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对我来说，是一个具有转折一时、革命一生的重要时刻。我是浙江宁波人，六岁那年来到上海，住姨母家上学。“八．一三”后，日寇占领上海，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激起广大人民特别是爱国青年的强烈愤慨。在上海中共地下党的影响下，我们利用“租界”这个特殊环境与条件，悄悄地传阅着《西行漫记》、《大众哲学》、《中国怎样降为半殖民地》、《社会发展史》等进步书籍，并积极参加捐款、义卖、募集寒衣支前等抗日救亡活动。随着形势的发展，抗日救亡的烽火越烧越旺。“参加新四军打鬼子去!”的呼声，震荡着每个爱国青年的心。在地下党的教育、帮助下，在1940年我十七岁时，我冲破了藩篱，离开孤岛，投奔新四军。
（来源：《华中抗日斗争回忆》第8辑）
当年在上海法租界里，可以收听到解放区电台播出的抗日救亡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热血歌》、《大路歌》等。每当听到“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时，我就感到浑身热血沸腾，真想插翅飞赴抗日前线，拿起枪杆同敌人拼搏!
由于我经常阅读进步书刊，并同一家出版社通信联系，终被姨表哥发现，告诉了姨父母。他们怕我出走，就把我“软禁”起来，不让我同外界联系。当时，我的姐姐施勇在一家职业学校念书，她通过同学(中共 地下党员)找到去新四军的途径。姐姐和我暗中约定日期，并帮我准备逃离姨父母家参军去。
1940年一个深秋的早晨，曙光初露，家里人还在沉睡。我迅速穿衣起来，蹑手蹑足地移动脚步，手里拎着一双皮鞋，下了扶梯，穿过书房、会客室，经过林荫小径走到两扇漆黑的大门口，穿上皮鞋，飞也似地奔跑着。霞飞路(现淮海路)两旁的梧桐树叶发出沙沙的声音。我的脑海里只有一个意念：千万不能耽误时间，凌晨5点半前，要赶到祥生汽车行会合，由地下党同志护送我们离开孤岛。当我瞧见地下党同志和姐姐已在车行门口时，我心中感到格外喜悦。我们姐妹俩立即乘汽车到北火车站。自车站上布满日本鬼子，如临大敌。他们满脸横肉，杀气腾腾。我暗自提醒要沉住气，不能大意。当我们排队进站时，两个日本鬼子将我的手臂拉过去，强行注射一针什么防疫剂。我们只好忍着，将仇恨埋在心里，进站挤进车厢。这时，送我们进站的地下党同志，正在月台上亲切挥手，目送着我们离去。
我和姐姐紧挨着坐在车厢角落里，火车摇摇晃晃地前进着。按照预定的计划，我们先到丹阳小河镇联络站，找到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再过江前往盐城。中午火车到无锡停车不前，说是铁路不通，我们只得下车。战时的无锡，沿街商店、民房断垣残壁，弹痕累累，满目疮痍，更激起我们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腔愤怒!
我们急于赶路，顾不得腹中饥饿，就跑到开往常州的航船码头买票上船。航船不大，仅坐二三十人，大部分像是生意人，或是走亲戚的。每到一个码头，日本鬼子都查得很严，我和姐姐默不作声地坐在那里，生怕“祸从口出”，招来意外和麻烦。在一个码头上，一群荷枪实弹的日本鬼子和伪军上船来搜查了。鬼子叽哩呱啦的喊叫声，伪军吆喝道：“统统上岸，进行搜查!”大家无可奈何地上岸，听候检查。他们对乘客的衣物箱子乱翻一通，有的用刺刀乱砍乱戮，乘客们万般无奈，敢怒而不敢言。后来，他们又上岸对每一个乘客搜身，才让乘客重新回到舱里，准许轮船开航。船行两个小时，太阳西沉，夜幕笼罩大地，轮船抵达常州。当想到我们两个不满二十岁的小姑娘，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在举目无亲的常州留宿过夜，焦急和恐惧的心情油然而生。幸好姐姐施勇成熟老练，还会观察周围的人群。她悄悄对我耳语说：“依(你)注意到吗?坐在阿拉(我们)对面，穿布衣服的母女俩，看来都是好人。今晚在常州过夜的事，让我和她们讲讲，侬(你)看哪能(怎样)?”我点头赞同。于是，姐姐便凑过身去，同母女俩攀谈起来。姐姐说：“我姊妹到小河镇探亲的，
