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江北指挥部和所属部队改称新四军第2师，江北指挥部军政干校于2月改称第2师军政干校。
1941年5月4日，根据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关于各师、各抗日根据地都应举办抗大分校的指示，第2师军政干校改为抗大第8分校。全校教、职、学员和警卫分队共1000余人。分校的校长是新四军副军长兼第2师师长张云逸，第2师副师长罗炳辉（后为师长）兼任副校长（后为校长），教育长冯文华，训练处处长黄一平、后为杨采衡，副处长王淑明。政治处主任刘仁和，同年校政治处改为政治部，主任高志荣，副主任何泽洲。还有政治教育科科长刘健飞、文化教育科副科长黄格等同志。校址起初在天长县张公铺，后迁至龙岗、葛家巷。
1943年秋，为进一步贯彻党中央关于精兵简政的方针，第8分校改编为第2师教导团，但组织规模、培训对象、教学内容、在职人员等，基本上仍与以前一样。所以，实际上教导团是第8分校的继续。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我军进行大反攻，继承第8分校的教导团才告结束，在训学员提前分配到第2师各部队，投入了对日军的最后反攻作战。
第8分校连同她前后的军政干校和教导团，自1940年4月至1945年8月，前后5年多，共办了6期。除了1940年10月调归抗大第5分校600余人的两个大队和一部分校部机关干部外，共毕业学员4000余人，为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
第8分校地处皖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环境比较安定。分校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进行学校的正规化建设。江北指挥部和以后的第2师师部，及其所属各部队的领导同志，都很重视分校的建设，舍得抽调优秀干部入学培养和加强学校的领导与各个机构。除了第2师首长兼任正、副校长外，还注意抽调条件好的干部到学校工作。分校的处长黄一平，政治部主任高志荣，政治部的组织科长陈祥，上千队前后的正、副队长余龙贵、杨元三，指导员余明、吕清等同志，都是参加过红军长征或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团级红军老干部。学员有营、团干部，连级军事干部，连级政治干部，排级军事干部，青年学生干部，代培的地方干部。营、团干部学员基本上是红军老同志，其中有廖成美、陈祥、李世炎、余明、程启文、叶太清等同志。
由于培养的学员对象类型不同，各种对象的人数各有100人左右，所以编制体制是校、队两级制。校的领导机关有训练处、政治部、供给处。学员队有营团干部的上干队，连级干部的军事队、政治队，排级干部的军事队，青年学生队，地方干部队。校的领导机关，采取“一杆子插到底”的工作方法。为了加强基层工作，搞好教学辅导，并尽量搞好学员的物质、文化生活，各学员队设有队长、指导员，还有军事教员、政治教员、文化教员，上干队的军、政课程大部分由校部同志授课。伙食单位建在队上，设有专管生活的司务长、炊事班。校政治部还有一个小型的文工队，经常给全校演出文艺节目。有个歪脖子队员演老头演得很像，至今大家印象很深。
二
根据师领导指示，和淮南地区我军对日军、伪军、国民党顽军三角斗争的形势，在教育训练中，紧密结合斗争对象和学员的实际情况，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一方面对学员进行针对日军的基本上是游击战的作战训练，着重学习毛主席关于游击战的思想，使“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和伏击、偷袭，以及敌人到我根据地“扫荡”时期的“敌进我进”等作战方式，深入人心；另一方面，还训练针对敌军作战的比较正规的攻、防战术，上干队侧重营、团战术，连、排队侧重连、排战术。训练中，因学员文化程度普遍很低，没有搞图上作业，而重视深入讨论，实地演练。有一次在学校组织的团进攻演练中，我还充当团政委作战前的战斗动员工作。大家都感到实地演练，形象实际，效果较好。
政治教育的内容有时事政策和政治理论两个方面。时事政策教育，主要是听校领导和师首长的报告。1941年11月，全校还听了陈毅代军长在第2师直属队连以上干部会议上作的时事政策报告。政治理论教育，是以社会科学为内容。上干队由训练处王淑明副处长亲自讲课。他从“猴子变人”讲起，讲到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讲中国社会时，着重讲解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通过这两个方面的教育，明确了当前和未来的政治方向和奋斗目标。了解了党的方针、政策，学到了理论知识，提高了革命自觉性，增强了革命的胜利信心和决心。军队政治工作方面，除政治队学的内容较多外，其他各队也简要学习政治工作课程，使所有干部都重视和参加政治工作，主要内容有政治工作的性质、作用、任务、对象、制度和战时政治工作等。“政治工作就是党的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政治工作的任务是巩固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政治机关是党在部队的办事机关”等论点，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文化教育课，1941年5月开始的这一期，只安排较少的教学时间，学点历史、地理常识。1942年4月开始的一期，首先是举办了为期3个月的文化预科，教学内容有语文、历史、地理、自然常识、算术等5门课。学员中绝大多数同志没有进过学校门，连什么是五大洲、四大洋、地球围着太阳转的知识都不知道，通过文化课学习增长了知识，大家感到学习文化很需要。
