苏中虽然是面的占领，据点与据点之间，‘‘扫荡”区与“扫荡”区之间是空隙。当日伪军大举“扫荡”的时候，学校的工作主要是行军作战，但也不放松利用一切时机进行教学。“扫荡”间歇，或情况比较缓和的时候，学校工作主要是教学，但也不放松日常的战备工作。时间的获得是争取敌人对我‘‘扫荡’’空隙的延长，而我们则尽量缩短应付敌人‘‘扫荡’’的损耗。在敌人出动时，到敌人的大后方或据点附近，同敌人‘‘调防”；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及地理条件，选择学校得以生存和可能实施教学的区域。
第9分校在近3年间，除在淮南驻天长县大通镇、龙岗镇时期和在苏中驻启东县海复镇前后有10几个月能较为安定地进行教学外，其余时间只能与战斗和流动结合相机实施教学，或在紧张的战备中坚持教学。学员们每天起床后总要打好背包，听报告、上课、开小组会都随身携带武器，而且各队的位置按战斗队形安排，以便随时应付紧急情况。行军中不但演练军事动作，而且开展识字运动。前面同志的背包上挂着字牌，供后面的同志认字。途中休息时，大家用树枝在地上划着练字。通常在小范围内转移时．行程30里以内，就上半夜行军，下半夜宿营，工作、学习一切照常；超过30里不到50里，第2天除不出早操外，其余一切照常；超过50里，第2天才上午休息，下午仍上课。1942年夏，学校从苏中4分区人海北上，在海上艰苦生活了10多天，无法集中上课，学员们就以班为单位分别自学，分组讨论，教员则分头下班辅导。
“战斗、学习，学习、战斗。我们站在学习岗位上，以战斗来保卫学习。学习是我们的任务，战斗给我们以锻炼。”学员们很喜欢唱这首歌，在9分校时常可以听到这首歌的嘹亮歌声。
二
贯彻理论联系实际、教学与当前斗争相结合的原则，是第9分校的另一个特点。
苏中地区敌情严重，学校的编制机构能否适应战斗环境，是首先碰到的实际问题。我受命到苏中筹建抗大第9分校，第1师刘炎政委同我谈话时，我建议学校编制要精干，取消中间层，大队直接管中队，缩小机构便于行动。刘政委欣然采纳了我的意见。后来环境稍为安定，学校有所发展，学校机构逐步健全，但仍是精干的、部队化的，校部直接指挥连队。校部机构小，人员精。政治部门仅设组织股、宣教股和特派员。训练部门是军教室和政文室，组织实施教育训练。军教室兼参谋室，平时进行教育，战时组织作战，除教员外，战时协助政治部门进行政治工作。行政管理、后勤保障方面设有队列股、供管股、医务股、医务所。校部全部工作人员最少时只有10余人，最多时也不过60余人。个人行李、公用文具皆有严格规定，总共不超过10担；最少时连电台、油印机、医药箱只有六七担。马匹打埋伏，个人勤务贯一律取消，只有两个公勤员照顾各部门打饭、扫地。这样，一套班子担负起作战和教育两方面任务，使学校既是一个教育单位，又是一个作战单位。
抗大要把不同来源、不同类型的学员培养成坚定的抗日干部，工作中紧紧掌握“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的方针。第9分校的学员，主要是从第1师、第6师部队抽调来的一批连、营级军政干部，也有苏中各县、区地方武装的一些干部，还有一批来自沦陷区、国民党统治区的知识青年、产业工人和少数归国华侨青年以及地下党组织输送来的党员。学校的任务就是从这样的对象出发，首先使之建立革命人生观，树立明确的政治方向，坚定抗战到底的信心，并进一步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伟大理想。要达到这个要求，不能靠一般的空洞说教，而是要把联系实际的基本理论教育，与斗争密切结合的形势政策教育，提高工作水平的业务、文化教育，加强修养的思想作风教育和养成教育，综合起来才能收效。而整风运动对于促进学员自觉地改造主观世界，作用尤为明显。分校进行的整风学习，使学员进一步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和道路，提高了反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自觉性，增强了党性和组织观念，理解了“立场与方法、动机与效果”的辩证关系，加强了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的团结。部分学生、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对小资产阶级意识和超阶级观点的错误感受尤其痛切，他们从世界观、人生观的根本转变上下功夫，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已经人党的同志，解决了不仅从组织上入党，而且从思想上入党的问题。部分工农同志则在反对狭隘经验主义、军阀残余和游击习气方面，收获更大。现在，有些老同志回顾起在校所受的教育，满怀深情地说：“那既是启蒙教育，也是一辈子定方向的教育”，“抗大教育对自己奠定革命立场，确立革命人生观。影响很大，终生难忘”，“在抗大学习时间虽短，却得益一生”。
