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涵同志去世已30多年了，凡是在部队做过学校工作的同志，每忆起她总是十分怀念。她那宽广博大的胸怀，温和刚毅的性格，冷静成熟的思想，热诚亲切的情感，感染着别人，温暖着别人，令人难以忘怀。
（来源：《抗大四分校校史资料选编》）
在战争年代我和一涵曾两次共事，结下了深挚的情谊。第一次是在皖南新四军教导总队。1938年我从浙江到武汉，长江局决定我到新四军去工作，于是我带了一批医护人员于7月底到达新四军军部，我分配在直属教导总队工作。教导总队肩负着在革命发展的形势下为部队培养军事、政治、文化干部的任务。总队长由军部副参谋长周子昆兼任，教育长冯达飞，训练处长薛暮桥，政治处主任余立金，组织科长刘先胜，宣教科长邱一涵，锄一奸科长梁国斌。总队驻地皖南泾县中村，那是一个富有江南色彩的地方，山峦重叠，溪流交汇，云雾缭绕，绿树葱茏，风景十分秀丽。乡间的清鲜空气和教导总队蓬勃的革命精神，吸引着长期在白区工作的我。在那里，我认识了一涵同志，和她一接触就留给我良好印象。她是经过长征的军中女杰，早在20年代就参加革命，有丰富的部队政治工作和实际斗争经验；她是袁国平的夫人。然而，在她身上找不到傲慢情绪与特殊感。而有的是一种温文尔雅柔中有刚的气质。她热情亲切，平易近人，主动为我介绍总队的情况。我被分配到训练处任主任教员，讲授《社会发展中》．一涵对政治教育是有丰富经验的。长征以前在江西时期，她就任瑞金九堡“彭杨学校”(为纪念彭湃、杨殷烈士命名的军事学校)和红军学校的政治教员。长征到延安后，在抗大总校担任过政治主任教员。她常鼓励我教好《社会发展史》，她认为，这是确立革命人生观重要的、关键的课程，只有懂得社会发展观规律，才能坚定革命的决心，坚持革命道路，明确革命目的。她的介绍对我很有启发，她担任教导总队宣传科长，面向十个连队：一至四队为南方八省坚持三年游击战的班、排干部；五至七队为来自沪、宁、杭等地的知识青年；八队为女生队；九队是上干队；外加文化队。她把抓好总俱乐部的工作作为重点，着力开展连队的宣传、文体工作。总俱乐部有20多位干部，都是来自上海等大城市的知识青年，具有文学、音乐、戏剧、美术、体育等专长，如音乐家毛中玉(俱乐部主任)，郑山尊(指导员)，戏剧家沈西蒙、辛之，诗人陈亚丁，画家胡士杰等。知人善任，待人以诚，处事以公，是一涵突出的特点和优点。她对人谦虚、诚恳、平等，能团结各种类型的干部，发挥各人之所长。她尊重别人，关心别人，乐于帮助别人。因此，赢得了干部们对她的尊敬，在她领导下，齐心协力做好工作，总俱乐部设在一个宽大的祠堂里，四壁画着巨幅的红军长征和三年游击战争的组画，十分宏伟壮观。总俱乐部的干部经常深入连队，教唱革命歌曲，组织球类比赛。排练节目，指导出好墙报等，把连队搞得有声有色。每到军部参加大会，最活跃的是教导总队，各队歌声荡漾，你拉我唱，此起彼伏，震动了山谷幽林。总队的球类比赛搞得也很出色。1939年3月周恩来副主席莅临皖南，在短促的逗留中，曾专程到中村观看教导总队的篮球比赛。
1939年初,组织科长刘先胜调往前方工作,一涵接任组织科长，我任宣教科长。当时的组织工作，包含干部、党务方面的工作内容，一涵最善于做人的工作，她重视考察了解干部，掌握新老干部和外来知识分子干部的思想特点，按照党的政策团结、使用他们。当年在教导总队担任大队长的张日清、教导员彭德清、队长杜屏、干事唐炎等同志，对一涵关心干部，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的务实精神至今印象很深，都称她为“邱大姐”。组织科干事陈念棣，调往机炮连当指导员，余志新调到地方当政指，她都同他们亲切谈话，鼓励他们努力工作，并指点工作方法。唐炎同志深有体会的说：“邱大姐工作细心耐心，能及时解决问题。”一涵重视建党工作，通过党课和个别教育提高群众的认识，端正入党动机，把发展党的工作立足于提高思想觉悟上。
1940年，我奉命调到江南指挥部工作，与一涵分手。1941年1月7日，发生了震惊中外、惨烈悲壮的皖南事变，袁国平在敌我殊死斗争中壮烈牺牲了。一涵失去了最亲密的战友和杀人，她受到了突然的、沉重的打击，陷于无尽的悲痛之中。她与袁国平相识于1928年，1929年结为伴侣，婚后感情深笃。一起转战于湘赣和中央苏区，后来参加长征。1940年，军部召开“三八”妇女节大会，会上表彰三对模范夫妇，有：袁国平和邱一涵，薛暮桥和罗琼，朱镜我和赵霞君。他们互敬、互爱、互助、互谅的精神在皖南军部传为佳话。袁国平牺牲，一涵的哀伤是极其深重的，幼儿皖郎在关山千里之外的湖南老家，战火相隔，杳无音讯。她以坚强意志战胜个人的不幸，把全部思想感情献给革命事业，把无限深情寄托给同志和战友。对每个同志充满友爱是不易做到的，只有具有崇高信仰的人才能做到，而她做到了。
