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立于1929年6月的江苏省淮安县新安小学，当年作为南京晓庄师范普及农村教育、实现生活教育的一个实验基地，由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兼任校长。第二年，陶先生委派晓庄师范学生汪达之来教书并担任专职校长。
1937年1月23日，我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市）随由陈波儿率领的上海妇女儿童绥远前线将士慰劳团到百灵庙前线慰问，发现慰劳团中有曹维东、张俊鑫、左义华等三位儿童代表都是新安旅行团的团员。他们不辞辛劳，深入前线部队进行慰问活动，给傅作义将军留下深刻的好印象。
卢沟桥事变以后，我在同年10月底到过太原采访，11月份从山西战场上撤退，继访问延安。12月23日，我从甘肃平凉到宁夏的旅途中，经过宁夏的中宁县（又名宁安堡）时，出乎意外地又遇见了汪达之同志和新安旅行团的小朋友们。当时我身穿棉布军装，外罩羊皮大衣，骤然相见他们已不能辨认，没有招呼我。但我早就一眼认出汪达之同志，叫了他，使他突然惊喜交集，同我握手、拥抱：他激动地说：“想不到在宁夏遇到你。上海失守以后，我们日夜想念上海的朋友们。陶先生还远在国外，你听到有关他的消息吗？他什么时候可以回国？”
我说：“你们立志要走遍祖国大地，在旅途中总会遇到新闻记者的。当我在10月份离开上海的时候，听说陶先生还在美国做对外宣传工作。我想，他就要回国了。你们一路上过得生活怎么样？”他愉快地说：“一路上放映国难电影，教唱救亡歌曲。拜群众做老师，在广大群众中接受教育，也在群众中做宣传教育工作，散布抗日救亡的种子，我们正在实行陶行知先生所提倡的国难教育。在旅途中我们有时骑牲口，有时搭便车，但大部分时间靠自己迈开两条腿走路。社会即学校，一路上我们都在进行学习。乡亲们对我们都热情照顾，小朋友们个个都精神奋发，健康和愉快。”讲到这里，我所搭乘的那辆军用卡车按起喇叭来了，我急忙同他们握手道别。他们看我纵身跃上卡车，新安旅行团全体团员当场合唱《打回老家去》这支歌曲，热情欢送。卡车开动了，我向他们挥挥手。他们不久将赴甘肃兰州，我默祷他们旅途平安。
1938年6月底，新安旅行团从兰州、西安到达武汉，受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热烈欢迎，由第三厅厅长郭沫若主持欢迎会并致欢迎词。他首先说，周恩来副部长原定亲自来参加会议的，临时有事来不成了，就由他来代表热烈欢迎新旅等四个宣传团体前来参加保卫大武汉的抗日群众宣传活动。三厅的田汉、胡愈之等都出席了这次会议，我在汉口《新华日报》上曾报道了这条消息。但是我从7月初开始被报社派赴武汉外围前线，采访战地消息，有关新旅在武汉工作的情况，只有从报上见到。武汉失守以后，11月底我和他们又在桂林握手重逢。
桂林一度成为抗战大后方的文化城，《救亡日报》《大公报》《扫荡报》《广西日报》、国际新闻社、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南方办事处、生活教育社总社、桂林文化供应社等新闻出版单位和文化团体都在这里艰苦奋斗，新安旅行团的到临，又增添了一支朝气蓬勃的生力军。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领导人李克农同志对新安旅行团的小朋友们热情关怀，经常到新旅驻地去看望他们。有一次，他约我去访问汪达之同志和新安旅行团。他在路上告诉我：“你别看他们年纪小，经过一段时期做群众工作的锻炼，他们善于利用一切社会关系，注意社会化，已经交了许多朋友，得到广大的同情和支持，把统战工作做活了。”12月份，日寇曾对桂林进行几次连续大轰炸，新旅积极发动并组织当地中小学师生开展反轰炸的宣传活动，又配合生活教育社同志在著名的七星岩天然洞口进行“岩洞教育”。
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新安旅行团被迫转移到新四军苏北抗日根据地继续工作与学习。他们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为中国人民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将永垂史册，成为我们努力学习的精神财富！
（来源：上海市新四军暨中华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