1942年春，校部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教育的决定》和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干部教育的决定》，检查总结前时期在教育方针、教育计划中存在的一些缺点，进一步明确了学校教育必须密切结合当前敌后斗争的实际，服从和服务于斗争实际的需要。也就是说，分校要根据苏中、苏南的斗争形势和在校学员的具体特点，贯彻抗大总校和华中总分校的办学方针。第9分校一般是半年至8个月为一个学期，由于行军、作战的损耗，实际教学时间大大少于规定的学时。为了保证教学效果，我们要求采取措施适当弥补，但最重要的是课程要少而精，把主要时间放在对当前斗争最有直接意义的课程上，使有限的时间用在刀刃上。军事课的重点是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和战术、战斗动作，着重提高学员对游击战术的运用能力和游击战的指挥能力，特别要掌握夜战、近战的组织指挥本领，使具有实战经验的学员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教学方法上，野外演习多于课堂讲授，组织课堂讨论研究战例，结合行军、宿营演练利用地形地物、侦察、警戒、通讯联络和各种战斗队形，每次参加战斗后认真进行检讨总结，并把敌人的战术特点和我们的对策编为教材。政治教育以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党的建设和基本政策，以及形势任务为主课，使学员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认清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目的和特点，提高思想、理论水平。为此，教学中结合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对比，使学员认清国民党 顽固派的反动本质和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奋斗中国才有光明的前途；结合学校的战斗环境和艰苦生活，使学员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艰苦性、残酷性。教学中提倡独立思考，发扬学术民主。课堂上允许质疑，讨论中鼓励争论，因而思想活跃。文化教育以语文课为主，算术次之，并适当进行一点地理和自然常识教育。
第9分校的师资素质较好。一批军事、政治教员，是在抗大总校或华中总分校工作或毕业的。文化教员，有不少大中学生或专家。但教员数量不足，因而军政领导干部大都担任兼职教员。军首长、师首长、兄弟部队首长和地方党政领导都是好教员，请他们作报告或专题讲座，总会收到很好的效果，给学员以极大鼓舞。学校还组织社会调查，使学员参加地方群众斗争，向实际学习。把教育从小课堂搬到社会大课堂，是联系实际的重要方法。利用实际事物来进行教育，深入浅出，易学易懂。
三
在斗争中锤炼革命意志和培养优良作风，艰苦奋斗，战胜各种困难，是第9分校的又一特点。
第9分校经常战斗和流动，即使不打仗，行军宿营也都处于高度的战斗准备中。驻止时经常演习紧急集合，宁可原地继续宿营时再打开背包，也不准起床后偷懒不打好背包。开饭限制时间，锻炼快速吃饭。一次学校进驻三仓，刚要就餐敌人就打来了，动作快的吃了饭，动作慢的只好饿肚子。行军中每人的背包都限定重量，长途转移时还要严格检查，逐个用秤称，不准超重。两渡长江时，日夜兼程一百几十里；冲过铁路时，一口气跑20多里路，不轻装就容易出意外。行军时携带全部装备，包括行装、武器、米袋、菜盆、灯油等个人和公用的生活用品、学习用品和战斗装具。凡事讲求效率，生活、工作战斗化，抓紧利用零碎、点滴时间，办事雷厉风行。
为了在流动的环境下寻得相对稳定的空间，第9分校的驻地一般较偏僻，或在海滨，或在山头，或在海上。1942年全校分乘近10条船在海上打游击，因潮汐、风向和敌情关系，航行时停时续，有时直驶，有时之字形曲折行进。船颠簸摇晃，使许多同志呕吐不已。有限的淡水用完，只好饮用又苦又咸又涩的海水。用它和着元麦炒面充饥，更难以下咽；勉强吃下去，多数人便腹胀。有的单位上船前来不及把麦子磨成面，就炒麦子囫囵吞食，结果消化不了，便出来仍是一粒一粒的。洗干的衣服上泛着盐花，穿在身上发粘。为了不暴露目标，除了便衣哨在上面嘹望外，都得挤在舱里活动，闷热难熬。潮落船停时，大家纷纷下海滩舒展身子，捡蛤蚌，抓沙参，煮了加餐。
