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新旅”比较早，约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从上海的报刊上获得他们的消息，非常羡慕。但不敢梦想自己也能出去活动，因为我当时刚成为一家中药铺的店员，没有条件。
我有机会和新旅的同志接触，是在1938年的秋天。抗战爆发，我即投身抗战，1938年10月参加浙江省战时政治工作大队，从浙东步行到浙西前线，我和几个同志被派到安吉县梅溪镇做宣传工作。不多久，有两个客人来看我们。他们自我介绍，说是新安旅行团，从桂林派出来的。一听是新安旅行团的同志，心里很高兴，好像是仰慕已久，尚未见面的朋友突然出现在自己的面前。他们两个一大一小，大的一个年龄和我差不多，叫曹维东，小的是个少年，叫何为。曹维东说他是新旅从淮安出发的老团员。我说，我在上海的报刊上看到过你们的消息。他说，我们的同志写文章．说上海工厂的烟囱，比我们乡下的茅坑还要多。他这个比方，引起在场的人大笑。1938秋正是武汉失守后不久，我们请他讲讲当时的情况。曹维东把新旅参加保卫大武汉，做了哪些工作，讲得既简要又生动，他还说新旅是最后撤出武汉的，现在转到了桂林。桂林总部派他们两人到金华来了解浙江的抗战情况，在金华听到有许多抗日救亡青年，在杭（州）、嘉（兴）、湖（州）前线和沦陷区工作，很感兴趣，所以就赶来了。我们希望他们俩留下来一起干，他说这要回桂林汇报以后才能决定。
约过了一年光景，1939年秋，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浙西行署，把在浙西各县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的青年，调到天目山集训，企图解决我们的“思想问题”。这时，我与曹、何两位又在天目山相遇了。在抵制国民党当局思想同化的斗争中，曹维东有精彩的表现。训练团举行时事辩论会，争议苏联出兵波兰是不是侵略？曹维东和一个姓潘的女同学是主张不是侵略的一方。当着全团四五百个同学和行署官员的面，曹维东列举历史真相，说明苏联出兵波兰是收回失地，不是侵略。他以救火为例，说明苏联出兵起到了防止火势扩大的作用。他说得有理有据，很有说服力，同学们热烈鼓掌表示支持。训练团当局企图利用我们仇恨日本侵略的情绪，引导我们反苏的图谋落空了。我则亲身体会到新旅同志的水平和能力。
我曾经和新旅的一个同志一起工作，那是在1943年春日伪军对苏北盐（城）阜（宁）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的时候。当时我是滨海县（现响水县）情报总站总站长，县里分配来一个少年来当文书，他叫吕恩涛，是新旅于1942年从国民党地区转移到盐阜区以后接受的新团员。由于对敌斗争形势紧张，团里安排他回本县去隐蔽一段时间。他不愿回家当老百姓，要求在反“扫荡”中做些工作，接受考验，县里才分配他到我们这里工作。滨海县境内和周围地方敌伪军的据点多，情报来源多。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党政单位来我们总站要情报的也多。过去限于人力，一般只是口头提供。小吕同志来了以后，他把我编写过的情报用复写纸复写若干份，由来人取回，这样提高了情报的准确程度。他字写得清秀，人家看了也高兴。他成了我们的好帮手。我们相处得很好。一天，小吕同志说，他想给我刻个图章。我说现在哪来刻字的东西，刻了也派不上用场。小吕说，材料他会想办法，现在用不着，也许将来会有用呢。我以为他说着玩的，没想到才过了几天，他把刻好的图章拿出来了，刻在半张麻将牌上，刻的是我的签名章。我很喜爱这个图章一直带在身边。到了1949年1月，淮海战役胜利，我军解放蚌埠，我作为蚌埠市军管会的一个成员，在接管敌伪报纸的时候，这个图章派上了大用场。这个图章现在成了我保存下来抗日战争时期唯一的纪念物。
新旅转到苏北以后，做了很多工作，比如，超额完成陈毅代军长委托的组织十万儿童支援新四军抗日的任务。他们实际组织了十七万多人，还培养了许多儿童工作干部。又如，黄克诚部队解放淮阴城的时候，新旅的许多同志参加战斗，做火线鼓动工作。战斗一结束，新旅的范政等同志立即赶写出《淮阴之战》大型话剧，在祝捷大会上演出，受到广大军民的热烈欢迎。
