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旅行团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少年儿童的革命团体。
（来源：上海市新四军暨中华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东北三省后，又要向我国全面进攻，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不但不团结人民起来抵抗，相反的，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不抵抗主义，对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却施以血腥镇压。中国共产党不顾国民党的反对，高举团结抗日的旗帜，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保卫祖国，将日本侵略者赶出去。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江苏省淮安县创办了新安小学，该校校长汪达之同志，在陶行知先生的支持下，积极响应我党抗日救亡的号召，不顾国民党的多方刁难和限制，毅然率领校中小朋友，走出学校，向全国各地去进行抗日救亡宣传。
这批孩子，身无分文，却志怀祖国，忍着冻饿，靠贩卖进步书刊维持最低生活，又利用进步书刊，组织读书会，宣传抗日救亡思想。他们的行为，感动了上海进步的爱国人士，帮助他们捐来了一套电影放映工具和一些宣传抗日的影片。他们背着这些，走到穷乡僻壤，每到一处，农民听到电影这一新奇的玩意儿，都奔走相告。每次放映时，远近数十里的群众都跑来观看，这样就大大的扩大了宣传效果。新旅在农村放映电影，一律不收费用。在城镇放映时，每人也只收一分钱。如遇有穷苦观众，连一分钱也不收，只要他们喊一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就可以入场。如果是青少年，唱一支救亡歌曲，也可以免费进去。这是多么生动活泼而又带着童稚天真的入场制度啊!
新旅历时十七年，行程五万里。团员们在参加新旅时年龄最小的只有七、八岁，大的也不过十六七岁。为了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孩子们不顾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忍饿挨冻，走南闯北，奔走呼号，这是多么罕见的惊人毅力和崇高的革命精神啊！
1985年7月，中共桂林市委召开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专题党史座谈会，邀请当年在桂林从事抗日工作的同志，重返桂林，回忆抗战时期桂林的工作，会上同志们都提到了新旅在桂林的许多动人往事。
1938年，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后，许多著名作家，艺术家云集桂林，因此桂林当时被誉为文化城。新旅当时在桂林是一支特别引人注目的宣传队伍。他们年龄小，宣传形式活泼多样是一个重要原因；另外就是他们敢于创新，敢于攀越的精神，使人敬佩。如新旅演出的大型舞剧《虎爷》，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大型舞剧，已经载入我国舞蹈发展的史册。这个舞剧就是这批孩子在著名舞蹈家吴晓邦的训练下演出的。演出的成功，轰动了桂林。这对那些故意贬低新旅，说这批孩子只不过是唱唱歌，放放电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人，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1941年，国民党顽固派又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皖南事变”。一股萧杀的阴凤，将凤和日丽的桂林刮得阴云密布。我党为了保全力量，将一些著名进步人士和革命文化团体，有计划有步骤地纷纷由桂林撤退。组织上决定新旅秘密转移到新四军苏北根据地。
为了避免敌特的耳目，动身前将全团人员分散到各有关地方去隐蔽一下。
这正是个睛暖暮春的下午。斜阳从远山峰顶上晒到我的房间。我正在和两三个同志商量什么。忽然新旅的两个小姑娘岳荣烈和陈明走了进来，她们上身穿着毛线衫，下面穿着有背带的蓝色工装裤。一进来，就叫了声：“杜大哥!”因为新旅的小朋友们是经常来的，所以
我没在意，只是随便招呼了一下，还是继续谈着。过了一会，我看到她们两人在旁边嘀嘀咕咕，好像有点什么事情，我就将客人打发走了。她们看见客人一走，就马上走近我身边。我已记不清是谁说的：“杜大哥，我们今晚睡在你这里好吗?”我一楞，接着我才发现她们每人带了一个背包。
“出了事吗?”我问。
她们点点头，接着又摇摇头，轻轻地说：“要撤退啦!”
听了这话，我倒不惊讶，因为这一时期，我们天天都在研究这个问题。
第二天朦朦亮的时候，她们就悄悄地走了。
解放后，当我在上海再看见新旅团员们的时候，他们都已经是经验丰富的青年干部，或是卓有成就的文学艺术家了。新旅的十七年，是不平凡的十七年。他们将自己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他们是在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中锻炼和成长起来的。
如今，半个多世纪已经过去了。过去新旅经历过的城市乡村、山山水水中的老乡们，一定还会记得，在那烽火连天，离乱家国的时候，一群背着背包的孩子，曾在那里奔走呼号，鼓动人们团结起来，把敌人赶出去的动人情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