我与一涵第二次工时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双十协定》签订后，中央号召全党全军为争取和平民主努力，同时保持清醒头脑，警惕内战危险。为争取解决国共争端，中央命令苏南部队撤至苏北。1946年4月，新四军军部决定，四师雪枫军政大学(原抗大四分校，为纪念彭雪枫将军更名为“雪大”)、苏中公学、华中随营学校，合并成立华中雪枫大学，地点在江苏宝应高邮县之间的界首与汜水镇。粟裕兼任校长，我任副校长，教育长是吴咏湘，政治部主任邱一涵，副主任许或青、余伯由，生产供应处处长杨恺。三校干部来自淮北(豫皖苏地区)、苏中、苏南，六个大队3000多学员有从江南北撤的地方干部，有来自蒋管区的知识青年，有前方来的排连营级干部，有起义军官，还有一部分团以上干部。由于教职员工来自四面八方，我和一涵等校领导思想上明确：必须团结一致，同心协力，才能贯彻办校方针，完成教学任务，实现训练目标。对干部的配备使用坚持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原则。当时，校领导一班人思想统一，行动一致，关系融洽，因此保证了机关和各大队、连队干部团结一致，整个学校朝气蓬勃。在一涵任政治部主任时，以部内四位科长(马云涛、卢华、杜越凯、毕德林)完全以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工作做得很有起色。学校成立后，粟裕来校视察对我们的工作作了肯定。他称赞一涵是一位好政治部主任。粟裕对她的表扬是有根据的，抗日战争时期，她是各抗日军政大学中唯一的女政治部主任，在抗大四分校工作几年，培养了一支好的干部队伍，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为部队输送数以千计的学员，政治思想素质是好的。这与她坚强的政治工作领导是不可分的。在界首时，我和一涵同住在一个院子，我和徐真住东边，她住西边。她把彭雪枫的遗子小枫接在身边，由她照顾。在内战时期，袁国平、邱一涵与彭雪枫在一方面军三军团工作时就结下了深厚友谊，袁国平牺牲后，雪枫写信安慰她。以后她到四师在雪枫领导下工作，雪枫既是领导又是她的挚友，对她十分尊重关心。雪枫1941年至1944年给他爱人林颖的信中多次提到一涵，要林颖关心她，亲近她、慰其寂寞和减其悲伤。雪枫壮烈殉国时，性格坚强的一涵，得知噩耗后，曾与林颖相抱恸哭。英雄有泪不轻弹，失去一个亲密的挚友和理解自己的领导，对一涵同志也是一次沉重打击。以后，她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安慰林颖，要求林颖用坚强意志对待个人的不幸，鼓励林颖化悲痛为力量。由于林颖在工作中无法照顾孩子，她就把小枫接到身边，像对儿子样照顾他，每天吃过晚饭后，工作再忙她都要抱抱亲亲小枫，逗他玩一玩。那时小枫只有两岁左右，正摇晃着起步。我与一涵在“雪大”相处很友好。以后，她因病经华中军区批准去上海治病。行前，她不顾重病在身，还念念不忘学校的工作。
全国解放后，我们在南京重逢，同庆胜利。那时，我在军事院校，她在地方工作，虽然在不同岗位，但时常见面，我常去她那里作客。革命胜利了，她的生活仍然十分简朴清苦，平时粗茶淡饭，吃点豆豉炒辣椒，牛肉丝炒萝卜，平时爱吃炒黄豆。对来往的同志却总是很热情地招待。1954年她罹患肠癌，手术时已临晚期，老同志们听到这个消息都黯然神伤。1956年冬，得知她病危，我去医院看望她，她对我说想吃家乡的炒黄豆，第二天我们就送给她，她勉强地吃了几颗。那时，她的生命已经垂危，癌症把她折磨得消瘦极了，她紧握着我的手，一切尽在不言之中。11月2日，我接到了她病逝的噩耗。11月5日，我参加了她的葬礼，葬礼是肃穆、庄严的，人们排着整齐的队伍，踏着沉重的步伐，怀着无穷的哀伤，与一涵最后告别。
一涵在人间只有48个春秋，她的一生是短促的。但是，她把青春年华和整个生命贡献给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她是永生的。她的思想，她的品德，她的意志，她的作风，以及她为部队学校政治工作作出的贡献，是永远会被后人所学习，所纪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