在解放战争期间，我曾和新旅的张牧同志一度共事，当时我任新华社苏北分社的代理社长。分社在十二纵队建立前线支社，纵队宣教部的负责人张牧同志兼任支社副社长的职务。他和支社的三位记者——陈清伦、戴煌、胡捷工作得很好。胡捷同志在盐城保卫战中深入火线采访，负伤牺牲，我们都很痛惜。
我虽然对新旅知道得比较早，接触比较多，但对新旅的认知还是比较浅的。近来我读了林铭纲同志送我的《烽火五万里——回忆新安旅行团》这本书以后，才有了比较全面，比较深刻的了解。
我觉得新旅的同志爱国主义思想的基础打得比较牢。新安小学是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实践他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教育思想。这个学校面向劳动人民子弟办学，不用政府颁布的公民课本，自编灌注爱国主义思想的国语、历史、地理等教材进行教育。师生关心时事，面对东北沦陷，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处于被灭亡的关键时刻，国民党政府仍坚持对日不抵抗政策，新安小学的师生激于义愤，他们要组织起来，走向社会，去唤起民众，共赴国难。在这个背景下，得到陶行知和中共地下组织的支持，新安旅行团诞生了。他们在宣传鼓动别人的同时，自己也加深了对社会现状的了解，提高了自己。
新旅的同志有团结奋斗，战胜困难的传统。新安小学办学的思想先进，但学校的经费十分困难。教师不领薪水，困难的时候连伙食也难以为继。为了把学校办下去，有的教师到别处工作，拿了工资寄回来支持学校。有的教师典当、出卖自己的衣物来维持师生的生活，常以玉米面和自种的蔬菜充饥。他们有了这方面的锻炼，才能很有决心地说，出去以后，即使讨饭，也要宣传爱国。
陶行知先生把他母亲过世后，从人寿保险所得的50元。托人买来旧的小型电影放映机和发电机。通过电影界进步人士要来《一·二八沪淞战地写真》等几部电影拷贝。还买了《义勇军进行曲》等唱片和幻灯机。学校挤出10元现款加上从社会上得到的赞助，一共50元就上路了。
这个民间的爱国团体，自1935年10月从淮安出发。到1942年转移到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六七年中，其中约两年左右经周恩来同志的帮助，争取到国民党方面的一些经费以外，都是靠他们自己筹划的。他们起初是卖报纸，接着得到邹韬奋先生的支持，让新旅代售生活书店出版的书刊和国难地图，所得利润支援新旅。他们受到上海文化界的欢迎，请他们派人参加拍摄儿童电影。他们或在书店出版儿童读物，或给报纸刊物写文章，所有收入均由集体用来维持低水平的生活。他们有些宣传活动是要收费的，但比较灵活，在内地边远地方放电影的时候，每人收三个铜板（约一分钱），有的小朋友没有铜板，只要喊一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也就可以进去看了。
新旅在抗战开始前，到处宣传国难，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敌。开始抗战后，宣传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转移到抗日根据地以后，参加新四军，直接参加战斗，直到解放战争胜利，建立新中国。先后长达十多年，始终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实践中学政治，学文化，学艺术，学动员组织群众的本领，为国家做出大贡献。为国家培养了许多政治、文化、艺术和新闻工作干部，成为我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
现在我们国家富强了，教育普及了，人民过上了好日子。当然不必再像当年新旅那样去做，但他们那种热爱祖国，为国家存亡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仍然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学习的。因为天下并不太平，我们要有忧患意识。为此，我们也应加强对学生的政治教育，让同学们了解形势，了解社会，养成热爱劳动、热心助人的好习惯，把他们培养成为能担大任的人才。
（来源：上海市新四军暨中华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