培养对象中，来自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同志没有很好整训即投入了敌后斗争的游击战争环境，新参军的同志较多，不同程度地存在游击习气和散漫现象。为此，根据革命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遵照第2师领导关于建设正规化军队的要求，第8分校很注意强化行政管理，从日常生活的养成中实现正规化的要求。尤其是对以下几个方面抓得很紧。
军容风纪，要求整洁一致。不允许不打绑腿、歪戴帽子、不扣风纪扣、被服和内务散乱等现象的存在。我患肺结核病吐血刚好，听说晒晒太阳有好处。有一次我解开上衣晒太阳，领导说不雅观，要我作了纠正。起居休息，遵守时间，要令行禁止，分秒必争，雷厉风行。全校听到号声，各队听到哨声，就立即行止。队列操练，要求动作逼真。稍有马虎，就严加纠正。甚至队前讲话，也要挺着胸部，两腿蹲着，不准乱动。
时刻准备应对紧急情况。师的领导要求机关也要“战斗化”。罗炳辉师长要求培养关于处置紧急情况的能力。为此，学校经常搞紧急集合，特别是抓夜间和拂晓的紧急集合。每周一次的班务会议，成为正规化养成教育检查、讲评的主要内容。
总之，从军人举止抓起，从严治校，培养正规化的作风．是第8分校的重要特点。当然也曾经有过要求过头的地方，但得到了及时纠正。总的说，效果较好，对促进部队正规化建设和培养战斗作风，起了积极作用。
到第8分校学习的同志，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为了发挥学校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除狠抓党员的思想教育外，坚持每周一次党日活动，召开党的小组会，检查思想，学习党的文件。当时反复学习的文件有《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做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等，并联系实际，深入讨论。坚持半月一次党的支委会和党的支部大会，检查和总结工作，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有话当面说，不背后议论。
为吸取皖南事变的惨痛教训，贯彻党中央关于增强党性决定的指示精神，和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修养等著作中的基本思想，在党课教育、课外读书、党的各种会议以及毕业鉴定中，都强调党性锻炼和思想意识修养。为了党的事业，能够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生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党员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反对自高自大、个人英雄主义、风头主义”；“反对抬高自己、打击别人的剥削阶级意识”等观点，在大家的思想上打下了较深的烙印。
三
第8分校很注意培养优良的作风。尤其注意培养理论联系实际、艰苦奋斗团结友爱的作风。
学校领导要求在校学习的干部，认真贯彻执行学习要联系实际、指导行动学习理论的目的全在于应用的原则。对学到的理论，受到的教育，不但要认清政治方向、奋斗目标，还要指导日常的实际。表扬有的同志为贯彻正规化的要求，不顾受过伤、身上有残疾的困难，在行军、操练中，不请假、不掉队、不叫苦，克服困难的精神。对那些嘴巴上夸夸其谈，行动上不对号，遇到不如意的事怪话连篇的人，则进行严肃批评教育，促其改正。
处于敌后斗争环境的第8分校，生活很艰苦。虽然第2师首长对分校学习的同志很关怀，伙食标准比部队略高，但仍然过着艰苦的生活。例如，行军都要背背包，自己的被服、用品全由自己背；上课、开会、听报告，都坐着1尺多长的一个小木凳；长途行军，全靠两条腿。这对连以上干部学员来说，还有个颇不习惯的困难：在部队有通信员或警卫员照顾生活，团级干部还配有一匹马，一到军校，这些都取消了，生活全要自理，行动靠两条腿。为了对付敌人的“扫荡”，进行拉练演习，反“扫荡”的长途行军，转移式的短途行军，每年都要搞若干次。但全校同志都很理解，一声不吭地经受着艰苦的考验，没有叫苦的。年龄较大的同志，还有个克制婚姻问题。团干部中的一些同志，有的已30岁出头，当了团政委，还没有结婚。但大敌当前，环境不允许，他们都默不作声，响应党的号召，“咬紧牙关、渡过黎明前的黑暗”，制约着自己的思想行动，并且毫无怨言。
这些在同生死、共患难的革命战争中走到一起来的同志，深知有福同享、有祸同当、同心协力、同舟共济的道理，具有真诚的团结友爱的心理。到军校学习后，一块生活、学习，更有亲如兄弟一样的感情，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气氛很浓厚。特别在学习、思想互助和日常生活的相互关系中，大家互相信任，坚信对方是善意地对待自己，互相尊重。对对方的意见，虚心接受，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互相交心，能开诚相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在60多人的上干队的学习中，没有遇到过什么吵嘴翻脸、疙疙瘩瘩，甚至互有戒心的情况。而是在亲切融洽、心情愉快的气氛中渡过的。个别脾气不好的同志，对某件事情的看法不一致时，也有“抬杠子”的情况，但事情一过去，谁也没有放在心里。总而言之，都为革命事业，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一块学习，共同进步。这些作风带回部队，加强了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使军校的好作风产生深远的影响。
（来源：《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院校．回忆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