1942年党中央号召咬紧牙关渡过最艰苦的两年。同志们怀着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心和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为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而艰苦奋斗。台北、盐城地荒人稀，盐碱地不长庄稼，连草也长得稀疏低矮。当地群众生活很贫困，吃的是大麦面加野菜的面糊汤，住的是又矮又小的泥坯房，炉灶、猪圈、鸡窝都在一间屋里。到群众家里宿营，就在猪圈、鸡舍旁，人畜杂居，而且蚤、蚊麇集，臭味呛人。11月已是初冬，滨海地区气候特别寒冷，可大家还是穿着单衣，有的甚至赤脚露臂。晚间常常一个班或半个班挤睡在一起，靠干草和相互的体温御寒。有时干脆起来跑步做操，用不停的活动提高自身的热量。平时洗衣服没有肥皂，就用草木灰水来代替。
物质条件虽极端困难，但上下同心同德，千方百计地努力克服。供给人员不避艰难困苦，甚至冒着生命危险，长途跋涉筹集军需物资，采购教学、办公和医药用品。卫生人员除宣传组织战地抢救、督促检查驻地卫生和做好日常治疗保健工作外，还自己动手采掘中草药，防治痢疾、疟疾等传染病。各级干部、教员更身教重于言教，吃苦在先，为学员作表率，并因地制宜，因陋就简，解决教学用品的不足。缺乏教材自己编写，没有课本自己油印，没有教具自己制作。一位教员用扎灯笼的办法做成地球仪，搞直观教学。另一位教员搜集学员中对自然现象的许多疑问编成《为什么》书稿，破除迷信，传授唯物论，很受学员欢迎。在困难面前，集体主义、阶级友爱、团结互助的精神更有充分的体现。战斗中互相掩护，工作上互相支持，学习中互相帮助，生活上互相照顾。
愈是困难，纪律要求愈严，大家也愈自觉约束自己。同志间平时和睦相亲，不分上下，但对上级命令和组织分配的任务，则态度极其严肃，坚决执行。党训队学员大多是营以上干部，在苏南反顽战斗的紧要关头，不避艰险，坚决执行侦察、通信任务，保证了校部和前沿阵地的联系。各单位驻宿居民家，临行前部队认真检查群众纪律。每周生活检讨会都要依据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学校尊重地方，爱护群众，同时也受到地方组织和广大群众的支援和帮助。战斗中群众主动救护和运送伤员，战后宰猪杀鸡慰问部队。在海上时，渔民们冒着敌人“扫荡”的风险，与我们同舟共济，并把他们自 己食用的鲜货送给我们。在渡长江和穿铁路、过运河等封锁线时，地方党政组织发动群众尽心尽力支援我们。在淮南时学校不仅开荒生产，厉行节约，改善部队生活，而且助民劳动，向群众宣传大生产运动，协助发展地方经济。驻地附近发生水灾时学校派出人员访贫问苦，积极投入抗灾救灾斗争。通过深入的拥政爱民活动，更密切了军政关系和军民关系。
尽管牛活艰菩．大家却充满乐观主义。在简陋的条件下，文艺、体育活动广泛开展，形式多样，而且密切结合学习，寓教于乐。1942年党成立21周年，学校在一片盐滩上举行庆祝大会。事先，有计划地派出游击小组，袭扰和监视驻地附近的日伪，向据点投弹放枪，致使敌人盲目还击而不敢出据点半步。我们在会场四周布置好警戒，安安稳稳地开会。入夜进行文艺演出，选择一块高地作舞台，把洋铁皮做的公文箱挂起来，里面点上10来支蜡烛当灯光。台前站上一排人，听哨音向两边分开或合拢当开幕、闭幕。节目自编自演，或表扬好人好事，或反映现实斗争，既充满生活气息，又富有教育意义。有条件时还可以挂起幕布，点上汽灯，演出大型节目。1943年3月在苏南集中整编后的开学典礼上，演出了话剧《流寇队长》。1944年元旦和春节是解放区开展拥政爱民月的第一年，学校驻龙岗环境安定。全校举行文艺晚会和组织军民大联欢，先后演出多幕剧《重庆交响乐》和秧歌剧《兄妹开荒》及踩高跷、花灯舞等，军民同乐，盛况空前。凡遇重大节日和纪念日，只要有可能都举行纪念活动作报告、出墙报专刊、开晚会。各队的小型专题晚会月月不断，而且紧密结合教学。如，战斗回忆晚会上，介绍战斗例子，集体总结经验。反迷信晚会上，科学解释自然现象。驻龙岗时，组织过一次较大规模的全校运动会，有田径、球类、游泳、投弹、负重行军等比赛和刺杀、武装泅渡等表演。
回顾抗大第9分校的历程，是一面战斗、一面学习的历史，是密切联系实际的历史，又是艰苦奋斗的历史。
1990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