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的春节刚过，一位18岁的少年，从他的老家安徽省繁昌县大有圩，独自来到了江苏淮安新安小学。
他就是徐志贯，后来改名叫徐之光。他穿一身半新的学生装，高高的个子，留着分头。
那白皙的长方脸上，有一双浓眉和乌黑的大眼睛。见着谁，他总是眯眯一笑。
“咦！你还有颗大金牙呀！”小同学张早最先发现了什么秘密似的叫唤起来。
“小调皮！金牙又怎么啦？”他用手往张早的脑袋顶上一按，顺手从后往前抹了下来。张早倏地闪开了。
那时候，有钱的人时兴包金牙。可他这只金牙，却是根治牙病才装的。金子是富有的象征，而谁富有，谁就可以高人一头。徐之光不愿人们这么看他，就总想把他那只金牙藏起来，可是只要他开口一笑，细心的人一眼就能察觉到他是装了金牙的。
他对汪达之先生说：“把这颗金牙换掉吧！”汪先生笑笑说：“又不是太显眼，何必又去花那份钱呢？算了吧。”
1934年寒假的时候，他还在济南念高中，再过一个学期，就可以考大学了。在20世纪30年代，全国还没有多少大学；不管北方还是南方，几家有名的大学，多半是外国教会办的。学生念完高中，还能念得起大学的人很少很少，能念得起教会大学的人就更少。徐之光的学业成绩很好，完全有能力考取大学。他家又是繁昌县上等水平的地主，家里很富有。他是父亲最疼爱的小儿子，所以，只要他愿意，想从家里要多少钱，都是容易的，何况上大学深造呢。
可是，徐之光没有走升学的路，却私自跑到淮安，到这个连固定学制都没有的贫穷的新安小学，甘当一名基本学生。
徐之光一到新安小学，顿时成了学校的一大新闻。当时，新安小学的基本学生已经有了十几个人，从年龄最大的21岁的朱金山，到我们几个十二三岁的小同学。谁也不会想到，像徐之光这样来自富有家庭，自己马上就要跨进高等学府的人，却背着家庭，跑到这里来和我们“同学”。这自然是件大新闻了。
在生活会上，汪先生向大家介绍他的时候说：“徐志贯同学，我们早就认识了。”他笑眯眯地说：“快10年了吧？那时你小学二三年级？”徐之光说：“汪先生是我的第一位启蒙老师，要不，我也不会找到这里来了。”他是到安庆找到汪先生后，才决定来新安小学的。
1926年前后，汪先生曾在农村教乡村小学，那时候徐之光就是他们的学生了。
那是中国革命浪潮风起云涌的时代，革命的新思想、新潮流，到处传播起来，徐之光所在的那所“新林小学”的青年教师叶启宽、陈仕奇、汪达之等，也对学生讲起了“耕者有其田”，农民收获归自己才能翻身等道理，这给童年的徐之光留下了深刻印象。
徐之光的妈妈是个贫农的女儿，3岁死了母亲，9岁被送到徐家当童养媳。因为出身卑贱，深受种种苦难。徐之光很爱妈妈，对妈妈的身世深表同情。他看到妈妈的遭遇，目睹周围穷人的苦难，便在心灵上埋下了要背叛这个地主家庭的种子。
12岁的徐之光小学毕业之后，就在家乡办起了农民夜校。他要把自己学到的东西、明白的道理再教给农民。但是，他的爸爸不允许，逼着他进了芜湖的广益中学读书。
广益中学是教会学堂。凡是外国教会办的学校，在旧中国的身价自然也就高，许多人以能进这样的学校为荣。可是徐之光却和洋人老师闹翻了，他这才跑到济南去读书。
“九一八”，接着又是“一二八”，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进攻，大片国土相继沦丧，全国人民要求抗日救亡的浪潮一日高似一日。北平的学生组织示威游行，要求出兵抗日。随之天津、上海、武汉……各大城市都纷纷响应，济南自然也不例外。
爱国的、革命的思潮，不断地冲击着少年徐之光。封建的地主家庭，却逼着他念书，升学，做官。
徐之光苦闷之中，找到了汪达之。他倾诉了自己的一切，要求断绝和地主家庭的关系，参加汪达之将要组成的新安旅行里，到全国各地去，为唤起四万万同胞共同抗日而奋斗。汪达之对他说：“你要做的事，可以不要家里赞成，但你要到哪里去，还是应该说一声，尽量把关系处理好了，就到淮安来吧！”
他到新安小学没有几天，就和大家混熟了。
我们睡觉，是在楼板上放一张芦苇席，硬邦邦的。冬天楼房漏风，冷风逼人。
我们吃饭，要自己轮流去做。早晚餐大半是玉米面糊，炒黄豆或煮黄豆当菜，中午是玉米面饼加一碗缺少油水的青菜豆腐。如果吃上一餐大米饭，或者自己磨一次豆浆喝，那就是大大改善生活了。喝的水，要到一华里以外的运河里去抬。吃的蔬菜，全靠自己种。总之，生活中的一切，全靠自己动手。别说做饭、种菜这些事要花很大的力气，而且它也有许多知识和技术。像去运河里抬水吧，肩头从没压过扁担的人，只要抬上一趟，肩膀也能压得红肿起来。至于种菜要刨菜畦、挑大粪、戽水、浇灌等等，不但劳动强度大，而且不会干的话，就要闹出许多笑话来。就是抬了一桶大粪，也能溅上一身臭水。我们原以为，这一切徐之光是难以适应的。只要过些日子，他就会觉得苦了，那时他就会走的。可是，他很快都适应下来了。这样一来，无论是几个年龄较大的同学，还是小同学，人人都很尊重他。这不仅因为他生活、劳动能和大家打成一片，文化程度高，还因为他的思维敏捷，遇事主意来得快，处理问题也有魄力，和每个人都很亲近，深得大家的信赖。汪先生对他也比较器重。这样，他很快就成为基本学生中的核心人物了。
汪先生的主要助手
