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7月，新旅从安庆乘长江招商局的客轮抵达上海。在“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的领导下，上海人民抗日救亡运动，如同黄浦江的波浪滚滚而来。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深入人心，而国民党反动派则加紧和帝国主义的勾结，采取高压手段，镇压救亡运动。新旅到了上海，立即投入到这场斗争的洪流之中。
（来源：上海市新四军暨中华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
吹起小喇叭，哒的哒的哒，打起小铜鼓，得隆得隆咚。
新旅住进民光中学，这里便经常飞出一阵阵歌声。晚上，我们学唱救亡歌曲，第二天，我们便到附近去教学生、工人。每逢星期天，我们还要参加刘良模先生主持的抗日救亡歌咏晚会，和各歌咏团体共同学习新歌，交流开展抗日歌咏运动的经验。
冼星海那时刚从巴黎留学回来，每星期都要到新旅来两次。当他穿着咖啡色西装，拎着小提琴的身影一出现，学校里的空气便立刻活跃起来，团员们簇拥着他走进教室，教室里早已坐满等着学歌的人。
一天晚上，我们和往常一样，坐在教室里。十分钟过去了，半小时过去了，还不见冼星海同志到来。冼星海同志一向是十分准时的，从来没有迟到过，会不会发生意外呢?我们一次又一次到校门口迎接，但每次都扑了空。
随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冼星海向志走进教室，累得气喘吁吁。用小起，同学们，我来迟了。”他掏出手帕，擦了下脸上的汗水说，“我刚作了首新歌，修改了许多遍，总感到没有把人民大众的感情表达出来。这样改来改去，天就黑了。”
说完，他在黑板上抄下了《救国军歌》。抄完以后，冼星海同志以激昂的声音唱了一遍。歌声是那么富有感染力，立即把我们吸引了。于是，我们随着他的指挥。放声高唱起来。
冼星海同志时而拉着小提琴伴奏，时而拿起指挥棒指挥。他是那么专注，似乎他的一切都集中在指挥棒上。有时他又侧耳细听，然后走近黑板，把曲子作一点修改。冼星海同志对自己的作品要求是多么严格啊!这一天，一直教到深夜十点多钟才散。临结束时，冼星海同志再三叮嘱我们：“曲子还要修改，请你们到学校、工厂教唱时，代我征求他们的意见。”
除了冼星海同志以外，任光、孟波、麦新同志也来新旅教过歌。艾思奇、孙冶方、骆耕漠和洪深同志都来给我们上过课。回想当年的情景，我们常常激动不已。为培养新旅幼苗，老一辈的文艺家和学者付出了多少心血啊!
10月19日，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传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鲁迅与世长辞了!
上海沉浸在悲痛之中。想起读过的《彷徨》、《呐喊》、《阿Q正传》……鲁迅这些不朽的著作，新旅的团员们为失去伟大的导师而悲伤。
10月22日下午，为鲁迅先生出殡，我们新旅担任挽歌队。同志们佩带黑纱，迈着沉重的步伐，在年轻的音乐家孟波的指挥下，唱道：
您的笔是枪尖，刺破了旧中国的脸；
您的声音是晨钟，唤醒了奴隶们的迷梦；
在民族解放的斗争里，您不曾后退；
擎着光芒的大旗．走在新中国的前头。
啊，导师! ’
啊，同志!
您没有死，您活在我们的心底!
成千成万的人为鲁迅先生送葬，成千成万的人在街道两旁为鲁迅先生默哀，追悼一个伟大的中华民族的灵魂!
宋庆龄先生在万国公墓主持了追悼大会。
正义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暂时威慑住那些手提警棍的警察、巡捕，然而当送葬的群众三三两两分散回家的时候，躲在角落里的鬼蜮却出动了，指导新旅工作的丁华同志被捕了。
这场人民的葬礼给我们上了终生难忘的一课。
“九一八”事变五周年前夕，地下党组织把许多抗日传单交给我们去散发。这是党组织对我们的信任与考验。我们两人一组，分成数批，到南京路上去散发。
因为“九一八”临近，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租界的工部局都出动了大批便衣，上海全市的空气突然紧张起来。我们大家乘着夜色，分别到公共租界、法租界几处闹市，在报童和报贩的协助和爱国群众的掩护下，把传单全部散了出去。
夜深了，新旅的团员们陆陆续续回来了，大家津津有味地谈论着自己撒传单的趣闻。过了十二点了，还有两个人没有回来，大家心里很着急。这时门一开，曾兆寿跨进来了。没等大家问，他就急切地对大家说，朱金山同志被巡捕房的便衣抓去了。
朱金山被捕以后，在监牢里，他和其他被抓的人一起唱歌，闹得巡捕没法子。过了一天一夜，巡捕房找不到什么证据，只好把他同许多人都放了。
第二天是“九一八”纪念日，新旅的团员们无所畏惧，又参加了救国会组织的反日大示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