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先白:少奇同志在淮南

发布时间:2024-01-31 16:10   本文被浏览过:

太平集会议讲话
       1939年11月,刘少奇、徐海东同志带领一批干部从中原局所在地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出发,来到安徽省定远县山黄家江北指挥部所在地。到后不几天,他就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少奇同志。会上介绍他是中原局书记胡服同志,来领导我们的。胡服这个名字,在党内是很出名的。当时我略微知道少奇同志在抗战开始后担任北方局书记,领导建立了华北抗日根据地;以后在中原局时又创建了新四军豫皖苏支队(即后来的第6支队)。
       他在这次干部会上主要谈了当时华中的形势、任务和方针。是时,正是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之际。少奇同志指出:我们要坚决反对顽固派的进攻,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扩大革命的武装力量,协同地方党组织放手发动群众,减租减息,组织工、农、青、妇等抗日救国会,使之成为我们的依靠力量。要坚决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向我们的进攻,打退这次反共高潮。他一针见血地批评我们:怕有人说我们是“人、枪、款主义”,是“军阀思想”。他指出,革命的人、枪、款越多越好,为什么不要?他还批判了统一战线中的一些片面思想,即不敢独立自主地发展自己。并批评了过去鄂豫皖的党领导曾经采取“抬轿子”的做法,结果把“广西佬”(指国民党桂系势力)抬到大别山建立“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他们站稳脚跟后,反过来派大兵进攻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建立自己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根据少奇同志这些指示精神,我们对照检查了工作,认识到我团1938年从汉奸土匪手中夺取了元为、庐江两个县城后,同意国民党委派县长,我们却没有一寸土地,没有建立自己的根据地,结果什么也没有,致使当地抗日游击战争发展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这里主要的思想根源就是怕国民党攻击我们破坏统一战线,所以不敢公开建立自己的政权。这次会议使我们提高了全面理解和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认识,明确了战斗方向,要坚决反对顽固派的进攻,十分坚定地确立了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思想。进入1940年春,定远县北部的地方顽固派颜仁毅勾结桂系势力向我们进攻时,我14团就坚决反击,击败敌人,夺取了定远县城,少奇同志即委派魏文伯同志去当县长。我们7团也在南翟的界牌集、王子城一线击败了国民党138师主力的进攻。周家岗,路西地委即派刘鸿文同志去组建滁(县)全辍)县政府,他当县长。我们把缴获的部分枪弹、衣物交给县城的县武装大队,随即越过津浦铁路到路东,开辟路东根据地,一直打到高邮湖畔的金沟,消灭了国民党顽固派保安团的几百人。这次连续作战达几个月之久,部队伤亡大,减员多,有时吃不上饭,还要行军打仗,十分疲惫,但士气始终高昂,夺取了战斗的胜利。这是贯彻少奇同志在太平集会议讲话的精神所争得的赫赫战果。从此,淮南路西、路东的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来,为持续进行抗日战争奠定了基础。少奇同志文选中有两篇文章《坚决反对顽固派的进攻》《建立民主抗日根据地》就是太平集讲话的精神。我亲身体验少奇同志讲话的实质就是要坚持党的独立自主的抗日战争的理论原则,要反击顽固派向我们的进攻,要建立根据地。在抗日战争年代,有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就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保证。
护送少奇同志过津浦铁路
       1940年4月,少奇同志要从淮南路西到路东半塔集,4支队下令要我们7团护送。在组织这次护送任务中,团长秦贤安亲自选派部队、实地探测、选定路线,一一向上级作了汇报,经批准后组织实施,护送方案在实施前绝对保密。择定日期后,由秦团长和我带了一个营和一个侦察排,在岱山铺集合。集合后,又向少奇同志当面作了报告。天黑时我们上了路,急行军80多里,越过张八岭火车站,天拂晓时到达路东根据地的自来桥。一路上没有出差错,只是在过津浦铁路时,因为敌人挖的护路沟又深又宽,马匹过铁路时有困难,为了不惊动敌人,只好慢慢过,因此耽误了一些时间,其余都平安。到达目的地后,我们大家才松了一口气。休息吃饭后,正准备带部队返回路西,这时,少奇同志派人叫我们到他住处去。见面后,他问我们:为什么要在日伪占领区走这么长的路?沿途一带人烟稀少、土地荒芜、杂草丛生、村庄大都破败。在这种环境下,为什么不做伪军和伪保甲长的工作,为什么不争取群众,缩小日伪的占领区,扩大我们的根据地,为什么不争取伪军和伪保甲长中间心向抗日的分子,既为日伪军工作同时又为我们工作的“两面派”呢?我们说,过去在“打汉奸”的政策上有错误,凡是帮敌人做过事的,同时又欺压百姓的人,我们就说他们是汉奸,都列为要“打”的对象,这样造成双方严重对立,工作难以开展。少奇同志说:“我们要坚决打击的是日寇,是死心塌地为日寇卖命效劳的人,其余的人都是我们做工作的对象。伪保甲长中,有的人土生土长在这里,日本人来了,他不应付能行吗?你们的政策思想要改正,回去好好研究,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认为少奇同志说的这番话很有道理,批评得对。回去后,我们立即召开了团党委会,统一思想,想做出了改进工作的措施。规定在铁路沿线活动的侦察人员,除了情报外,都要做群众工作,做伪保甲长的工作,并且增派了工作人员到侦察队去帮助开展工作,寻找部队里面从边沿地带,战士的社会关系,找他们的亲戚朋友,一起做工作。对于在敌伪区为我们做采购的商人,也都开展工作,争取他们同情广泛交朋友。这样,仅几个月的时间,工作就取得了成效。年底,我们就在滁县城西关建立了侦察据点、采购据点,过辨路时不用绕很多的路,就不需要再走那么远的路了。在铁路这激舷过饭,天黑过路,半夜就可以到铁路那边的根据地了。为了应付鬼子,当我们过铁路时,经过我们做工作的伪军也要装模作样放几枪。第二天鬼子来检查,他们就说:新四军昨晚过铁路,敌人多,我们只能放几枪。就这样,应付过去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日伪区逐渐缩小了,我们的根据地逐步扩大了,朋友多了,“两面派”也多了,我们的行动也自如了不少。由于有这些经验,我们地方党和地方武装以后便成立了铁路便衣,专司这方面执行政策和开展工作。到鬼子投降时,实际上,这些铁路路段上我们少许部队白天也可以过来过去了。革命斗争的实践,深深地教育了我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在我们这些人的头脑中,这已经是生了根了。只有坚定不移、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加以具体化,才能推动革命事业不断取得胜利。
 
    (来源:上海市新四军暨中华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
 

分享到:
抗战史上的今天

展览讯息