路过常州无处留宿，世道很乱，我们心里很害怕，可否在你家借宿一夜?”那位和善的中年妇女，见我们姊妹端庄正派，态度诚恳，她一口答应说：“我家离常州尚有十几里路，往返不便；但我有个弟弟在市内一家旅馆里做事，可由我女儿陪你姊妹一起去投宿，保管安全、方便。”从而使我们姊妹俩完全放下心来了。
晚上8时左右，船抵常州码头上岸。我和姐姐谢别那位中年妇女后，跟着她的女儿找她舅舅的旅店。那位姑娘的舅舅为我们三个姑娘安排了一个小房间，里面一张台子、两只凳子，还有一张床，上面罩着一顶四方墨黑的蚊帐。我和姐姐已一天没有吃东西了，真是又饿又累，急需弄点饭菜充饥。突然，听见门外一片喧哗声。这声音使周围的空气都颤动起来了。舅舅悄悄告诉我们说：“旅馆进来一伙子伪军，你们小心，快熄灯睡觉!”我们说等伪军睡着后，要求舅舅送我们到码头等船。舅舅说：“好!”我们钻进又黑又脏的帐子里，象沙丁鱼一样，横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合不拢眼，竖起耳朵听见那些伪军先是划拳喝酒，而后是搓麻将牌的声响，掺杂着邪笑声、咒骂声和戏谑声，一直折腾到半夜才平静下来。于是，我们轻轻推开房门，走到柜台边找到舅舅。他提了一只灯笼引路，说：“快些跟我走！”一直把我们送到开往去丹阳小河镇的轮船码头。多么善良的人啊!在那国难当头、风雨飘摇的岁月里，我们遇到热情相助的常州母女和舅舅，真使人终生难忘!可是，由于我们来去匆忙，临别仅给常州姑娘留赠一张照片和一双皮鞋，连她家的地址和姓名都忘记问了。至今还深感内疚，遗憾若失!
我和姐姐在码头上等到天亮，才买票挤到一条木船上，总算到达小河镇，并按照预定的接头地址，在一条小巷子里，找到一家小酒店姓赵的联络员，他让我们到里屋坐下。不一会，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服务团团长朱哲夫同志到小酒店里，对我们说：“这里不能久留!”他便立即带着我们出发，步行几十里路，到达十六旅旅部。朱团长在路上说：“近半个月来，我们几乎天天到小河镇码头等候你们，非常担心路上出事。刚才，我还到码头等过你们哩!”我们听了非常高兴，又很感动。
当晚，我们姊妹俩参加了服务团举办的联欢晚会，第一次看到部队同志表演的精彩小节目，他们还拉我们唱歌。我和姐姐就合唱了一首《渔光曲》，凑凑热闹，表示一点心意。
不久，我们和五位伤病员一起跟随“江抗”的军峰同志，并由一个地下交通员引路渡江。
在一个黑朦朦的夜晚，我们一行坐上两条小木船渡江，为了躲开敌人的巡逻艇，只好绕着水路走。第二天早晨，抵达江北岸边，再到黄桥镇。当时，新四军刚打下黄桥，大街小巷热气腾腾，战士们唱着章枚同志谱曲的《黄桥烧饼歌》：“黄桥烧饼黄又黄嗳，黄黄烧饼慰劳忙嗳，烧饼要用热火烤嗳，军队要靠老百姓来帮。同志们呀吃个饱，多打胜仗多缴枪嗳!”欢乐的歌声表达了军民鱼水之情，深深地感染了我们的心。
军峰同志让我们在黄桥休息两天再走。黄桥刚解放，根本没有招待所，军峰同志设法弄来一堆又破又脏的旧棉胎，没有架床就睡地铺，天气已很冷了，我们除从家里带出来的毛衣、旗袍外，别无他物，冷得吃不消，只好将那条破烂棉絮拉盖在身上。怕什么?《西行漫记》里说过，长征路上的老红军还要苦哩!就这样，我们带着笑意进入了梦乡。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我们到达了中共中央中原局和华中总指挥部所在地——盐城，并迅即前往抗大五分校校部队列科报到，填了表格，办了入学手续，我和姐姐分配到女生队，军峰同志先分在二大队七中队，后转到五中队。
我们进抗大五分校后，开始过着新四军战士的生活了，脱掉旗袍，穿上军装，扛起步枪，第二天早晨就到操场出操。抗大的生活很艰苦，一天三顿包米糊糊、山芋干充饥。不久，日寇飞机轰炸，我们一面要上课一面还要防空，还要“打野外”去。大家非常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参加军事训练，生活虽艰苦，但精神却很愉快。在那寒风刺骨的日子里，我们精神抖擞地出操、演习、行军、站岗放哨……
历史是最好的生活教科书。那段难忘的战斗历程，转眼已过去四十五个春秋了。物换星移，当年走向革命生活的情景，却依然清晰地印刻在我记忆之中，催人奋进，勉我更新。我将沿着党所指引的革命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走向光辉灿烂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