1935年秋天，“新旅”筹建工作完成了。9月底，旅行团决定在辛亥革命纪念日出发。在汪先生的倡议下，“新旅”正式组成了三个人的团务干事会，由两个年龄最大的同学，朱金山和20岁的纪宇作团务干事，徐之光被推举为总干事，汪先生自己任“顾问团员”。从此，他就成了汪先生的主要助手。
徐之光在“新旅”工作了5年。这5年，“新旅”走遍了半个中国的广人城乡，既是取得巨大的社会影响和抗日宣传工作成绩的5年，也是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刁难、压迫，直至要收编或解散相威胁作斗争的5年，是战胜重重经济困难，自力更生取得胜利的5年。在这段时间里，徐之光全力协助汪达之，带领“新旅”全体人员，坚持了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宣传工作。在实际斗争的锻炼中，也使自己在政治上日渐成熟起来。
1936年夏，他深感自己要做好革命工作，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不行的。他知道党在领导着团体，但在团体内部如果建立了党的组织，不是就能更好地保证党对团体的领导吗？可是，到哪里去找党呢？他凭自己的政治敏感，断定在上海经常指导“新旅”工作的国难教育社的丁华、王洞若，就是代表党来领导“新旅”的人了。可是，当他向王洞若提出自己的意愿时，却受到了一次很严肃的批评。王洞若对他说：“我也知道共产党抗日最坚决，做好抗日工作，要有它的领导。可是，除了苏区以外，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像你这般乱撞，不光自己的脑袋危险，你们这个团体在社会上还能存在下去吗？”
这一批评的背景，据王洞若1938年在武汉时说，那时上海党组织，在遭到敌人严重破坏之后，正处在紊乱之中，连他自己也找不到上海组织了。徐之光在当时当然不可能了解这些，他只认为，这只是我们自己的入党条件不够，今后要更加多多努力罢了。从此，他更加小心谨慎了。
“新旅”第一任党支部书记
1937年冬天，他终于实现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他取得汪先生的赞同之后，秘密地由甘肃平凉潜赴陕甘宁边区庆阳，向特委黄欧东报告了“新旅”的情况，提出了建立党支部的请求。黄欧东派牟永春来团后，在“新旅”团内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徐之光也成为这个支部的第一任支书，直到他去延安工作为止。
1940年春天，正是“新旅”在桂林顺利进行工作的时候，国民政府军委会桂林办公厅要求，“新旅”全体人员应该和政府的其他公教人员一样，必须在半个月左右时间里集体参加国民党。
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指示，由王达之和另一名非党团务干事纪宇参加国民党加以应付，以此来掩护整个团体的工作。李克农也考虑到徐之光在总干事岗位上已工作多年，出头露面很多，因而同意了徐之光本人的请求，调离“新旅”，去延安学习。这样，徐之光在1940年的春天，乘坐八路军办事处的汽车，从桂林经重庆、西安去延安了。
久别重逢在北京
23年后的一天，我在北京又见到了他，我们畅叙了阔别20多年后的一切。这时，我才知道，他到延安以后，在中央青委做了巡视员，经过中央党校学习之后，迎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随军来到了热河，任过赤峰市的区长、热衷专属的秘书主任。1949年，在全国人民欢庆埋葬蒋家王朝的欢呼声中，他又随军到了江西，先后担任了从县长一直到省计委负责人的工作。那一次，他是来出席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的。
熟悉徐之光的人都说，他对党的工作，从来都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去努力完成的。由于他肯动脑筋，刻苦学习和钻研，在工作中注意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善于和群众打成一片，做深入的调查研究，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提高很快，在经济建设工作上有“活算盘”之称。这一切，同他在“新旅”5年里任领导工作受到的锻炼是分不开的。
在“十年动乱”中，听说他的肋骨被“造反派”打断了7根，经过多年的折磨，染了一身重病。1972年恢复工作时，他的肺结核和肺气肿加肾炎已经发展得很严重了。但他仍然带病坚持工作，担任了重点新建企业——燎原化工厂的党委书记。在““四人帮””的严重干扰破坏之下，要保证如此巨大的工程迅速建成，其难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但他仍然带病和工人劳动在一起，同甘共苦，终于战胜重重困难，完成了建设和生产任务。他也因此在1976年因过度劳累而去世。
（来源：上海市新四军暨中华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